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铭暄走了。2026年2月26日中午，这位新中国刑法学的奠基人、四要件犯罪构成理论最坚定的守护者，永远地闭上了眼睛。消息传出，刑法学界一片哀悼，但在这片哀悼声中，有一种声音格外刺耳，却也格外真实：高老这一走，四要件学说怕是要撑不住了。
这话听起来有些残酷，甚至有些功利，但学术江湖从来就是如此现实。一个学派的命运，往往与它的旗手紧密相连。高铭暄在世时，四要件学说即便面对阶层理论的猛烈冲击，能够守住阵地，靠的不仅是理论本身的解释力，更是高老那无可撼动的学术威望。他是新中国刑法学的"活化石"，是几代刑法学人的启蒙者，他的每一句话都自带分量。可现在，这根定海神针没了。
四要件学说的危机，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早在二十年前，当德日刑法理论随着学术开放的浪潮涌入中国，阶层理论便开始对这片苏联法学留下的领地发起了进攻。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有责性——这三个层层递进的阶层，像一把精密的手术刀，切割着四要件那平面耦合的结构。
阶层论的拥趸们言之凿凿：你们的四要件没有逻辑位阶，客体、客观方面、主体、主观方面平铺直叙，哪里该先判断、哪里该后判断，全凭感觉；你们的正当防卫、紧急避险游离于体系之外，出罪机制残缺不全；你们处理共同犯罪时更是捉襟见肘，13岁的少年与成年人一同作案，四要件只能得出少年无罪、成年人单独成罪的荒谬结论，而阶层论却能轻松认定二人成立共同犯罪，只是少年因缺乏有责性而不受处罚。
这些批评，四要件阵营并非没有回应。高铭暄生前多次撰文辩护，他强调四要件扎根中国土壤七十余年，早已与立法、司法、教育融为一体，强行移植三阶层才是水土不服。他指出四要件的四个要件既是入罪门槛也是出罪通道，缺任何一个要件都能直接否定犯罪成立，所谓"无出罪功能"纯属误解。他还反驳说，阶层论那种"层层递进"的精致，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只是理论家的想象——一个精神病人杀人，法官真的会先从构成要件该当性分析起，再谈违法性，最后才看有责性吗？当然不会，法官会直接认定主体不适格，这与四要件从主体要件切入，又有何本质区别？
这些反驳并非没有道理，但问题在于，学术争论从来不只是讲道理那么简单。它关乎话语权，关乎资源分配，关乎谁能定义"正确"。阶层理论背后，是德日刑法学的深厚积淀，是贝林、梅茨格尔、罗克辛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是体系化、精密化、科学化的诱人承诺。相比之下，四要件的理论渊源——苏联刑法学——在苏联解体后早已风光不再，甚至成了某种"学术原罪"。年轻的学者们读着德日的文献长大，他们天然亲近阶层论的思维方式，四要件在他们眼中，不过是陈旧教材里的过时教条。
高铭暄的存在，延缓了这一代际更替的进程。他是权威，是象征，是四要件学说合法性的最终来源。只要他还在，四要件就不是"无人守护的古董"，而是有活人代言、有持续辩护的"活理论"。但现在，这座大山倒了。
可以预见的是，接下来的几年里，阶层理论阵营会加速进攻。他们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宣称四要件"逻辑混乱""出罪无能""不适应现代法治"，会推动更多高校在刑法总论教学中弃用四要件改用阶层论，会在司法考试的辅导书中进一步压缩四要件的生存空间。而那些原本持中间立场的学者，也可能会悄然转向——毕竟，谁愿意为一艘正在下沉的船陪葬呢？
但四要件真的会就此消亡吗？我倒觉得未必。一种理论的命运，终究取决于它能否解决实际问题，而非仅仅取决于它的旗手是谁。四要件在中国司法实践中根深蒂固，法官们用了几十年，早已形成思维定式，这种路径依赖不是几篇学术论文就能打破的。更重要的是，四要件与阶层论的许多所谓"本质差异"，在真正处理案件时往往殊途同归——绝大多数常规案件，两种理论得出的结论并无不同。阶层论在共同犯罪等疑难案件上确有优势，但四要件也并非完全无法应对，通过理论改良和解释技巧，许多问题都可以得到缓解。
真正决定两种理论消长的，或许不是高铭暄的离世，而是中国刑法学界能否形成一种健康的学术生态。如果学界能够承认，四要件与阶层论的争论本质上是"解释选择"之争而非"正邪之分"，如果教学能够包容两种理论并存而非非此即彼，如果司法实践能够根据案件类型灵活选用不同分析框架，那么四要件即便失去高铭暄这样的守护神，也依然能在学术版图中保有一席之地。反之，如果阶层论阵营借高老离世之机，将这场学术争论变成一场"彻底清算"，非要将四要件批倒批臭、赶尽杀绝，那不仅是对高铭暄的不敬，更是中国刑法学的损失。
学术发展从来不是线性的取代，而是多元的竞争与融合。阶层理论的引入，确实为中国刑法学注入了新的活力，推动我们反思四要件的不足，这是好事。但反思不等于否定，借鉴不等于移植。四要件七十余年的历史积淀、与中国法律体系的深度咬合、在司法实践中的广泛适用，都是它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高铭暄的离去，是四要件学说的至暗时刻，但也可能是它浴火重生的契机——如果后继者能够继承高老的学术精神，在坚持中改良、在辩护中反思，四要件未必不能在与阶层论的对话中焕发新生。
说到底，理论的生死从不系于一人。贝林死了，阶层论照样发展；高铭暄走了，四要件也未必会亡。真正危险的，不是高老的逝世本身，而是那种"人走茶凉、墙倒众人推"的学术功利主义。如果四要件因为失去了守护神就被弃如敝履，那只能说明这个学术共同体还不够成熟，还沉浸在"唯权威是从"的惯性中。相反，如果四要件能够在没有高铭暄的日子里依然站稳脚跟，经受住阶层论的持续冲击，那恰恰证明它有着超越个人的生命力。
高铭暄生前最担心的，或许不是四要件学说会不会被阶层论取代，而是中国刑法学会不会陷入非此即彼的狭隘。他曾说，四要件与阶层论的争论是"解释选择"之争，不是价值层面的你死我活。这种开放包容的学术胸怀，比四要件本身更值得继承。高老走了，但他的学术遗产——包括对四要件的坚守、对阶层论的正视、对学术对话的倡导——不应随之消逝。
四要件学说的命运，终究要由时间来裁决。但无论如何，在这个高铭暄离世的初春，中国刑法学界应该记住：一个伟大学者的价值，从来不在于他捍卫了哪一种理论，而在于他让这场学术争论变得更加理性、更加深刻、更加富有建设性。高铭暄做到了这一点，这是他的不朽之处。至于四要件是死是活，且让后人去评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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