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秦末那会儿，天下乱成一锅粥，陈胜和吴广这俩人带头闹起了大泽乡起义，这事儿在中国历史上可是头一遭农民大规模反抗王朝的暴政。
陈胜本来是个底层老百姓，出生在阳城那边，从小给人放牛，长大后帮人种地，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这家伙有股不服输的劲儿，早年就说过那句有名的话，燕雀怎么懂鸿鹄的志向。
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里记了这事儿，点明陈胜不是甘心一辈子窝囊的人。他拉着吴广起义，本来是哥俩好，一起反秦，结果没多久吴广就没了命，这背后陈胜脱不了干系。
司马迁没直说，但借田臧的话道出了原因，吴广太骄了，不知怎么用兵权，跟他商量事儿都商量不通。
司马迁写《史记》的时候，总爱到处走走看看，这在古代史学里其实挺特别的。很多人以为中国史学传统就有这个行走考察的习惯，但李开元说不是那么回事儿。
司马迁之后，班固他们都不爱走，历代史家基本坐在书斋里翻资料。清代考据学家如顾炎武他们也不怎么出门，现在的王国维、陈寅恪这些人也很少去田野。
考古学家倒是走，但他们是为了挖东西，不是为了重现历史的感觉。所以，中国史学里没有这个行走写史的传统，司马迁算是独一份。
李开元觉得这挺遗憾的，因为国家史学成了官修的事儿，大家就抄抄资料，少了那种活生生的历史感。现在有些学者开始走，比如罗新、张向荣他们，但还是少数。
司马迁那个时代，国家稳定了，他又有官方任务，比如去西南设郡，这给了他机会。他自己也感兴趣，所以到处转悠。这对他的写作影响大，史记里很多细节来自实地和采访。
李开元自己转行做这种历史叙事，也是受司马迁影响。他早年写博士论文《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全是用科学主义方法，分析数据，十年磨一剑。
写完后觉得空虚，因为历史没了生动感，全是数据和论证，离真实的人和事越来越远。他周围一些学者也有这感觉，像把历史抽象成理论，丢了人性和故事。后来他反思，历史学不是纯科学，是有人文基础的学科。需要感性和文学性，不然就死板了。
他申请回北大失败，因为东西少，行政看数量，他就自放江湖，自由了。开始学司马迁，走田野写历史。他觉得历史学家不光研究，还得写历史，不断重写。
司马迁就是榜样，是超一流的历史学家，那些只研究的不如他。他开始写秦汉三部曲，从2005年起，花二十年考察现场。
写到哪儿不了解，就查地图，文物地图，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都要看。然后找当地考古朋友，因为他们位置准。
出门前看谷歌地图，避免弯路。现在风气变了，大家都开始走，成了潮流。当初他写的时候孤独，别人觉得是讲故事，不是正经学术。现在罗新他们也放开了，成了气候。
在河南商水考察时，有大发现。陈胜起义在河南，张楚政权在那儿。张良他们都去过。他去后失望，遗迹少，但意外找到扶苏墓和蒙恬墓。扶苏本在北方被杀，怎么墓在这儿？当地有传说，他联想到陈胜起义口号里有扶苏和项燕。
陈胜可能是城国贵族后裔，杨城遗址出土陶片有扶苏字样。可能是陈胜政权宣传，孔子后代帮忙制造传说。找老先生看陶片，全部连起来了。文献、考古、传说、民俗全串联，理解历史怎么形成的。
司马迁写荆轲刺秦、鸿门宴、垓下相遇这些生动段落，不是编的。来源是口述历史。荆轲那段从夏无且那儿听来，鸿门宴从繁殖广那儿，垓下从虞姬后人。
里面有口语，就是讲故事时带出来的。不是看戏，日本学者宫崎市定说看戏，但汉代没剧场。口述解释更合理。
李开元用现代方法补齐。比如周文军打到戏水停下，张韩释放刑徒组织军队。这中间时间够长，肯定有事儿。
他联想到希特勒敦刻尔克停战，让英军撤退。推测秦中卫军五万在骊山，就在戏水边。兵马俑是混合军团，他画图推演，秦军堵关，周文过不去。这比司马迁多考古资料，可能更准。
司马迁重视秦汉交替这段，因为汉源头在楚。刘邦是楚人，在楚体制内起家。项羽本纪就是过渡王朝。后来班固改了，说汉直接接秦，抹了楚。
但司马迁如实写，所以有秦楚汉之际月表。这段是后战国时代，从秦末到文帝初，七十年。特点是战国分封和秦郡县双轨，思想道家，游侠风气重。六国复活，但绕不开秦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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