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婚礼那天，我摸着那个薄得几乎透光的红包，手指有些发抖。
酒店大厅灯火通明，水晶灯从穹顶垂下来，一层层亮得晃眼。司仪在台上热情洋溢地调动气氛，亲戚朋友围坐一桌，笑声、碰杯声此起彼伏。可我站在签到台旁，捏着那只轻飘飘的红包，心里却像被什么堵住，封口处写着“李强”两个字。
我抬头看过去，他正站在不远处，西装笔挺，皮鞋锃亮，举手投足间透着成熟稳重。谁能想到，这个年薪过百万的年轻人，二十年前还缩在我家沙发角落里写作业，瘦得一阵风都能吹倒。那年，他十五岁。
他爸出车祸走了，他妈没多久改嫁去了外省。一个少年，背着褪色的帆布包，站在我家门口，裤脚还沾着泥，我至今记得那天傍晚，天阴得很低。他站在门外，不敢进来，低着头喊了一声：“叔。”
我媳妇赶紧把他拉进屋，给他下了一碗阳春面。他闷头吃得一口汤都不剩，吃完才小声说：“婶，我以后还你们。”我一巴掌拍在他后脑勺上：“还啥还！把这儿当自己家。”那句话一说，就是六年。
我们家条件也不算好。两室一厅的老房子，我儿子和他挤在八平米的阁楼里。夏天热得竹席都湿，冬天北风顺着瓦缝往脖子里钻。两个半大小子常常抢被子，吵吵闹闹，可李强从没抱怨。
我见过他凌晨三点还亮着台灯背单词，见过他把学校发的助学金悄悄塞进我媳妇抽屉里，说是交生活费。媳妇后来红着眼睛跟我说，那孩子太懂事了。
高三那年，他压力大得掉头发。我半夜起夜，看见他蹲在院子里，对着星空发呆。我问他怎么不睡，他说怕考不上大学，对不起我们，那一刻，我心里一酸。一个孩子，本该被人护着，却总想着还债。
后来他真的考上了重点大学。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他蹲在院子里哭，肩膀一抖一抖。我拍拍他肩膀：“强子出息了。”
大学四年他寒暑假都打工。毕业后进了上海一家互联网公司，从基层做起。头几年辛苦得很，住群租房，啃面包加班。我偶尔打电话问他，他总说挺好。再后来他职位升了，收入涨了，买了车，买了房。去年春节，他开车来接我们去上海玩。站在他新房的落地窗前，能看到黄浦江。儿子摸着他那身意大利定制西装直咂舌，说：“哥，你真牛。”
他只是笑，说都是运气。
可眼下这200块钱红包，却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不是图他的钱，可说句实在话，去年他堂叔家闺女出嫁，他可是送了一只金镯子，如今我儿子结婚，他却只给200块，我低头看着那红包，心里五味杂陈。“叔，您跟我来。”
酒席过半，他突然拉着我往休息室走。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就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个磨得起毛的牛皮纸袋，轻轻放在桌上，他把纸袋打开，倒出一张银行卡，还有一张泛黄的信纸。“200块，是咱俩的约定。”他声音有些哑，我愣住。
他把信纸递给我。上面是歪歪扭扭的字迹——买参考书200，电费50，感冒药36……那是他住进我家的第二个月，偷偷记的账，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年他非要记账，说将来有钱了一定还，我气得把账本撕了，说亲人之间不算钱。
“叔，当年您撕账本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他红着眼睛说，“不是心疼钱，是怕自己一辈子还不起。”我喉咙发紧。
“这200块，是提醒我自己，没有您当年那200块课本费，我连中考都考不过。”他说着，把银行卡推到我面前：“这里面，是给堂弟准备的婚房首付。您别推，我知道您不要，但这是我心里的坎。”
我看着那张银行卡，眼睛模糊，原来那薄薄的红包，只是个记号。当年，我给他买参考书，花了200块。那是我们家一个月的伙食费。可我从没当回事，他却记了二十年。
我突然想起他大学毕业那年，揣着第一个月工资跑回来，非要把存折塞给我。那天也是个晴天，蝉在槐树上叫得震天响。我没收，他在院子里站了半小时，才肯走，如今我儿子在台上给新娘戴戒指，音乐缓缓响起。强子已经回到大厅，忙着给亲戚递烟、招呼客人，像自家孩子一样。
我把那200块红包重新装进兜里，玻璃转盘上的龙虾鲍鱼冒着热气，宾客举杯祝福。可满屋子最暖和的，不是灯光，也不是菜肴，是我兜里那张皱巴巴的红包。
它轻，却沉甸甸；它薄，却厚重无比。
有人说钱最能看清人心，可我知道，有些钱是情义的重量，是岁月的回声。
那年雨夜站在门口的少年，如今已能独当一面。而我当年随手递出的200块课本费，成了他人生路上的灯。我忽然明白，人这一辈子，最值钱的不是银行卡里的数字，而是有人把你的善意，记在心里，一记就是二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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