涵江街口，我又见到了他。
瘦高的身形，挺直的腰板，隔着三十年岁月，依然如松。我加快脚步，最后几乎是跑着迎上去—— 立正，敬礼，这动作像是刻进了骨血，从未生疏。
陈荣镇政委站在那儿，眼角的皱纹深了，可那双眼睛，还和当年一样亮。我握住他的手，想喊一声“政委”，喉咙却先哽住了。赶紧拉过身旁的儿子：“叫陈爷爷。”
饭桌上，他给儿子夹菜——白切羊肉要蘸蒜蓉酱，土笋冻是海里的沙虫做的，别怕，好吃。我看着孩子认真吃下的样子，忽然有些恍惚。二十七八年前，我也是这样坐在他对面，心里又敬又畏，又暖又热。
一九九五年秋，我从萍乡矿务局来，坐着军绿卡车驶进莆田。路旁龙眼挂满金果，空气里飘着荔枝的甜香。十九岁的我，头一回见到这绚烂的闽中风物，心里满是新鲜与忐忑。
我们在教导队摔打、喊号、累倒就睡。但都记得： 那位瘦高的上校政委，常来操场站一站，食堂坐一坐，和这个说两句，朝那个点点头。他说话声音不高，每句却像刻在心里 。有一回他讲： “当兵的人，不能只会操枪弄炮。要读书，要明理，要做个有文化的人。 ”说这话时，他的眼睛一个一个看过来，像要把每个人都记住。
后来我分到直属二中队——这里的前身，正是政委当年当兵起步的连队。从中队文书的花名册里，我一次次看见“陈荣镇”三个字，从战士、班长、排长，直到出现在支队首长名单。那时候，我们都觉得脸上有光。
我写过一个小品，叫《最后一招》。政委看完初稿，把我叫去说了半个钟头——哪里好，哪里可改，哪里要磨。他眼睛发亮，像在说自家的事。那作品我改了又改，演了三年，从双拥晚会到电台汇演，拿了些奖。但我知道，那是政委一点一点磨出来的光。
义务兵期满，我留队了。突然有一天，听说支队党委将我列为提干对象。我懵了，心里翻来覆去：该不该给政委送点什么？老家腊肉、美酒、笋干……可每次想到他那双眼睛，又不敢了。
后来真见到他，我站在面前，脸憋得通红，话也说不圆全。他看着我，只笑了一下：
“好好干。不管结果如何，不要辜负支队党委的推荐 。”
就这一句。没有长篇大论，没有多余温情。可我心头那些纷乱的念头，忽然就静了、清了。
那年初秋，出了事。
支队协理员匆匆叫上我们几个，赶往南门车站——政委的爱人出了车祸，人当场就没了。我跟去九五医院，帮着料理后事，一直扶着政委的母亲。老太太哭得站不稳，我不敢哭，怕自己一哭，老人更撑不住。
政委始终很平静。安排事务，交代细节，像指挥一场必须打赢的战斗。直到一个晚上，我远远看见他独自站在支队大院的榕树下，迎着雷山口的风，脸上有两行泪，静静地流下来。
那是我第一次见他流泪，也是最后一次。
再后来，政委转业去了地方。次年冬天，我复员回到萍乡。
涵江的饭桌上，不知怎的又提起旧事。 政委端起酒杯，顿了一下，缓缓说了几句。说着说着，他放下杯子，抬手抹了抹眼睛。我也赶紧举起酒杯，把脸埋进那片温热的雾气里。
回萍矿二十多年，我搞过党务，下过乡村，管过行政，琐碎与压力从未少过。这些年来，每遇难事，我总会想：要是政委，他会怎么处理？每逢抉择，也会自问：要是政委，他会怎么做？
一次在军分区开会，席间说起当兵旧人，我提到陈荣镇政委。一位老首长听了，点点头：
“莆田的？那个人，我听说过——是个好政委。”
我心头一热。
好政委。三个字，足够了。
饭毕送他出门。背影依然瘦高，步子和三十年前一样稳。我忽然想起：这么多年，我好像从未问过他，当年为何要对我说那句“好好备考，不管结果如何”。
也许不必问。也许那句话，他对许多兵都说过。也许那句话，便是他想说的全部。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儿子忽然说：
“爸，陈爷爷是个好人。”
“嗯。”
我望着车子远去的方向，轻轻补了一句：
“不只是好人。是你爸当兵时遇到的——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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