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4月，河南叶县。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的指挥部里，一场党委扩大会议开得正紧。
但这会儿，屋里的气氛怪异到了极点。
桌面上摆着一个极其烫手的议题：要把纵队参谋长姚继鸣的位置给撤了。
等到要举手表态的时候，底下的旅长、团长们跟商量好了似的，胳膊齐刷刷举了一片。
大伙儿都在气头上，那架势，是非办不可。
坐在正中间主位上的王近山，这回的表现却让人大跌眼镜。
要知道，这位绰号“王疯子”的主儿，打起仗来那是出了名的暴脾气，路子极野，甚至敢抱着死对头一块儿滚悬崖。
可眼瞅着自己一手提拔、满腹经纶的老部下被集体“逼宫”，他既没拍桌子骂娘护短，也没跟着大伙儿一块儿举手。
他就像尊石像似的坐在那儿，嘴巴闭得紧紧的，整个人透着一股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沉默。
这哪是简单的人事任免，分明是一场关于“人心”跟“才气”的生死较量。
想弄明白王近山这闷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咱得先给当时的六纵号号脉。
那会儿的六纵，刚从大别山那个绞肉机里爬出来。
大棋局上确实是赢了，可落到具体的队伍身上，那真是掉了一层皮。
从中原突围一路折腾到千里跃进，家底子都要耗干了。
到了1948年开春，队伍撤到河南叶县刚喘口气，一种要命的“瘟疫”就开始传开了。
啥毛病？
身子骨累垮了导致信念动摇，连带着规矩也散了架。
有些兵私底下直犯嘀咕：“这时候搞反攻是不是太急了？
这苦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光是发牢骚也就算了，可偏偏在驻马店那边出了个大事，把这股子怨气变成了实打实的罪孽。
十七旅四十九团有个叫郭继堂的助理员，去收粮的时候嫌老乡磨蹭，竟然直接动手，把一名妇女给打死了。
这事一出，味道全变了。
这不再是大家累不累的事儿，而是这支队伍还姓不姓“共”的问题。
军委那边反应神速，立马下令搞“新式整军运动”。
说穿了，就是把大门一关，谁也别讲客套，把肚子里那些苦水、怨气、脏东西全倒出来晒晒。
叶县的这场整党会，就是在这种随时可能炸锅的档口开场的。
会议刚起头，主持大局的政委杜义德先往自己身上捅了一刀。
杜义德这人，那是老江湖了。
1912年生人，走过长征，还当过抗大分校的副校长，人送绰号“杜坚决”。
他和王近山搭班子，一个负责冲杀，一个负责兜底，是刘邓大军里响当当的黄金搭档。
但这回会上，杜义德把政委的架子扔得一干二净，上来就认账，说自己工作有纰漏，让大家伙儿“朝我开火”。
他估摸着这也就是走个过场，谁知道十八旅政委刘昌是个直肠子，真就开火了。
刘昌当场指着杜义德的鼻子数落：你在大别山的时候，脑子太死板！
原则是守住了，可一点都不灵活，把部队士气搞得低落，这笔账得算你头上！
这下可好，刘昌一带着头，其他旅团干部一看有人冲锋，也都把憋在心里的话全抖落了出来。
杜义德坐在台上，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挂不住了。
可这反倒证明这支队伍还有救——敢当面锣对面鼓地提意见，说明气儿还是顺的。
如果说杜义德挨批那是“通气”，那轮到参谋长姚继鸣的时候，就是要“刮骨”了。
姚继鸣这人，跟前面那帮大老粗不一样。
他是江苏人，1940年入党，是个标准的秀才军官。
他在大方针的设计上很有一套，脑瓜灵，点子多，王近山特别稀罕他的才气。
可他有个“坏毛病”：没事爱编顺口溜。
在大别山那种啃树皮、喝雪水的绝境里，姚继鸣写了不少词儿来描绘这种苦日子。
带兵打仗最怕啥？
最怕人心散了。
战士们本来就苦得嗷嗷叫，你堂堂一个纵队参谋长，不想着怎么给大家鼓劲，反倒天天编段子说咱们有多惨。
在基层军官看来，这简直就是拆台，是在散布丧气话。
“才华”这玩意儿，太平日子里那是锦上添花；可到了生死关头，要是不能变成打仗的本事，反而成了动摇军心的负能量，那它就是“毒药”。
