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明朝灭元：从纸币盘剥到内陆通道的关闭
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北逃上都，标志着蒙古帝国在东方的统治终结。这场政权更替的深层意义，在于结束了元朝以纸币制度对南方生产区的变相经济盘剥。
元朝继承南宋发行纸币，建立了一整套货币体系。中统元年（1260年），忽必烈发行“中统元宝交钞”，以白银为本位，规定中统钞二贯兑换白银一两。其后又发行“至元宝钞”等，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全国性纸币制度。然而，这套制度存在根本缺陷：一方面，元朝疆域辽阔，贸易规模远超历代，需要庞大的货币供应；另一方面，国内白银储量有限，每年开采仅三十万两左右，不足以支撑纸币发行。更重要的是，元朝处于一个跨区域的全球经济体系中——货物要销往周边国家和欧洲，这些地方不接受纸币，必须支付白银；蒙古四大汗国的贵族需大量赏赐白银；与西亚、欧洲的贸易长期处于逆差。这就导致白银源源不断流出，而纸币始终留在国内。
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元朝印钞约0.147亿锭，按一锭五十两白银折算，相当于7.35亿两白银，而当时全国白银存量估计仅1.5亿两左右，货币贬值约4.9倍。为此，元廷实行钞法改革，改印“至元钞”，规定其价值是中统钞的五倍，与白银兑换比例仍为一锭五十两——官方承认物价已上涨五倍。至天历二年（1329年），发行中统钞0.165亿锭、至元钞0.37亿锭，合计代表白银约27亿两，而全国白银存量仅1.8亿两左右，物价腾涌十余倍。到元末，价格较元初上涨二十倍，纸币制度彻底崩溃。这场货币危机成为元朝灭亡的重要经济原因。
从元末起义看，起义军有意无意打中了蒙古人经济治理的软肋。首先黄河发水断了南北的货流，没有货流，单纯的纸币循环最终是要崩溃的。其次农民起义最早的举动就是“烧钞车”，老百姓看到元朝政府从北方拉来大批纸币，已经知道这是要那纸换老百姓商品了，因此就发动大伙焚烧这些纸币，也不再使用这些纸币。再次朱元璋集团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子方略，恰恰是打中元朝政府以货币之虚控南方经济之食的关键。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深知纸币滥发之害，却仍于洪武八年（1375年）发行“大明宝钞”，面值分一贯、五百文、四百文等。之所以沿袭纸币，一是因为政府需要控制货币发行权，二是因为经过元末白银大量外流，国内贵金属存量严重不足。但大明宝钞同样没有准备金，发行之初即开始贬值。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杭州诸郡商贾“不论货物贵贱，一以金银论价”，宝钞一贯仅折铜钱二百五十文。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两浙、福建、两广出现“钞法不通”的局面，两浙市民甚至“以金银论价”。洪武三十年（1397年），朝廷重申“禁民间无以金银交易”，违者以奸恶论处。但禁令徒劳，宣德初年，民间交易“惟用金银”。
正统元年（1436年），明英宗“弛用银之禁”，允许江南田赋折银征收，史称“金花银”改革。这一决策标志着官方承认白银的货币地位。正统十三年（1448年），宝钞一贯仅折铜钱二文，仅为面值的五百分之一。成化二年（1466年），宝钞已成“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的废纸。白银取代宝钞成为主币，铜钱退为辅币，货币白银化基本完成。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全球贸易通道发生了根本性转移。蒙古帝国曾建立横跨欧亚的驿站网络，从中原经中亚可直达地中海。但随着元朝崩溃、奥斯曼帝国崛起，陆上丝绸之路受阻。永乐年间（1403-1424），明朝作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策：郑和七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率船队两万七千余人首次出航，抵达爪哇、苏门答腊；永乐五年（1407年）第二次下西洋，抵达暹罗、满剌加；其后五次持续至宣德八年（1433年），最远抵达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摩加迪沙）。船队规模之大、航行之远，世界罕见。
