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关于罗瑞卿大将申请去西德治疗腿疾。

圈阅很快就完成了,大伙儿基本没什么意见。

“与其让他跑出去,不如把国外的洋大夫请到家里来治,这样更稳妥,请斟酌。”

那一年,罗瑞卿七十二岁。

几十年过去,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每每提起这茬,总是一声长叹,拍着大腿说:“当初要是听了徐帅的话,该多好啊!”

那口气里,全是追悔莫及。

结局咱们都清楚:罗瑞卿没采纳这个“稳妥方案”,执意飞往西德。

骨科手术做得挺顺利,可偏偏在当天晚上,心梗突发,人就这么走了,再没睁开眼。

乍一看,这像是个倒霉的医疗事故。

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把罗瑞卿当时的心思掰开了揉碎了看,你会发现,这压根不是治不治腿那么简单。

这是一场罗瑞卿跟老天爷、跟时间、跟那份沉甸甸的责任进行的绝命冲刺。

他心里那个算盘,拨得太快,也太狠了。

要弄懂他为什么这么急,得回看一年前。

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召开。

罗瑞卿重新回到舞台中央,当选中央委员,紧接着挑起军委秘书长的重担。

七十一岁的人了,搁一般人身上,早就在家抱孙子、晒太阳了。

可对罗瑞卿来说,这才是他“第二辈子”的开端。

当时圈子里流传这么句话:罗大将这是把七十二岁当成二十七岁在过。

干嘛这么拼命?

他觉得自己欠下的账太多了。

那段动荡岁月让他离开了岗位,如今重掌帅印,军队里堆积如山的烂摊子等着他收拾。

他想干事,想大干一场,恨不得把丢掉的日子一把抓回来。

可现实很骨感,心气儿再高,身子骨却不答应。

特别是那条残腿,成了拦路虎。

身为军委的大管家,下部队、跑基层是家常便饭。

可那条腿让他连走路都成了受罪。

每次出门视察,对他这把老骨头来说,都是一次体能极限测试。

这时候,摆在他面前的路有两条:

第一条,凑合着过。

靠毅力死扛,能干多少算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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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彻底修好。

担点风险,把腿治利索了,然后甩开膀子干。

起初,罗瑞卿心里也打鼓。

毕竟七十多岁的人了,伤筋动骨那是大忌。

再说国内那时候医疗水平也就在那儿摆着,想彻底好,得去国外。

这一动,牵扯到外事审批,还得耽误大把工作时间。

按常理,这种犹豫能拖很久,甚至拖着拖着就黄了。

可到了1978年春天,家里出的一档子事,像一记重锤,逼着罗瑞卿必须立刻、马上拍板。

出事的是他老伴,郝治平。

那年春天,郝治平例行体检,肺片子上查出一块阴影。

刚开始大伙儿还想着是不是看走眼了,可医生盯着看了好几天,那阴影长得飞快。

再联想到她以前得过乳腺癌,大夫们的脸沉了下来:搞不好是恶性转移。

郝治平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丈夫忙得脚不沾地,不想让他分神,就跟身边人下了封口令:谁也不许告诉罗瑞卿。

可这事儿哪能包得住火?

那阵子,罗瑞卿特别反常。

可那几天,只要会议室门一开,他就往医院钻。

进了病房,平时惜字如金的他,变得絮絮叨叨,没话找话。

郝治平一看丈夫那副模样,心里咯噔一下:瞒不住了,他全晓得了。

这会儿的罗瑞卿,拿出了军人的果断劲儿。

他催着妻子赶紧手术:“别磨蹭,咱们争取最好的结果。

大夫都说了,开了刀才能确诊,保不齐是良性的呢。”

这话是宽妻子的心,其实也是宽他自己的心。

跟儿女们说起这事时,这位在枪林弹雨里都没眨过眼的硬汉,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心里的恐惧根本藏不住。

手术做了。

病理结果出来了。

怕什么来什么:是癌。

拿到报告那天下午,罗瑞卿枯坐在床边,默默流泪。

没人知道那几个小时他脑子里转过了什么念头,但从后来的举动看,就是那个下午,他的决策逻辑彻底变了。

如果说之前想治腿,是为了抢回工作时间,是为了国家;那么现在,他想治腿,纯粹是为了妻子。

那天过后,罗瑞卿把儿子儿媳叫到跟前,说了一番掏心窝子的话:

“我琢磨好了,出国把腿治了。

往后我不用你们妈伺候了,我要把腿治好,换我来伺候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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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她还能活多久,我要让她剩下的日子过得舒坦、开心。”

当时大夫推测,郝治平的寿命顶多还有五年。

这就是罗瑞卿心里的算盘:老伴只有五年了。

如果自己还是个瘸子,还得让她照顾,那这最后五年,她得多遭罪?

