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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甘肃会宁一带的黄土山峁上覆着薄霜。
红军队伍连续奔袭三昼夜，团长王树功中弹倒在干沟里，右肋入左背出，伤口结了冰。
司号员小赵掐他手腕确认没了气息,战士们脱下军衣垫底,一捧捧黄土盖上去。
掩埋很匆忙,因为后面还有马家军追。
一位背柴的老妇人站在沟坎上,看着这一切。
陈郭氏守寡多年,独子被马家军抓了丁。
去年腊月红军路过她家,帮她挑水还留了半袋粮。
她认得那个团长,右眉上有道疤,当时还笑着说"大娘别怕,我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现在这个人躺在黄土下面,身上的伤口已经开始腐烂。
等红军队伍走远,郭婆下了沟。
她带着磨得雪亮的镰刀,薄如蝉翼那种。
挑开布片的时候,腐肉发出声响,蛆虫在蠕动。
她心里念叨:"娃,你干净地走,下辈子别再遭罪。"
镰刀一点点割掉腐肉,用雨雪水擦洗干净,脱下自己的棉袄包裹好。
最后插了根酸枣枝做记号。
第二天马家军搜山,问她见没见红军。
郭婆把镰刀藏在灶膛里,手臂流血也不吭声。
夜里她挖了个龛,供上那块染血的粗布,点香磕头。
说实话,那时候谁也不知道这场仗会打成什么样,但她觉得这个人不该就这么烂在土里。
腊月下大雪,郭婆找不到那根酸枣枝了。
她跪在地上扒雪,一直扒到指尖失去知觉。
找到以后,掰了半个玉米面饼子,一半埋土里,一半自己啃。
雪像给他盖被子,饼子像把往事化开。
开春她用红军留下的籽种了三株向日葵。
每天提水浇灌,絮絮叨叨跟土堆说话。
向日葵长到一人高,花盘沉甸甸的。
她炒熟了瓜子,装在布袋里送到义学,跟校长说:"让娃们记得,有人替他们死了。"
校长不太明白,但看她认真的样子,就给孩子们分了。
有个学生问这瓜子为啥有股土腥味,郭婆说:"因为是从血里长出来的。"
这话听着瘆人,但孩子们记住了。
很显然,那个年代的西北,活着本身就是件难事。
马家军在甘肃地区对红军围追堵截,很多战士连名字都没留下就埋在了黄土里。
郭婆不识字,也不懂什么大道理,她只是觉得这个人帮过她,现在该她做点什么。
1949年会宁解放,郭婆去问王树功的下落。
翻遍名册没有这个人。
她失落了好几天,后来请求部队填平那条干沟:"别让人再踩着他。"
平地上盖起了小学,命名"树功小学"。
开学典礼那天,郭婆把那把镰刀交出来,对孩子们说:"好日子是割掉腐肉才长出来的。"
校长把镰刀挂在校史室,旁边写着这句话。
本来想让她讲讲当年的事,但她摆手:"讲不清,就是觉得该做。"
后来每年清明,孩子们去她家门口扫墓,她总要看看谁戴了红领巾,谁没戴。
没戴的她会念叨:"你们这些娃,忘性大。"
郭婆活到97岁。
临终前让人背到小学门口,看着操场边的向日葵说:"看,他们都在。"
她葬在小学后山,坟头朝东。
每年清明孩子们扫墓,坟头的向日葵年年开,籽粒饱满,像浸过血,又像浸过光。
无奈之下,我们只能用这种方式记住那些没留下名字的人。
1936年到1989年,53年时间,一个寡妇用镰刀、向日葵和玉米饼完成了一场漫长的告别。
她不懂什么叫革命,也不知道什么是信仰,她只是觉得这个人不该烂在土里,好日子不该忘了是怎么来的。
树功小学现在还在,校史室里那把镰刀锈迹斑斑。
每届新生入学,老师都会讲郭婆的故事。
有学生问:"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老师说:"因为有些事,不做就过不去。"
说到底,历史不全是宏大叙事,更多时候是一个老妇人跪在雪地里扒酸枣枝,是一把镰刀割掉腐肉,是三株向日葵年复一年地开。
这些细碎的、沉默的、几乎被遗忘的瞬间,才是一个民族真正的底色。
郭婆临终那句"娃你干净地走"，不只是对一个团长说的,也是对那个时代所有死去的人说的。
她用53年完成了一个承诺:让你干净地走,让后人记得你。
这承诺笨拙、原始,却比任何纪念碑都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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