然而，郑和的航海始终是“朝贡体制”的延伸，以“颁正朔于域外”、招徕远人为目的，而非探索新世界、建立商业网络。宣德八年（1433年）第七次下西洋结束后，明廷内部斥下西洋为“弊政”——兵部尚书项忠曾言“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归，于国家何益”。大型船舶退出印度洋，历代在亚非海域积累的优势地位丧失。就在中国主动放弃海洋的同一世纪，欧洲开始了大航海时代，人类历史从内陆时代转向海权时代。
二、欧洲的裂变：蒙古遗产与大航海的到来
蒙古西征对欧洲的影响远非单纯的征服与破坏。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远征打破了东西方阻隔，拉开了人类全球化的序幕。
蒙古西征使四大发明中的火药与指南针传到西亚，进而传入欧洲。十三世纪中叶，蒙古军在叙利亚被马穆鲁克骑兵击败，阿拉伯人从中获取火药技术，随后传入欧洲。马克思曾言：“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纸和印刷术使昂贵的羊皮纸废弃，为欧洲文艺复兴提供了物质基础；指南针使远洋航行成为可能；火药则摧毁了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城堡和骑士阶层。
蒙古西征同时打破了欧洲的封闭状态。从1240年代起，蒙古人征服罗斯诸公国，前锋抵达波兰、匈牙利。1241年，蒙古军在利格尼茨战役中大败波兰-德意志联军，在穆希战役中歼灭匈牙利主力。整个欧洲陷入“蒙古恐惧”，迫使他们对新技术采取接纳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伊利汗国为与金帐汗国争夺高加索地区，积极寻求与欧洲基督教世界的联盟，促进了东西方科技与知识的流动。阿拉伯世界的天文学、数学知识，以及中国的医学、绘画、审美观传入欧洲。
《马可波罗游记》对东方世界的描述，使欧洲人对契丹（中国）的富庶向往不已。书中称日本（时称“黄金之国”）拥有无限黄金，皇宫以金砖铺地。这种描述激发了欧洲人对东方的想象。十四至十五世纪，欧洲本土银矿如捷克库特纳霍拉、德国施瓦茨等相继枯竭，而蒙古帝国奠定的白银贸易网络使欧洲长期处于贸易逆差，白银持续外流。到十五世纪中叶，欧洲面临严重的白银短缺。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开始向海洋寻找出路。葡萄牙王子亨利（1394-1460）在萨格里什角建立航海学校，培养航海人才，收集地理知识。1488年，迪亚士抵达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坚信从欧洲向西航行也能到达中国，率船队西航，意外发现美洲。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抵达印度卡利卡特。1519-1522年，麦哲伦船队完成环球航行，证实地球是圆的。
欧洲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对世界的海洋征服。葡萄牙人1509年在第乌海战中击败阿拉伯-印度联合舰队，1510年占领果阿，1511年攻占满剌加（马六甲），控制了连接太平洋与印度洋的马六甲海峡。西班牙人则占据菲律宾群岛，将吕宋变为殖民地。1494年，葡萄牙与西班牙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以佛得角以西370里格为界划分势力范围；1529年又签订《萨拉戈萨条约》，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瓜分整个世界。世界从此进入海权时代，而明朝对此几乎毫无察觉。
三、葡萄牙东来与天主教再传：南京教案始末
正德六年（1511年），葡萄牙人攻占满剌加，控制了马六甲海峡。正德八年（1513年），葡萄牙商人欧维士首次抵达广东珠江口屯门。正德十二年（1517年），葡萄牙国王派皮雷斯率使团抵达广州，获准进入，但因礼仪之争和满剌加苏丹向明朝申诉葡萄牙侵占其国，使团最终被驱逐。此后葡人在闽浙沿海走私贸易，屡与明军冲突。
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以“借地晾晒货物”为名，通过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获准在澳门登陆。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葡萄牙人正式入居澳门，每年向明朝缴纳地租五百两白银。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欧洲人的“租界”。中国人称葡萄牙人为“佛郎机”，这一称呼源自阿拉伯人对欧洲天主教徒的称谓，被赋予“侵略者”的色彩。
