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拨回到2000年，千禧年的钟声刚敲响不久，北京繁华的王府井街头，上演了一出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戏码。
一个西装笔挺的干部模样的人，手里攥着几头大蒜，扯开嗓门在人堆里吆喝叫卖。
看那架势，哪像个一县之长，分明就是个在菜场摸爬滚打多年的老手。
这事儿立马成了爆炸性新闻。
要知道，那年头当官的亲自下场摆摊本就少见，更何况这人的来头大得吓人——他叫焦跃进。
他爹，是焦裕禄。
消息传开，说什么的都有。
有人竖大拇指，说这是公仆本色；可也有人冷言冷语，说这是作秀，是拿去世老爹的名声给自己脸上贴金。
面对长枪短炮和风言风语，焦跃进撂下一句硬邦邦的话：“只要把老百姓的大蒜卖出去，随他们怎么嚼舌根。”
这话听着痛快，可要是把日历往前翻，你就能咂摸出这背后的分量。
作为焦家的后人，这个“名声”到底该怎么使？
这是个两难的题。
很多人以为顶着“二代”的帽子好乘凉，其实不然。
特别是在焦家，这身份非但不是光环，反倒像是个紧箍咒，勒得人喘不过气。
这规矩，是焦跃进从小被“揍”明白的。
咱们把镜头拉回焦裕禄还在世的那会儿。
饭桌上，小焦跃进瞅着手里的黑窝头，委屈得直掉泪。
那时候谁不想沾点荤腥？
小孩子不懂事，一赌气把窝头往地上一摔，哭着喊着要吃红烧肉。
肉没吃着，脸上倒是结结实实挨了父亲一巴掌。
按理说，凭焦裕禄当时的职位，真想给孩子弄口肉吃，也就是一句话的事。
可他心里的算盘不是这么打的：全县百姓都在勒紧裤腰带，你书记家里飘肉香，这像什么话？
这一巴掌，把规矩打进了焦跃进的骨子里：姓焦的孩子，别说搞特殊，连这个念头都不能动。
大姐焦守凤吃的苦一点不比弟弟少。
上中学那会儿，那是真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同学笑话她寒酸：“书记闺女穿成这样？”
她回家哭鼻子。
焦裕禄倒好，不但没给买新的，还劈头盖脸训了一顿，让她别跟人比阔气。
后来有人想拍马屁，给大姐安排个坐办公室的清闲差事。
焦裕禄知道了，当场跟人急了眼，硬是把亲闺女塞进酱菜厂，去当了个腌咸菜的临时工。
这就是焦家的门风——顶着“焦裕禄”这三个字，你就得比旁人更能吃苦，更不能占公家一分一毫的便宜。
父亲走的那年，焦跃进才五岁。
留在他脑子里的最后画面，是一口破得不成样子的棺材。
直到闭眼，焦裕禄都守着那个近乎不近人情的逻辑。
临走前，他给媳妇徐俊雅立了三条铁律：不准向组织伸手，不准要钱，不准添乱。
徐俊雅死死守着这句承诺，牙咬碎了往肚里咽，硬是拉扯大了六个孩子。
1976年，焦跃进高中念完了。
这时候，命运给了他一次“走后门”的机会。
按当时的政策，只要母亲动动笔写个申请，照顾烈士子女，他完全能留在城里捧个铁饭碗。
这既合规矩，也合情理。
可徐俊雅把路堵死了。
她就跟儿子说了一句：“你爸是不会让你搞特殊的。”
路只剩下一条：下乡。
十八岁的焦跃进背起铺盖卷，一头扎回了父亲把命丢下的兰考县。
这不是去镀金，是去脱层皮。
他在砖窑厂干苦力，一天要搬两千块砖。
两千块砖啥概念？
干完活腰都直不起来，晚上躺床上浑身像散了架。
也就是在这一身臭汗和伤痛里，他慢慢读懂了那个严厉的父亲。
后来，焦跃进踏入仕途，一步一个脚印干到了杞县县委副书记、县长。
时间来到1999年，他下乡调研，发现杞县大蒜品质极佳，可就是没名气，卖不上价，老百姓守着金山讨饭吃。
咋整？
两条路摆在眼前。
