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连续加班30天没请假，迟到2分钟被辞退，老板懵了，我，人已走|加班费|劳动仲裁|孙经理|孙莉|老板|请假|辞退

凌晨三点十七分，写字楼十七层的灯光，只剩下我这一个格子间还亮着。屏幕的冷光映在脸上，像一层惨淡的尸蜡。手指在机械地敲击着键盘，修改着设计稿上第不知道多少遍的细节——一个按钮的圆角弧度，从3像素调到2.5，再调回3，甲方那个秃顶的项目经理在邮件里说“感觉不对，要那种高级的圆润感”。去他妈的高级圆润感。我盯着屏幕，眼球干涩得仿佛能听到摩擦的沙沙声，太阳穴的血管在突突地跳，带着一种钝痛，提醒我已经连续三十天，没有在凌晨两点前离开过这张椅子。

我叫林深，二十七岁，在这家名叫“锐创”的所谓互联网新锐设计公司，干了快三年。职位是高级UI设计师，听起来光鲜，实际上就是一块哪里需要往哪搬、还得自带燃烧属性的砖。尤其是最近这个“启明星”项目，老板赵永康不知道从哪个犄角旮旯拉来的野路子客户，钱给得抠搜，要求却多如牛毛，朝令夕改是家常便饭。项目组原本五个人，两个月内跑了一个，病倒一个，怀孕一个回家保胎，剩下我和一个刚毕业的实习生小张。于是，所有的压力，像一座不断增高的垃圾山，轰然倾泻到我一个人身上。

三十天。整整三十天。我没有请过一天假，没有过一个完整的周末。手机里和女朋友苏晓的聊天记录，停留在半个月前她问我“周末能不能去看那部新上映的电影”，我回了一个“在加班，下次”。没有下次了，三天前，她发来最后一条信息：“林深，我觉得我们需要冷静一下。你心里只有你的工作，你的老板，你的甲方。我累了。” 我没回，不是不想，是不知道能回什么。解释加班是迫不得已？说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奋斗？连我自己都觉得苍白可笑。我的未来，似乎就困在这十七楼，困在这闪烁的屏幕和无穷无尽的修改意见里。

父母打来的电话，我永远是在电梯里、厕所里，或者一边盯着屏幕一边“嗯嗯啊啊”地敷衍。“注意身体，按时吃饭。”他们总是这么说。按时吃饭？我的晚饭通常是便利店冷掉的饭团，或者泡面，在屏幕前匆匆扒拉几口，继续干活。胃早就开始隐隐作痛，靠抽屉里常备的胃药撑着。身体？感觉像一台过度磨损、零件松动的机器，全靠咖啡因和意志力强行运转。

老板赵永康，四十出头，梳着油光水滑的背头，喜欢把“狼性文化”、“拥抱变化”、“为公司创造价值就是为自己创造未来”挂在嘴边。他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各种鸡血标语和所谓的“业绩曲线图”。每次开会，他都会用那双精明的小眼睛扫视我们，声音洪亮：“年轻人，不要怕吃苦！现在拼一把，未来都是你们的！你看我当年……” 接着就是一段他如何熬夜、如何搞定难缠客户、如何抓住机遇的“光辉历史”。我们私下里叫他“赵扒皮”，因为他总能以“项目紧急”、“客户重要”、“公司处于关键期”为由，把加班合理化、常态化，并且绝口不提加班费。合同里模糊的“弹性工作制”和“项目奖金”，成了他无限榨取时间的尚方宝剑。

这三十天里，我不是没想过反抗。但房贷每个月准时扣款，父母的体检报告上开始出现一些小问题，苏晓虽然提了冷静但还没说分手……生活的重担沉甸甸地压在肩上，让我那点想要拍桌子辞职的勇气，每次刚冒头就被现实掐灭。我只能告诉自己，再忍忍，等项目结束，拿了那虚无缥缈的“项目奖金”，也许就能喘口气。

昨天，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我终于把“启明星”项目的最终版设计稿，连同长达五十页的说明文档，打包发给了甲方对接人和赵永康。发送成功的那一刻，我整个人瘫在椅子上，像一滩烂泥。看了眼时间，凌晨四点零五分。窗外还是浓稠的黑暗，但我知道，天快亮了。我决定，今天，无论如何，我要请假。我要睡一个完整的觉，从白天睡到黑夜。我要去找苏晓，哪怕只是在她楼下站一会儿。我要去医院看看我的胃。