就在葡萄牙人立足澳门的同时，天主教第三次传入中国。万历十一年（1583年），耶稣会士罗明坚、利玛窦在葡萄牙商人帮助下进入肇庆，获两广总督陈瑞许可居住。利玛窦采取“适应政策”：学中文、穿儒服、习儒家经典，以西方科学知识（天文、历法、地理、数学）吸引士大夫，同时竭力掩盖与葡萄牙人的关系。他绘制《山海舆地全图》，向中国人展示世界地理，特意将中国置于地图中央，称欧洲与中国“相距十万余里”，以消除中国人对传教士可能是侵略者的疑虑。
利玛窦的路线取得成功。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他与同伴庞迪我获准进京，向万历帝进献自鸣钟、西洋琴、圣经、十字架等物。万历帝允许其在北京居住传教，赐宣武门内东首一座。此后，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士大夫相继受洗入教，天主教在士人阶层迅速传播。
然而，传教士与葡萄牙人的关系始终是无法切割的命门。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南京礼部侍郎沈㴶连上三疏，弹劾传教士王丰肃等人，引发“南京教案”。沈㴶的核心质疑是：“彼来者，无父母之命，无媒妁之言，无商贾之引，无官府之凭，其何能至哉？既称去中国八万里，其赀财源源而来，是何人为之津送？”同年十二月，南京官府逮捕王丰肃、谢务禄等十三名传教士及一批教徒。审讯中王丰肃供认，传教经费“俱自香山澳送来”，经澳门葡萄牙商人转交。这证实了中国人长期的疑虑：传教士背后站着佛郎机。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二月，万历帝下诏：“王丰肃等立教惑众，蓄谋巨测，可递送广东抚按，令其归国。”传教士被押解广东，驱逐出境。南京教案虽未全面禁教，但“传教士是侵略者”的观念由此形成，清初延续了这一认知。
值得注意的还有民间宗教的“共振”现象。元朝时，景教曾在华传播，随元亡而消失。明中叶以后，随着天主教重新进入中国，白莲教等民间宗教也在底层社会活跃起来。两者虽教义不同，但在组织形式（秘密结社、家长制、对抗官方权威）上形成呼应。正德、嘉靖年间，白莲教起义频发，与天主教传播在时间上的叠合，加剧了官方对“异端”组织的防范心理。
（四）白银货币大循环：从中国流向欧洲到回流中国
明朝的货币变迁，必须置于长时段的白银全球流动中理解。这涉及两个关键阶段：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白银流向欧洲，以及十六世纪后美洲白银流入中国。当蒙古帝国时期白银流入欧洲，推动欧洲价格上升，劳动者工资提升，价格进一步上升，货币购买力下降，陷入贫穷。当明朝建立，大量白银流回中国，西方陷入钱荒，而中国则白银过剩物价飞升。
第一阶段：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白银流向欧洲
元朝建立后，蒙古四大汗国与元朝保持着紧密的政治经济联系。忽必烈时期，元朝每年向伊利汗国、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等蒙古宗王赏赐大量白银。以忽必烈中统年间为例，仅赏赐诸王白银一项，每年即达数十万两。除赏赐外，蒙古贵族在中原拥有封地，从封地收取的白银大量流向各汗国。更重要的是，元朝处于全球贸易网络中，与西亚、欧洲贸易长期处于逆差——中国出口丝绸、瓷器，进口香料、珠宝、皮毛，这些都需要用白银支付。
这种白银外流的规模相当惊人。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时，元朝印钞代表的白银价值已是国内白银存量的近五倍，至天历二年（1329年）更膨胀至十五倍。这组数据可以反推白银外流的规模——纸币在国内流通，而白银大量外流，导致支撑纸币信用的贵金属持续减少，最终引发恶性通胀。
这些白银流向何方？一部分经陆上商路进入中亚、西亚，一部分经海上贸易流入东南亚、印度，还有一部分最终抵达欧洲。十四世纪前期，欧洲银矿枯竭，货币短缺，而中国白银的输入恰好弥补了这一缺口，为欧洲经济复苏提供了货币基础。当时欧洲人称白银为“东方之银”。
第二阶段：十五世纪的中断与转折
十五世纪，蒙古帝国解体，奥斯曼帝国崛起，陆上丝绸之路受阻。与此同时，明朝实行海禁，限制私人出海贸易，白银外流的通道被切断。然而，此时明朝自身的货币问题爆发——宝钞崩溃后，白银货币化完成，国内对白银的需求激增，但本土银矿产量有限，每年仅三十万两左右，远远无法满足需求。从十五世纪中叶起，明朝出现“银荒”，通货紧缩制约经济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欧洲人开启了大航海时代，意外发现了美洲白银。
第三阶段：十六至十七世纪美洲白银回流中国
