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25年初，国球师的《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修订重出。我第一次读到这部书，是在二十年前。2004年，《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问世。全书共有八章，分别讨论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个案：《京师大学堂章程》、林传甲《国文讲义》、胡适为代表的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林庚《中国文学史》、柳存仁《中国文学史》、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中国文学史中的“香港文学”，以及香港评论家叶辉的写作尝试及其启发。八章之外，还有三章附编，分别是《文学史的探索》《文学·结构·接受史》和《文学结构与文学演化进程》，尤其后两章介绍了作者从布拉格学派获得的理论训练和理论自觉。
书中个案大致按时间先后排列，前四章咏河寻源，从清末文学史被动立科开始，聚焦到一个仓促受命的大学堂教习的讲义，再经1920至1930年代种种新的观念、语言、体裁、材料轮番综合再造的“革命”，到1930至1940年代间林庚以中国文学史的现代学者、中国文学的读者、文学写作者这多重立场和笔法重估文学价值尤其是诗心/诗力的尝试。时代大潮自然来到1940年代末的歧路翻涌。作者沿着由中原南迁的柳存仁和司马长风，分别讨论他们在1950年代及1970年代香港进行的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文学史书写。柳和司马二著受到的总体评论虽然迥异，但适足以呈现出罗湖关南北不同气候下的橘与枳，带出新文化的风雨在香港的浇灌培植出的又一可能性。思考继续延伸至最后两章的议题，梳理、正视和思考香港的文学、语言、历史、文化的在地意义和价值。
这部著作的潜流期，是国球师在1990年代包括《文学史》集刊（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996）的筹备编行、“中国文学史再思”研讨会（香港科技大学，1995）等一系列的思考、尝试和努力。彼时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学术史丛书”陆续出版了戴燕《文学史的权力》（2002）、陈平原《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二编》（2002），以及国球师这部《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那时候我是一个全然的小学徒，正急着囫囵吞枣占有书本知识，却还是能感受到这是非常前沿的研究，有很多重要的学者在关心和讨论，只是没多少能力理解这种知识以及学科体系的审视反思乃至关怀寄托背后的动力。当然我相信，阅读之所以是一种普惠的快乐，恰因为它在初始阶段不会过分苛求“读者”之完美。
2006年，因缘际会，我得以拜入国球师门下读博。由于先入为主地给老师贴了“现代文学研究者”的标签，感觉自己可能要由之前的古代文学方向转换到现当代去，因此还做了心理建设和一点训练“热身”：那个夏天，我去国图翻看窦警凡的《历朝文学史》，仔细抄录了个别章节，写了一篇小小的阅读报告。当然，也因为缺乏更大的关照，不知道阅读和报告的落脚应在何处。
初次见到老师，就谈到这本书，因为在北京读到过。他问我印象最深的是哪一篇，我说最喜欢讨论叶辉《书写浮城》那篇，在历史的暴力与活力叠加的香江坐标以“进行时”的文学原料叩击庄严肃穆的文学史万神殿，耳目一新。我转而问到老师有没有比较喜欢的篇目，他告以讨论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的《诗意与唯情的政治》这一篇。人的偏好固然很个性化，但也往往有迹象和因缘可以帮助理解，只是当时的我茫然无知。那次师生初见以后，我开始渐次了解中国古代文学尤其是古代文学批评是老师的学术训练和用力方向的极重要的方面。他的博士论文《胡应麟诗论研究》在1987年就由台湾的华风书局出版。1990年学生书局又出版了他的《唐诗的传承：明代复古诗论研究》，在后来的时间里，我读的更多的是这本书的修订版《明代复古派唐诗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我就是这样路过《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
二
我并没有能力换到现当代领域，所以幸运地留在了自觉舒适的古代文学范围。读博那几年，我的同门学友们大都在做明清诗学的相关议题：聚焦“人”的明初的高棅，明代中后期的李攀龙、胡应麟，清代的翁方纲，聚焦观念的“诗史”“复古”，聚焦于“书”的明人对唐诗集的编选刊刻等等，交错纵横，又各行其是。大概每一两周我们就要聚在赛马会大堂的咖啡角或者LG7层的食堂，报告读书的进度。每位同学都能有不少于一个小时的时间来报告读书进度，回答大家的提问。漫长的下午，轮番攻守，完全是对自己的竭泽而渔，结束之后会发现人在极度活跃和疲惫之间摇晃，亟需回去继续查书进补。明清人笔下常会写到一种在荒江寂寞之滨而弦歌不辍的学术执守和传承的意象，切换到人烟阜盛的香江世界，我虽也从中国文学传统中继承了一些遗世飘零的触发机制，但问学记忆里满是柠檬色的月亮、高大的棕榈树，还有湿润的海风，这怎么不算是一种富养呢？