这个念头支撑着我，像一点微弱的火苗。我关掉电脑，收拾东西，脚步虚浮地走出公司。打车回到租住的公寓，连衣服都没脱，倒在床上就失去了意识。

再醒来时，是被手机闹钟吵醒的。下午一点？不对，我设置的闹钟是上午九点，为了以防万一需要去公司处理突发问题。我抓过手机，屏幕上的时间赫然显示：上午九点零二分。闹钟响过了，我睡得太死，完全没听见。而今天，是周二，正常上班日。

心脏猛地一缩。迟到了。虽然按照赵永康的“弹性工作制”，加班到凌晨四点，上午晚点来理论上也说得过去。但我知道，赵永康的“弹性”只针对加班，不针对迟到。尤其是，今天上午十点，有一个他向投资人汇报的例会，可能需要我准备一些资料——尽管他昨晚（或者说今早）收到最终稿后并没有任何指示。

疲惫像潮水般再次涌来，但更多的是焦虑。我挣扎着爬起来，用最快的速度洗漱，套上衣服。镜子里的人脸色灰败，眼窝深陷，胡茬凌乱，像个逃犯。我顾不上这些了，抓起背包就冲出门。

地铁还算顺利，但我低估了早高峰的余威和自己的身体状况。从地铁站跑到公司楼下，再等电梯，冲进十七楼玻璃门时，我瞥了一眼前台旁边的打卡机——九点三十二分。

迟到了两分钟。

前台小姑娘看了我一眼，眼神有些奇怪，没像往常一样打招呼。我顾不上多想，径直朝我的工位走去。心里盘算着，如果赵永康问起，就说昨晚（今早）交完稿太晚，身体不适。他总不至于……

“林深！”一个冰冷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是人事经理孙莉，一个永远妆容精致、表情刻板的女人。她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踩着高跟鞋“嗒嗒”地走过来，停在我面前，眼神里没有任何温度。

“林深，你迟到了。”她陈述事实。

“孙经理，我昨天加班到凌晨四点，把‘启明星’项目的最终稿全部完成了。今天身体有点不舒服，所以……”我试图解释。

孙莉抬手打断了我，声音没有一丝波澜：“公司考勤制度明确规定，一个月内无故迟到三次，或单次迟到超过半小时且无正当理由，属于严重违纪。你今天迟到，并且没有提前任何形式的请假申请。”

“我这不是无故迟到！我加班……”

“加班是工作安排，迟到是个人纪律问题。”孙莉再次打断，语气公事公办到冷酷，“而且，赵总今天上午的汇报会非常重要，需要你提供的部分数据支撑，因为你不在，造成了很大困扰。赵总很生气。”

我心里一沉，果然是因为这个。但我昨晚发稿后，他并没有说要准备数据啊！

“孙经理，赵总并没有通知我需要准备……”

“林深，”孙莉不再听我解释，直接打开了手中的文件夹，抽出一张纸，递到我面前，“这是公司的决定。根据《员工手册》第三章第五条，以及你近期的工作表现，公司决定，即日起解除与你的劳动合同。这是解除通知，请你签收一下。”

白纸黑字，标题刺眼：《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理由一栏写着：“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考勤纪律）及未能及时完成工作任务，给公司造成重大损失。”

我捏着那张纸，手指冰凉，微微颤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一种荒谬绝伦的、几乎要冲破胸膛的愤怒和想笑的冲动。连续加班三十天，每天平均工作十六个小时以上，熬干了心血，熬垮了身体，熬丢了爱情，最后，因为交完所有工作后、疲惫过度迟到的两分钟，被扣上“严重违纪”、“造成重大损失”的帽子，辞退？

“孙经理，”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异常平静，甚至带着点嘲讽，“‘未能及时完成工作任务’？‘启明星’项目的最终设计稿和文档，我在今天凌晨四点零五分，已经全部发送到赵总和甲方指定邮箱。你可以现在去查邮件。‘造成重大损失’？请问造成了什么具体损失？是因为我迟到两分钟，导致赵总汇报时少了几页PPT吗？那几页PPT，他昨晚可没说要我准备。”

孙莉的脸色僵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刻板：“这是公司的决定。具体原因，通知书上已经写明。请你配合办理离职手续，今天之内清理个人物品离开。工资和补偿会按法律规定结算。”她特意强调了“按法律规定”，仿佛是一种施舍。

我知道，跟她说再多也没用。她只是执行者。我抬起头，目光越过她，看向走廊尽头那间挂着“总经理”牌子的办公室。门关着，但我知道，赵永康就在里面。他或许正透过百叶窗的缝隙，看着这一幕，享受着他作为老板的“权威”和“决断力”。

“我要见赵总。”我说。

“赵总现在很忙，没空见你。”孙莉挡在我面前。

“是吗？”我笑了笑，那笑容一定很难看，“那麻烦孙经理转告赵总一声。他的决定，我收到了。字，我不会签。手续，你们按流程办。我，人已走。”

