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初夏，晋北的山风还带着寒意。轩岗镇外那座日军碉堡，这一天成了人间地狱。
一个浑身是血的八路军战士被抬进来。绳子深深勒进皮肉，血痕纵横交错。日军少尉菊地修一站在一旁，饶有兴致地打量着这个“实验品”。
射击孔堵死了。门封死了。一枚绿色的毒气弹滚进来，嘶嘶冒着烟。
半小时过去。门缝里透出的目光，依然倔强地亮着。
第二枚。
第三枚。
当毒雾终于散去，战士的面孔已经青紫扭曲，身下是一滩排泄物——这是人体对毒气最剧烈的生理反应。但菊地修一俯身探了探，居然还有呼吸。
“看来支那人真是野蛮人，太能扛了。”他轻飘飘地说。
接下来发生的事，或许比毒气更残忍——菊地掏出手枪，对准头部连开两枪。然后挥挥手，几把刺刀又扎了下去。
这个叫菊地修一的日本人，1915年生于宫城县。1937年随侵华日军登陆时，还是个普通士兵。但血腥味似乎能催生某种畸形的“成长”——两年后，他已是少尉小队长，驻守山西崞县。
在东北时，他只是杀人。到了华北，他开始“研究”杀人。
1939年，军医河原信二要做一个活体解剖“实验”。菊地不仅提供“材料”，还兴致勃勃地当起了“顾问”。
“割喉咙，就不会叫了。”他说。
于是，没有麻醉的手术台上，一个中国军人的盲肠被提起、射穿、缝合；手臂被切断、再对接。三天后，实验对象还在呼吸。河原用手枪结束了这个“医学奇迹”——也结束了一个生命。
很多人今天称赞日本的医学发达。可他们或许不知道，两万多名侵华日军医务人员，几乎人人都做过这样的“实验”。医学殿堂的基石下，埋着多少中国人的惨叫？
杀人之外，还有更原始的恶。
1938年9月，河北尧山县东门外。一个年轻母亲带着四岁女儿经过。菊地修一抬手指了指：“敌人的家属。”
枪响。母亲倒下。女孩抱着妈妈痛哭。
菊地走过去，低头看了看，然后转身对士兵说：“还有那个。”
第二声枪响，哭声永远停止。
还有那些说不出口的恶。每一次侵犯后，他都会招呼同伙来“分享”。受害者的屈辱，是他扭曲的快乐。
1945年日本投降，菊地修一没能回国受审。他换上阎锡山的军装，继续在中国土地上逍遥了四年。
直到1949年，太原解放。
战俘营里，这个曾经的“小人物”供认：八年侵华，直接间接杀害1122人——其中845人是手无寸铁的平民。杀人手法十几种，强奸60余人。
数字冷冰冰，背后是1122条鲜活的生命，845个破碎的家庭，60个被践踏一生的女人。
然后呢？
审判。判决。有期徒刑13年。
13年，平均每杀一个人，只坐四天牢。
历史有时会给人一记闷拳。我们咬牙切齿，却无处发力。那个碉堡早已不在，那些惨叫也已消散。但有些东西，应该刻在民族的记忆里——
那个被毒气折磨到大小便失禁、依然不肯断气的八路军战士；那个抱着妈妈尸体、最后也被子弹穿透的四岁女孩；那845个“非战时”被杀的平民。
还有，那些被“医学实验”和“战场经验”包装起来的，鲜血淋淋的人间惨剧。
菊地修一后来回到日本，活到哪一年，无人知晓。
但我们知道，有些事情，不能忘。
声明：原创资料来源：《2014年中央档案馆发布的文件》
不是因为仇恨。是因为，一个忘记疼痛的民族，注定会再次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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