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 960 年，赵匡胤通过陈桥兵变建立北宋，结束了后周的统治，但中原大地仍处于分裂状态。
北方的北汉政权，虽辖地仅有晋北及陕北一隅，不过十至十二州，却凭借着特殊的背景顽强存续。
其开国君主刘崇为延续后汉法统，甘愿向契丹称 “侄皇帝”，以每年进贡金帛、马匹为代价，换取契丹的军事庇护，形成 “倚辽苟存” 的局面。
北汉军队虽数量不多，却极为彪悍，加之有契丹铁骑作为外援，成为北宋统一北方的最大障碍。
建隆元年，北汉引诱代北诸部侵掠北宋河西之地，还暗中联络后周旧臣昭义节度使李筠，以蜡书诱其反叛，企图内外夹击新建立的北宋政权。
赵匡胤迅速出兵平定了李筠叛乱，战后不少将领主张趁热打铁，直捣北汉都城晋阳，一举消灭这个北方隐患。
就在北宋君臣热议伐汉之际，一位关键人物站出来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他便是忠武节度使张永德。
张永德早年追随周世宗柴荣征战，亲历过高平之战，对北汉与契丹的关系、北汉军的战斗力有着深刻认识。
面对群臣 “急攻晋阳” 的呼声，他直言进谏赵匡胤：“太原兵少而悍，加以北所为援，未可仓猝取也。莫若先离其戎心。”
这番话点透了北汉的核心优势 —— 虽自身国力薄弱，但契丹的援助让其具备了持久抵抗的能力。
张永德进一步阐释其策略：“每年遣游兵扰之，使不得农桑；离间其与契丹之好，断其外援。待其国用日削，人心离散，而后取之，可不血刃而定。”
他认为，北汉辖地贫瘠，农业生产是其国力根基，只要不断骚扰，使其无法正常耕种收获，就能从根本上削弱其财力物力；同时挑拨北汉与契丹的关系，让其失去外援，久而久之自然不攻自破。
赵匡胤听完张永德的献策后，深以为然。
他深知刚建立的北宋需要稳定发展，不宜与北汉、契丹同时陷入大规模战争，于是采纳了这一 “疲敌” 之策，制定了长期骚扰北汉的战略部署。
建隆元年九月，也就是赵匡胤采纳建议后不久，北宋的骚扰行动便正式启动。
昭义节度使李继勋奉命率领军队攻入北汉境内，直抵平遥县，纵火焚烧县城，掳掠了大量财物与人口。同年十二月，李继勋再次奏报击败北汉军千余人，斩首百余级，给北汉边境造成重创。
此后数年，北宋军队按照张永德的策略，持续对北汉发动游击式攻击，核心目标直指其农业生产与边境城寨。
乾德元年八月，忠武节度使王全斌与西山巡检使郭进、曹彬等将领联手，进攻北汉乐平县，成功降服北汉拱卫指挥王超及其部下一千八百人。
紧接着，北汉主联合契丹军队攻打平晋军，赵匡胤立刻命郭进、张彦进等将领率领步骑万余人前往救援，挫败了北汉与契丹的联合反扑。
这种骚扰并非局限于军事打击，还包括招降纳叛与人口迁徙。北宋朝廷明确下诏，“分遣人入北汉界招谕将吏兵民，苟能去逆效顺，当倍加安抚”。
对于归降的北汉军民，北宋给予优厚待遇：建隆三年，将北汉投降百姓迁徙至邢州、洺州，按人口发放粮食；开宝二年，即便赵匡胤亲征北汉未能成功，仍将俘获的万余家北汉百姓迁入山东、河南之地，妥善安置。
边境的骚扰从未停歇，规模不断扩大。开宝九年十月，镇州巡检郭进率军攻占北汉寿阳县，焚烧县城后，俘获北汉军民九千人。
多年来，北宋军队反复出入北汉边境，“烧城郭、掠人口、毁农桑”，让北汉边境百姓流离失所，境内耕地大量荒芜，军粮补给日益困难。
张永德的策略中，“离间其与契丹之好” 是关键一环。
北汉与契丹的联盟本就建立在利益交换之上，契丹虽为北汉提供庇护，却也对其百般勒索，北汉每年需向契丹缴纳大量贡品，国力本就贫瘠的北汉不堪重负。
北宋通过不断骚扰，加剧了北汉的困境，也让契丹对这个 “侄皇帝” 的不满逐渐累积。契丹穆宗嗜酒好杀，不恤政事，对北汉的求援时常敷衍了事。
当北汉遭遇北宋攻击时，契丹援军往往行动迟缓，甚至在战局不利时不告而别。
乾德元年九月，契丹与北汉联军攻打平晋军，遭遇郭进等将领的顽强抵抗，最终无功而返；此后多次救援，契丹军队均未尽全力，辽汉联盟的裂痕日益明显。
长期的骚扰与离间，让北汉陷入了 “国用日削” 的绝境。原本就狭小的辖地，因农业生产停滞而粮食匮乏，大量人口流失导致兵源不足，与契丹关系的疏远使其失去了最可靠的外援。
北汉主不得不加重赋税以维持统治，却让百姓怨声载道，境内将领士兵也纷纷投向北宋。从乾德五年到太平兴国二年，北汉石盆寨等多个军寨的将吏，陆续主动投降北宋，进一步削弱了北汉的防御力量。
张永德提出的 “骚扰疲敌” 之策，虽未让赵匡胤在世时实现灭汉大业，却为北宋奠定了统一北方的基础。
到太平兴国四年，宋太宗赵光义亲征北汉时，北汉已因多年消耗而国力空虚，再也无力抵抗。当北宋军队扫清太原外围，击败契丹援军后，北汉主刘继元走投无路，最终举城投降。
存在二十九年的北汉政权就此覆灭，而这一切的开端，始于张永德那句冷静而精准的献策：“莫若先离其戎心，遣游兵扰之，使不得农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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