十六世纪四十年代，西班牙殖民者在今玻利维亚的波托西发现超大银矿。1545年，西班牙人正式开采波托西银矿，采用水银汞齐提炼法，产量急剧上升。同期，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1546年）、瓜纳华托（1558年）等银矿相继开采。十六世纪下半叶至十七世纪初，西属美洲白银产量占全球百分之八十以上。
与此同时，日本石见银山（1526年发现）、佐渡金山（1601年发现）也进入大规模开采期。十六世纪后期至十七世纪前期，日本年产白银约二百吨，大部分经对华贸易流入中国。
美洲白银的流向主要有两条：一是经欧洲输入中国，二是经太平洋直接运往中国。经欧洲的路径是：西班牙白银运往塞维利亚，支付对亚洲商品的采购，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用这些白银到中国采购丝绸、瓷器、茶叶。经太平洋的路径是：西班牙人从墨西哥阿卡普尔科出发，经马尼拉大帆船将白银运往菲律宾，与前来贸易的中国商人交换商品。这条航线始于1565年，盛于1570年代以后，每年有一至四艘大帆船横渡太平洋，每船载白银一百万至二百万比索（一比索约合白银一两）。1597年，马尼拉大帆船贸易量达到峰值一百二十万比索。
从十六世纪中叶到十七世纪中叶，经马尼拉输入中国的美洲白银约一亿两，经欧洲输入中国的白银尚无法精确统计。加上日本白银约五千万两，百年间流入中国的白银可能超过两亿两。隆庆元年（1567年），明朝在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标志着官方承认民间海上贸易的合法性，也意味着中国正式嵌入全球白银贸易网络。
白银大量流入中国的核心动因是套利机制。以购买力而言，明朝中国白银价值约为其他地区的两倍——这意味着用白银在中国购买商品，到其他地区销售，可获得百分之百以上的超额利润。此外，中国使用称量货币（以两、钱、分计价），而欧洲银币通常并非纯银，以银币等重量折算纯银，依欧洲银币的法定成色标准，还能提供百分之三至八的套利空间。对中国商人而言，与欧洲人贸易的毛利可达百分之百至三百。因此，无论对中国还是欧洲商人，全球白银贸易都意味着多重套利的机遇。
第四阶段：白银流动的断裂与明朝灭亡
十七世纪初，全球白银流动出现重大转折。1601年，日本德川幕府开始限制西、葡商人，逐步推进锁国政策。1618年，欧洲三十年战争爆发，西班牙卷入战争，财政恶化，对殖民地控制削弱。1620年代，荷兰东印度公司封锁马六甲，切断葡萄牙人经印度洋的贸易航线。1630年代，日本进一步锁国，仅允许中国和荷兰商船至长崎贸易。
这些变化导致流入中国的白银急剧减少。运往马尼拉的美洲白银从十六世纪末的年均二十余吨降至十七世纪三十年代的十余吨，崇祯年间进一步减少。而此时明朝正值内外交困：辽东战事爆发，需大量军费。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到泰昌元年（1620年）不足三年间，朝廷向辽东输送军饷超过两千万两，大部分从南方而来。海量白银投入人口稀少、农业欠发达的辽东，引发灾难性输入通胀——米价较萨尔浒之战前上涨六倍，军士陷入“抱金而死”的境地。
白银断流与财政支出激增的双重挤压下，明朝出现严重的“白银荒”。崇祯三年（1630年），户部奏称“九边饷银缺额二百余万两”。崇祯十一年（1638年），刑科给事中李如灿奏：“今之世，有谷而无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记载，崇祯末年，江南“米价每石一两二钱，而民有谷无银，至于弃米而去”。白银流动的断裂，最终成为压垮明朝财政的最后一根稻草。
小结
明朝的全球嵌入是一场深刻的悖论。它结束了元朝以纸币盘剥南方生产区的历史，却以更被动的姿态嵌入全球白银循环——十三至十四世纪，中国白银流向欧洲，支持了欧洲的经济发展和文艺复兴；十五世纪，通道中断，明朝陷入银荒；十六至十七世纪，美洲白银经太平洋和欧洲两路回流中国，使明朝成为全球白银的“终点站”。然而，这份嵌入是被动的、充满隐患的：白银的流入规模取决于美洲矿山的开采量、西班牙帝国的财政需求、欧洲战争的走向、日本锁国的程度等外部因素。一旦这些外部条件变化，明朝的货币体系便遭受致命冲击。
从元朝的白银输出者到明朝的白银吸纳者，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发生了逆转，却始终未能掌握货币的主导权。与此同时，对海权的放弃使东南沿海门户洞开，对北方压力的有限回应使东北边疆逐渐失控。明末清初奠定的这套结构性困局——被动嵌入全球经济、陆海两面受敌——成为此后两百年中国近代转型的深层根源。清军1644年入关时，接手的不仅是一个王朝的废墟，更是一套与全球紧密缠绕却缺乏主导能力的经济结构和地缘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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