第二条：豁出去这张脸，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去推销。
选第二条路是有风险的。
父亲的名声那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拿来卖大蒜，会不会被骂“消费死者”？
会不会被指责不务正业？
焦跃进心里有本账。
如果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借父亲的光，那是给祖宗抹黑，是耻辱。
可如果是为了让地里的大蒜变现，让老乡们的腰包鼓起来，这个“名”，凭什么不能用？
父亲当年为了治理兰考的风沙盐碱，连命都搭进去了。
自己不过是抛头露面吆喝两声，挨几句骂，这买卖，划算。
于是，就有了王府井街头那惊人的一幕。
媒体一跟进，“焦裕禄儿子进京卖蒜”成了头条。
杞县大蒜的名号一夜之间响彻全国，客商把门槛都踏破了，加工厂拔地而起，大蒜甚至卖到了国外，老百姓实实在在地数上了票子。
公事上，他把父亲的名气用到了极致；私事上，他又把父亲的“抠门”学到了骨子里。
当基层干部那会儿，单位分房子。
按资格他能分套敞亮的，可他大笔一挥，把名额让了出去，自己带着媳妇挤在漏雨的小平房里。
后来官做大了，带队去跟外商谈生意。
为了省那点差旅费，三个大老爷们硬是挤在一个标间里。
合同拿下了，大伙寻思怎么也得吃顿好的庆祝一下。
结果焦跃进手一挥，领着大伙去了路边摊。
下属心里有落差，忍不住唠叨两句。
焦跃进也不恼，只是语重心长地说：“想想那些还在过苦日子的老乡，这饭咱们怎么咽得下去？”
这口气，像极了当年不让他吃红烧肉的父亲。
其实，支撑焦跃进走完这一路的，不光是家教，更是一个刻在他脑海深处的画面。
那是父亲灵柩回兰考的日子。
那年焦跃进八岁。
火车进站，兰考百姓疯了一样涌来接站。
站台上哭声震天，有个大婶哭得站都站不住，喊着：“焦书记，当年俺生娃你给了二十块钱，你是俺们的恩人呐！”
那一刻，八岁的焦跃进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他不明白，父亲咋就有这么大的魔力？
凭啥能让这么多非亲非故的人跪地痛哭？
这个问题，成了他琢磨一辈子的课题。
直到很多年后，当杞县大蒜火了，当兰考百姓日子红火了，他拿着麦穗和大蒜站在父亲墓前，轻声说了一句：“爹，老少爷们儿终于过上好日子了。”
在那一刻，他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他没成个活在父亲阴影下的“二代”，他选择成了父亲并肩作战的“战友”。
当地老百姓见了他，不喊“焦裕禄的儿子”，而是喊他“小焦书记”。
这一个“小”字，是最高的奖赏——大伙把他当成了另一个焦裕禄。
甚至连命运的终点，父子俩都惊人地相似。
父亲把命留在了兰考，焦跃进也把一辈子耗在了为民服务上。
即便后来当了开封市政协主席，他骨子里还是那个肯卖力气的知青。
可惜，病魔没放过这个硬汉。
焦跃进在壮年患上不治之症，生命定格在66岁。
回头看焦跃进这辈子，他在关键时刻的拍板，始终绕不开一个理儿：
“焦裕禄”这三个字，不是用来吃老本的饭票，也不是这就免死的金牌。
它是一把尺子。
拿这把尺子量自己，任何一点特殊化都是越界；
拿这把尺子量工作，只要对老百姓有利，面子、名声、误解，统统可以扔到一边。
这笔账，他算了一辈子，一次都没算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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