说完，我不再看她，也不再看周围那些或同情、或惊讶、或事不关己的同事目光，转身回到我的工位。我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愤怒地摔东西，或者大声控诉。我只是平静地，开始整理属于我个人的物品。一个用了三年的保温杯，几本专业书籍，抽屉里私人的文具，还有窗台上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苏晓送的，我忙得经常忘记浇水。

我的动作不慢，但有条不紊。期间，孙莉就站在不远处看着，像监工。实习生小张想过来帮忙，被她一个眼神瞪了回去。

东西不多，一个纸箱就装完了。我抱起纸箱，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困了我近三年、耗尽我热情和健康的格子间，屏幕已经黑了，像一只沉默的眼睛。

然后，我抱着纸箱，走向电梯。经过前台时，那个小姑娘低下头，假装忙碌。电梯门打开，我走进去，转身。孙莉还站在那里，面无表情。电梯门缓缓合上，将锐创公司，将赵永康，将过去三年的一切，隔绝在外。

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抱着纸箱，去了最近的一家咖啡馆，要了杯最浓的美式。坐在靠窗的位置，阳光很好，照在身上暖洋洋的，但我心里一片冰封的冷静。我拿出手机，开始操作。

首先，我登录了公司的工作邮箱和所有相关协作平台（幸好离职手续还没办，权限暂时还在），将过去三个月，尤其是“启明星”项目期间，所有的工作沟通记录、邮件往来（包括赵永康和甲方那些朝令夕改、经常在深夜和凌晨发出的指令）、加班打卡记录（公司自制的加班申请系统，我每次都被要求提交）、工作成果交付记录，全部截图、录屏、打包。特别是昨天凌晨四点零五分发送最终稿的邮件发送成功截图，以及之后没有任何新工作指示的记录。

接着，我翻出手机里的录音。是的，录音。从半年前开始，因为赵永康经常在非工作时间打电话布置任务，或者开会时说出一些明显违反劳动法的话（比如“年轻人不要总想着八小时工作制”、“项目奖金看表现，但加班是表现的基础”），我就养成了重要通话和会议时悄悄录音的习惯。原本只是想保护自己，没想到真的用上了。我筛选出最近一个月，能清晰证明超强度加班、无休工作、以及赵永康模糊加班费承诺的录音片段。

然后，是工资流水。我打印了最近一年的银行流水，上面清晰显示，每月到账的只有合同约定的基本工资，没有任何一笔名目为“加班费”或“项目奖金”的入账，尽管我们每个月都被要求提交大量的加班申请。

最后，我整理了一份简洁但有力的时间线文档，用事实和数据说话：连续三十天加班情况统计（日均工作时间）、完成的具体工作量、因迟到两分钟被辞退的通知书照片、以及公司方无任何证据证明的“造成重大损失”的指控。

所有这些资料，我整理成一个逻辑清晰的电子文件夹，备份在云端和个人硬盘。

做完这些，咖啡已经凉了。我一口喝干，苦涩的味道直冲喉咙，却让我更加清醒。

我打开微信，找到那个几乎没联系过的、在大学法律援助中心实习时认识的学长，他现在是一名专攻劳动纠纷的律师。我把简要情况和部分关键证据发给了他。

学长很快回复：“证据很充分。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且长期未支付加班费。可以主张赔偿金（2N）、补发加班费，如果证据确凿，还可能主张未休年假工资等。需要我帮你发律师函，还是直接准备仲裁材料？”

我想了想，回复：“先发律师函吧。发给赵永康和公司法人。措辞强硬点，把我们的诉求和依据的法律条款列清楚。给他一天时间回应。”

“明白。马上处理。”学长效率很高。

放下手机，我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人群，第一次感觉到，呼吸是顺畅的。这三十天压在心口的巨石，那两分钟带来的荒谬屈辱，并没有消失，但它们正在转化成另一种力量——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用规则反击规则的力量。

我知道赵永康会是什么反应。他大概以为我会哭诉、会哀求、会忍气吞声地拿着一点点补偿走人。他习惯了我们的忍让，习惯了用“大局”、“未来”来绑架我们，习惯了在法律的边缘疯狂试探。他可能根本没想到，那个看起来沉默寡言、只知道埋头干活的设计师林深，会悄无声息地收集了这么多证据，会如此果断地寻求法律途径。

律师函是在下午四点左右发出的。我坐在咖啡馆，想象着赵永康收到邮件时的表情。惊讶？愤怒？还是不屑一顾？

五点半，我的手机响了。是一个陌生号码，但归属地是本市的。我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