这就把矛盾给摆到桌面上了：
一边是难得的参谋奇才，一边是眼瞅着要崩的部队士气。
换你是王近山，这笔账怎么算？
死保姚继鸣？
他是你的左膀右臂，六纵的“大脑”之一。
要是保下来，出谋划策有人兜底。
但代价是，你会把所有旅团级干部全得罪光。
大家会觉得司令员护短，觉得“笔杆子”比“枪杆子”金贵，好不容易聚起来的人心，搞不好当场就散了。
不保？
你会失去一个最懂你心思的参谋长，而且显得太冷血。
这时候，咱再回过头琢磨王近山那个“不吭声”。
有人猜王近山不说话是没辙，也有人说是为了避嫌。
可要是把眼光放高点，你会发现这个沉默背后，藏着极高的管理道行。
头一条，他得尊重“大伙儿的意思”。
当所有的旅长、团长都认定姚继鸣不能再干下去的时候，这已经不是姚继鸣一个人的事了，而是指挥层和执行层之间的信任链条断了。
一个底下人都不信的参谋长，哪怕本事通天，他的命令也出不了指挥部的大门。
王近山如果不说话，其实就是默认了这种“信任危机”确实存在。
再一个，他这是在护着姚继鸣。
如果在大家火气最大的时候硬要把人保下来，姚继鸣以后在六纵的日子只会更难熬，搞不好会被彻底孤立。
与其在六纵当个“过街老鼠”，还不如换个地儿。
所以说，王近山的沉默，其实是一招“止损”的棋。
会议最后拍板：建议调离。
但这事儿没完。
王近山虽然会上装哑巴，但会后他干了个极其关键的事儿——他直接找刘伯承和邓小平交了实底，并建议把姚继鸣调去野战军司令部。
这招实在高明。
六纵这潭水太浑，姚继鸣是待不下去了；可野司那是大机关，就好比大海，既容得下姚继鸣这样的读书人，也能让他那搞战略规划的长处有用武之地。
刘邓首长点头了。
姚继鸣后来去了野司参谋处当处长，干得那叫一个风生水起。
这就是“拆解决策”里最有意思的地方：表面看是无情的清洗，里子却是把资源重新优化组合。
叶县这场整党，最后疗效咋样？
那真叫立竿见影。
杜义德经过那次红脸出汗，后来的工作路数大变。
他开始天天往基层跑，不再死守那些条条框框，政策执行得更有烟火气，没多久就把官兵的心给赢回来了。
而把“消极因子”切掉、思想拧成一股绳的六纵，战斗力那是蹭蹭往上涨。
也就过了几个月，到了淮海战役，六纵简直成了战场上的“收割机”。
他们先是把国民党110师给策反了，给黄维兵团捅了致命一刀；紧接着在围歼黄维兵团的血战里，六纵像钉子一样死死钉在阵地上，把王牌军的威风全打出来了。
邓小平后来总结这次整党时说了句话：“干部的担子重了，官僚习气少了，给打胜仗铺平了路。”
这话可不是客套，那是看着战报说出来的。
要是当时在叶县，王近山为了所谓的“惜才”，强行把大伙儿的意见压下去，留下了姚继鸣，六纵能不能在淮海战场上爆发出那么强的凝聚力？
悬得很。
在战争这种要命的环境下，一个组织的容错率极低。
才华固然重要，但“合拍”更要命。
当一个人的才气开始干扰大伙儿的步调时，哪怕再疼，也得动刀子切掉。
后头的事儿大家都清楚了。
杜义德后来当到了中将（1955年授衔），在沈阳军区、海军都挑过大梁，一直活到了1980年。
王近山更是战功盖世，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成了军史上的传奇人物。
那个敢放炮的刘昌，继续在十八旅当政委，一直是部队里的“定海神针”。
而那位被“撵走”的姚继鸣，在野司参谋处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子，继续为解放战争出谋划策。
再回过头看1948年叶县的那个春天，那间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王近山的沉默，杜义德的大红脸，众人的举手，其实合伙完成了一台精密的“外科手术”。
他们切掉的不是哪个人，而是切掉了挡着这支部队从“游击队”向“正规军”进化的最后一点杂质。
有些时候，不说话，才是最有劲的拍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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