我们几个学生报告自己的读书和写作进展，老师那边就报告他有关抒情传统的研究进展。在他的开的研究生难度的讨论课上，我们读到了陈世骧的《在美国亚洲研究学会年会比较文学讨论组的发言》《时间和律度在中国诗中之示意作用》《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探》，高友工的《试论中国艺术精神》等一系列文章。拓展阅读会涉及到蔡英俊、吕正惠、柯庆明、龚鹏程、郑毓瑜、王德威等学者的文章，异彩纷呈。当然，记得的还有黄锦树批胡兰成那几篇痛快淋漓和嬉笑怒骂。大开眼界。老师未来要是读到这里，肯定忍不住要叹气：给学生认真讲知识吧，“讲，你又唔听；听，你又唔明”，不小心讲点八卦，学生就无师自通地牢记。
2009年底，国球师从香港科技大学移席香港教育学院。当时的教院正在谋求升格为综合型大学，国球师带着这样的使命从清水湾来到八仙岭，担任人文学院的创院院长。那几年他非常忙。即使这样，我们的师门会聚都没有中断过，听他讨论的内容先是陈世骧，后来是高友工、夏志清、徐迟，再后来是吴兴华，等等。既包括非常理论化的内容例如1960年代普实克和夏志清针锋相对的文章，也涉及一些偏掌故的，例如陈世骧夫妇的不同道路选择、例如夏志清夏济安兄弟。这些阅读和讨论对我的影响是，我自己在博士论文中面对用类书体制编选的唐人诗集时会试着借用抒情传统的思路，将事类理解为情的分类和训练。
2013年老师的《抒情中国论》在香港三联书店出版，2014年他和王德威主编的《抒情之现代性》在北京三联书店出版。前者是单独的论著，后者则以更全面的方式呈现了抒情传统脉络，导读在前，个中学人的代表篇章于后，按照活跃的时代先后，从闻一多、朱自清、鲁迅、朱光潜、沈从文，到宗白华、方东美、陈世骧、高友工、普实克、宇文所安，蔡英俊、吕正惠、叶嘉莹、柯庆明、张淑香、萧驰、龚鹏程、郑毓瑜，收结于“今之视昔”的黄锦树、陈国球、王德威。非常。《抒情中国论》的修订版在2021年以《中国抒情传统源流》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近年翻看其中篇目编排，记忆如在目前，越来越意识到求学期间的我也亲历了老师在这个议题上寻路徜徉驻足用功的某些片段。
除了对抒情传统的倾力梳理之外，香港文学也是国球师的研究中非常重要的领域，几乎可以说是有自觉的使命感。在科大时，他人那么“宅”，但还是找了一天带我们去逛庙街，站在路边听人唱凄凉的粤曲，回忆青年时陪他的老师去陆羽茶室的逸事。但我这个“南来学生”对粤语、对香港的感觉和他始终有差异，所能作出的回应，惊讶也好赞叹也好都总觉得不在点上，反而有使老师的讲述沦为奇异“景观”的潜在危险，幸好他也并不苛责。2016年，他的《香港的抒情史》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他讨论香港文学的十五篇文章。天末凉风吹来的失侣哀鸣，历史罅隙的末代帝女，途径鲁迅笔下的港督金制军流亮高华的英诗咏叹，回转于也斯的都市风物和李碧华的午夜还魂，这些斑斓的记忆和书写又自然汇入对“此间”的念兹在兹。这本书获得了第十届“香港书奖”（2017），入选《亚洲周刊》2016“十大好书”（非小说类）。作为责编的我当然由衷地高兴。香港这块地方流寓过无数的人，本以为是过客的我居然能有幸也以这样一种方式参与和观看到“它”。
格外值得一提的，他在教大期间一力筹建了中国文学文化研究中心，通过中心推进的研究计划中最具分量的就是“香港文学大系”的编纂刊行。目前对应第一辑（1919-1949）共12卷和第二辑（1950-1969）共16卷均已全部付梓。每卷平均都是20万字的体量，香港文学大系的编纂以十几位主编的人力团队完成了这样的工作量和进度，背后一定是巨大的付出。这套书的意义，或可挪用王蒙在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时的说法，既是“记忆”，也是“现实”，也可托付给时间这位“慈母”和“法官”。
《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陈国球著，政大出版社，2025年版
三
2025年，又读到了政大出版社这部《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修订版。相比2004年版，正文七章，略去了讨论司马长风的“唯情的政治”那一篇，附录部分全部更换，包括书评两篇：罗然（Olga Lomová）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和蒋寅《游刃于文学史话语和文化政治之间——评〈文学史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附编三篇：《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文学批评、文学研究与文学教育》《文学批评与中国文学研究——兼谈朱自清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教育与现代文学经典的流转——中国现代文学在香港》。访谈三篇：《文学的力量——答张晖问》《“抒情传统”论述是在历史视野下理解文学的意义——答上海〈文汇报〉记者问》《没有文学史意识支持的文学欣赏只是猎奇搜趣——答〈深圳商报〉记者问》。这一部分厚达162页，占全书的三分之一。
