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了大半辈子，谁不盼着攒点家底给后辈，百年之后留个坟头落叶归根。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走的时候没留一寸坟地，没攒一分私产，连骨灰都撒去了江河大地。我教了四十年书，写过无数历史人物的名字，唯独写周恩来三个字的时候，手里的粉笔总忍不住发颤。
一百多年前的华夏大地，满目疮痍到处都是窟窿。列强划了租界，同胞在自己的土地上平白挨欺负，普通人只求能保住命，读书人多数想着攀附权贵光耀门楣。12岁的周恩来去到奉天东关模范学堂读书，亲眼见着国运衰微的样子，校长在课上问诸生为何读书。他站起来给出的答案，震了整整一百年，那就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他用之后六十多年的人生，实打实兑现了这句誓言。把复兴中国的千斤重担扛在自己肩上，闯过枪林弹雨，走过雪山草地，从来没给自己留过啥安逸的退路。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国际上被敌对势力围得像铁桶，万隆会议是我们打破外交孤立的第一个好机会。
出发之前，先遣人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炸，好多同志都牺牲了，暗杀的阴云直接挂在了头顶。换一般人说不定就打退堂鼓了，他啥也没说，如期登机赴了会。会场上有人受挑唆，公开攻击我们的制度，场面一下子就绷住了。
他稳得一批，啥情绪化的反击都没做，直接抛开提前准备好的长讲稿，开口就说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他摆事实讲包容，还当场邀请各国代表来中国参观，十八分钟的发言直接把全场给镇住了。原本带着敌意的目光，最后变成了雷鸣般的掌声，他一个人就撕开了封锁线，给新生的中国挣来了全世界的尊重。
好多人都说权力顶点最容易养出贪念，这条规律放在他身上，完全不好使。他握着管理整个国家的权力，日子过得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俭省。淮安纪念馆现在还陈列着他的一件浴衣，就是件普通的白底蓝条纹棉布，布面上打了七十多块补丁。
有的补丁是旧毛巾剪开缝上去的，有的就是凑出来的颜色不一样的碎布条。警卫员好几次劝他添件新的，他都摆手不让，说缝缝补补还能穿好久。一套小西装穿了好多年，前后水洗程度不一样，前片颜色深后片泛白，就这么接着穿。驻外使馆的大使夫人帮他洗内衣，看见内衣薄得像蝉翼，全是破洞，当场就掉了眼泪。
他不光对自己狠，对家里人要求更严，早早定下了十条规矩，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借着他的名号捞好处。侄子在街上碰到他，不让上前打招呼，亲属去机关食堂吃饭，必须按规矩排队交钱，半点儿特权都不能有。有次他在住所理发，剪完头发之后要去接待外宾，他硬生生掏自己腰包付了一半的理发钱。
他说理发是私事，接待外宾是公事，必须公私分开，不能让国家替他掏这分钱。他一辈子把每一笔账都算得清清楚楚，半点儿公家的便宜都不占。到了晚年的时候，他查出了恶性膀胱肿瘤，医生让他闭他清楚那时候国家百废待兴，到处都离不开人，直接把自己的命当成燃料烧了。医疗台历上记得清清楚楚，1974年上半年，他有三十八天每天工作超过十八小时，经常连着几天不眠不休。住进医院之后的一年半时间里，他先后做了十三次大手术，平均四十天就要上一次手术台。
门静养，他反倒把每天处理政务的时间拉哪怕疼得直冒冷汗，他还在病床上谈了两百多次工作，接见了六十多批外宾，最后体重掉得只剩六十一斤，把最后一口气都耗在了工作上。清醒的最后一刻，他跟主治大夫说，别给我抢救了，把好药留给其他需要的同志。
得更长。他连身后事都安排得干干净净，一辈子没留下什么私产，走的时候他和邓颖超同志的银行账户里，一共只有五千一百块钱。他生前就说，工资除了接济困难群众，结余超过五千就全部交党费，真到走的时候，也没留下一件新寿衣。
工作人员找了半天，找出一件他穿了十几年的旧灰色中山装当装殓服，他不办追悼会，不留骨灰，要求全都撒去江河大地。工作人员去八宝山买骨灰盒，放着好好的大理石不选，选了个最便宜的普通木盒，深夜飞机起飞，把骨灰撒在了黄河入海口，撒在了北京上空和密云水库。
一月十一号，灵车往八宝山走，滴水成冰的大冷天，长安街两侧站满了自发来送别的老百姓，一百多万人在寒风里站了好几个小时，全都哭着送他最后一程。教了几十年书，对着台下年轻的孩子，我有时候也会瞎想。一代代人把这种燃烧自我的牺牲奉为道德巅峰，其实说真的，这其实是那个艰难时代的无奈。
我们那时候需要这样燃烧自己的圣人，来缝补国家的裂痕，这说起来真的挺让人心酸的。现在我们要把这座精神丰碑好好安放在心里，好好去建设一个规则完备的强大国家。就是要让以后的中国，再也不需要公仆活得这么惨烈，再也不需要有这样让人心疼的离去。
参考资料：人民日报 深切怀念周恩来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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