只有自己变成个健全人,才能在这最后的时光里,反过来照顾她,给她最好的陪伴。

所以,等不起了。

一天都嫌多。

主意一定,罗瑞卿的行动快得惊人。

郝治平还在病床上做放化疗呢,罗瑞卿去德国治腿的申请报告就已经写好,直接递到了军委。

这一招“先斩后奏”,把郝治平急坏了。

她在病房听说报告都递上去了,气得不行,冲着丈夫发火:“不是说好了商量着来吗?

你怎么就把报告交了?

你急个什么劲啊?”

骂完,她捂着脸呜呜地哭。

罗瑞卿看着痛哭流涕的老伴,手足无措,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他没法解释,也不忍心解释——他急,正是因为怕她等不及啊。

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早去早回,早点站起来,早点兑现那个“照顾她五年”的诺言。

这就成了一个死结:丈夫为了照顾妻子要去冒险,妻子为了保住丈夫拼命拦着。

两人都在为对方掏心掏肺,却在“时间”这个节骨眼上撞了车。

报告到了上面,决定权就交出去了。

这时候,中央的态度挺慎重。

毕竟这么重要的高级将领要出国动刀子,谁心里都掂量着分量。

最后大家折腾出一个方案:先去德国考察一下,能不能治,到时候再说。

直到转到徐向前元帅手里。

徐帅看出了罗瑞卿没看见的坑,或者说,罗瑞卿为了赶时间故意没往那儿看的坑。

徐帅批的那句话:“把外国医生请到国内来治更安全,请酌。”

这短短十几个字,其实是当时最完美的解法(Option C)。

咱们来盘盘徐帅这个方案:

安全系数高:罗瑞卿七十三了,心脏本来就不好。

西德那边水土不服,长途飞行更是要命。

在国内做手术,知根知底,真出点啥事儿也好抢救。

资源可控:罗瑞卿觉得请洋大夫带设备来中国是“兴师动众”,浪费国家外汇。

可在徐帅眼里,老战友的命,比那点钱金贵多了。

这是一位老帅的深谋远虑,也是战友间的深情厚谊。

可惜,在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罗瑞卿没听这句劝。

为啥?

也许是他觉得把外国专家请到家里来,太麻烦组织,太浪费国家资源。

他一辈子都不愿给组织添乱,觉得还是自己跑一趟更干脆。

也许是因为他太急了。

请医生来得协调档期、空运设备,这里面的变数太大,时间上耗不起。

而去德国,人到了就能上手术台。

为了抢那“照顾妻子的五年”,他选了看起来最快的那条道。

结局让人扼腕叹息。

罗瑞卿到了海德堡,手术其实特别成功。

那种关节手术并不复杂,很多比他岁数大、心脏比他差的人,做完都活蹦乱跳出院了。

意外就出在术后当晚。

突发心梗。

一下子,人就没了。

噩耗传回国内,孩子们哭成一团:“不该啊,我们不该让爸爸去德国,我们哪怕绑着他也该把他留在国内。”

郝治平更是悔得肠子都青了。

她后来那句“这事要是听了徐帅的该多好”,成了扎在她心头一辈子的刺。

回过头看这场悲剧,徐帅确实眼光毒辣。

他看穿了“速度”背后的“凶险”,想用“稳妥”来拉一把。

但罗瑞卿当时的心,已经被“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塞满了。

他在复出后的这一年里,活得像根两头点燃的蜡烛。

虽然只干了一年,但他干的事儿太关键了。

比如,他铁了心支持当时中央党校开展的“真理标准大讨论”。

在那个节骨眼上,做这个决定需要极大的政治胆量。

要是没有像罗瑞卿这样的军队巨头撑腰,那场思想解放的讨论,未必能推得那么顺,后来的改革开放,没准儿还要晚好几年。

他是用生命最后那点油,去推那扇沉重的历史大门。

不管是处理国家大事,还是对待患癌的老伴,罗瑞卿的逻辑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他不怕死,他只怕来不及。

如果当时他听了徐帅的话,留在北京,也许真能躲过那一劫。

但历史没有如果,只有一个为了追赶时间,最终倒在终点线前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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