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27日，封面新闻发布了一则通报：
米哈游一名入职6年的员工，2月24日19时08分返岗下班，25日因失联被发现于住所离世。
这条新闻的核心本应是生命的逝去、善后的推进与死因的调查，但在传播链条里，36岁这个年龄，却被最大程度放大。
人们不再追问他为何离世，反而盯着他多少岁离世，仿佛这个数字里藏着某种天经地义的答案。
36岁，成了媒体叙事里的免责声明。
在诸多报道里，36岁程序员的标签被反复粘贴，其出现的频率，远高于返岗首日、正常下班这些关键事实，也远高于家属与公司的沟通进展。
这种叙事逻辑很耐人寻味：它不深究长期职场高压是否埋下隐患，不讨论劳动保障是否存在漏洞，不关注商业保险与工伤认定的落地细节，只是把36 岁推到台前。
仿佛只要点出这个年龄，一切悲剧就有了合理的解释。
潜台词好像是：
坏了是应该的。
媒体对36岁的执着，背后是整个社会对35岁的集体焦虑，而这份焦虑有实打实的现实支撑。
智联招聘2025年职场报告显示，招聘市场中80%的岗位明确标注35岁以下。
《财经》杂志2024年的报道则指出，互联网大厂裁员名单里，35岁以上员工占比超60%。
35岁仿佛一道无形的分水岭，跨过去之后，职场人的价值就被轻易打折，经验成了过时的代名词，责任心成了负担的借口。
于是，36岁猝死的新闻，被一些人解读成了：
超龄坚守的代价。
这种认知的荒诞之处在于，它把职场的不合理筛选，转化成了个人的咎由自取。
把本该被反思的年龄歧视，变成了默认的社会规则。
这就像一把尺子，被强行用来丈量所有人的人生，35 岁以下是合格，35 岁以上就是过期。
媒体对36 岁的反复强调，本质上是精准踩中了流量密码。
他们很清楚，35 岁危机是当代职场人的集体痛点，把36岁与猝死绑定，就能轻易撬动焦虑，换来点击量与传播度。
在这场流量博弈里，逝者的个体尊严被弱化了。
他不再是一个在米哈游奋斗6年的员工，不再是某个家庭的顶梁柱，只是一个用来佐证中年职场困境的符号，一个能引发集体共鸣的数字。
更糟糕的是，这种报道正在加固一种危险的认知：
35岁以上的职场人，就该接受被优化的命运，就该承受超额的压力，甚至连生命的逝去，都能被轻飘飘地归因为年龄到了。
根据公开信息，逝者离世时正值壮年，这个年纪的人，或许刚规划好新一年的工作，或许还想着陪家人吃顿团圆饭。
生命的戛然而止，从来不是36岁这个数字能解释的。
医学上，36岁属于青年晚期向中年过渡的阶段，既不是身体机能断崖式下跌的节点，更不是理应离世的年龄。
猝死的背后，可能是长期的身心透支，可能是突发的健康隐患，这些才是值得追问的核心，而非年龄本身。
我们真正该反思的，是为什么35 岁会成为职场的生死线，是为什么媒体会用年龄消解生命的重量，是为什么社会会默许这种荒诞的年龄歧视。
36岁，本应是人生的盛年，是经验与精力并存的阶段，不该是该死的代名词，更不该是职场歧视的借口。
生命的价值，从来不会被年龄数字定义；而一个健康的社会，也不该让某个年龄，成为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
文｜蛙蛙和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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