蒋寅老师说：“陈国球的著作都有占有资料丰富、采纳当代成果广泛的特点，但这部新著更引人注目的是剖析问题的细密和阐释的深入。”并详举了讨论林传甲的错体文学史为例。本书第五章讨论柳存仁《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意识形态与文学史书写》也是一个既富理论追求和方法自觉，又有历史语境意识的示范。作者从中外学界对“历史”的定义入手，探讨“文学史”的实质，文学和历史内部的张力，推出各路思考和书写实践的最大公约数“叙述”一词。随即透过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之镜，照见隐藏的讲述者柳存仁，并使其笔下的“文学史”的被讲述性得以剥落显露。柳著得以和柳本人一起拥有了历史实感，在时间中绽放变姿，尤其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学的决绝割席，如何因应殖民现状而对传统文化暗通款曲化敌为友。张晖师兄所作访谈中，问答涉及最广，既有学理的对话，也有国球师对亲历的香港学术风气和学人风格的回顾。香港的特殊性，使自如地回翔于不同语种的文献更容易成为可能，而来自结构主义的理论训练又帮助他审慎耐心地处理着定义，在大量史料文献中目标明确、思路清晰。读访谈，有一种知人论世的恍然大悟。
《文学如何成为知识？》是他在2010年4月23日香港教育学院中国文学讲座教授讲座的一篇长文。他从源于英国大学教育中的“就职讲座”（inaugural lecture）入手，梳理英国大学中的英国文学如何从“语文学”（philology）的观念统治下独立出来，并在教席和体制意义上实现。随后转入中国，看到含混宽泛、与时更化的“文学”概念在近代同样进入大学成为一门学科，同样产生种种的思考、实践和论争。1928年清华中文系成立，杨振声联合朱自清等人对文学教育有一番筹划，且这种思考一直持续到西南联大时期。作者再度审视这份未曾付诸实施的“图纸”，将历史的“假如”留给每一位听众/读者。是的，讲座的当时我在场，此刻借助阅读，我又一次重温了“在场”。
我曾问老师，为何司马长风那篇没有收入？他说，那篇作为单篇在《中外文学》上发表过，台湾地区学界读者可能比较熟悉，所以出版社就删去了。想起我在科大初次见到他，想起那一次的师生问答，彼时的我既不理解南来文人群体，也不理解1970年代的香港，更谈不上思考教科书的规训力。隔了这些年，我翻出旧版重读这篇，能够感受到那种要为“文学”和“人”争一席地的学术使命感。因为他教会了我，研究文学的人，要正视阅读文字带来的感觉。
2019年，国球师在香港教育大学功成身退，加入台湾地区的清华大学（新竹）中国文学系。空间的距离确实会产生一些直接的影响，我们好像再没有那种纵谈终日的机会。靠手机传递的话题几乎都是短平快的信息。例如我会告诉他我去看《花样年华》和《倩女幽魂》重映，我会给祖籍台山的老师转发新闻上这一地区被“桦加沙”台风吹袭的画面。例如老师会把他参加讲座的现场或者校园的照片转给我们，好让我们了解他的近况。偶尔我会说《查令十字街84号》非常治愈，讲的是一家书店发生的故事。他就会将发在《联合文学》2007年02号的随笔《在伦敦遇上1981的中国》转发我，一上来讲的就是他在查令十字街逛旧书店的经历。他告诉我痖弦去世了，叶嘉莹去世了，郑愁予去世了。我慌忙去看《如歌的行板》《秋兴八首》《错误》，像在还当初路过这些作品的“债”，却又在接送小孩上下学时某个没头没尾的时刻冒出其中一句。当然，还有一些聊天是带着寻求认可，寻求被理解的期待。我认真重读了朱光潜的《谈美》《谈美书简》，会向他报告一些阅读感受，因为知道他曾在书中讨论过朱光潜以及朱译维柯《新科学》。我看到常玉的画展，会和他讨论其中画意和李商隐诗意之间的共通感，因为我给他的李商隐诗歌课做过助教。蒋兆和的画展在深圳城市规划馆展出，我拍了当代认知度最高的杜甫像给他，说“画上的题诗也相当杜甫”，因为我们几位同门都在他的带领下讨论过李梦阳、何景明的分歧与杜甫评价的问题。在探索知识迷城的路口，老师曾经为我指引方向，隔了这么多年，独自在路上的我却总能在很多地方和他偶遇，多么幸运，多么愉快。
再次捧读这部《文学史的书写形态与文化政治》于我而言仿佛是一次漫长的重逢。一想到二十年来缓慢迟钝的阅世也居然能收获奇妙的谜底，每有峰回路转和柳暗花明的领悟，便忍不住沾沾自喜。在有一篇文章末尾，国球师写道：“我投身于‘文章大业’，投身这个世界，每日都会带着天真的好奇，问一些最简单但不懂回答的问题。”当我敲下最后一段的时候，2026年已经来到，愿我们在求知道路上都能拥有这种“天真的好奇”。
来源：杨彦妮（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