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一凡

‍这几天，围绕俄乌冲突爆发四周年的讨论很多，其中的一大关注点，是欧洲方面试图继续通过对俄制裁和对乌援助两种手段显示影响力，然而其长期以来围绕俄乌冲突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等方面的内部分歧却依旧尖锐。匈牙利继续通过行使否决权，阻止欧盟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及对乌贷款援助计划，斯洛伐克也表示将“友谊”输油管道运行问题与保障对乌供电进行挂钩；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继续高调向乌方保证援助和对俄制裁的实施，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甚至亲赴基辅向乌方作出保证。

实际上，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作为欧盟的“高政治维度”政策领域，其主导权和话语权长期以来掌握在成员国手中。自身国家利益、外交偏好，以及与欧盟机构间博弈关系等方面，都会影响成员国对欧盟对外政策的支持程度。随着俄乌冲突及全球变局下欧盟对“战略自主”和“地缘政治作用”的呼唤，欧盟委员会近年来有意在共同外交政策上扩展自身权力，如充分发挥议程设置和政策草拟的职能，构建和强调“经济安全”概念，从而利用经济和贸易领域政策主导权将影响力延伸向安全、防务、外交等领域的交叉和模糊地带，改变以往欧盟对外政策的决策路径。

纵观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共同外交和安全行动的发展轨迹，欧盟机构和各成员国之间存在的分歧，本质上是由对地缘政治关切与经济利益两大领域立场、处境和成本收益理解的差异造成的。从地缘政治角度看，各国战略文化、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决定了各国在对俄施压遏制方面的突出差异，比如，欧盟机构层面将对俄施压遏制上升至“维护国际秩序”“保卫欧洲价值观”等政治正确的高度，与其自身合法性问题高度绑定；波兰、波罗的海三国则极力渲染将极限遏制俄罗斯的战略文化及其特殊历史记忆，并尽力推动欧盟层面保持绝对强硬；而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国虽认识到极限遏制俄罗斯并不能建立长久、可持续的欧洲安全格局，但其在欧洲乃至西方“政治正确”及其他成员国“期待作为”、国内政治情绪等多重压力下，也难以以务实、理性方式应对相应问题。

从经济视角来看，欧盟整体在俄乌冲突之初对能源、市场、地缘经济环境等方面出现永久性损失虽具备一定预期，但“大炮与黄油”之间的根本矛盾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民生和经济损失带来的汹涌民意都无法忽视。欧盟委员会虽已多次渲染“不惜代价将俄罗斯击败”“经济损失是必要负担”的叙事，然而各国地缘经济环境和自身经济社会状况的差异，却在一定情况下使得“不惜代价”成为慷他人之慨。例如，匈牙利和斯洛伐克是内陆国家，欧盟其他国家力推以液化气或海运石油彻底替代俄罗斯管道油气的做法，对前者而言在基础设施、成本控制等方面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在欧盟各国借脱钩俄油气追求所谓能源安全的趋势下，促使依赖管道油气的国家参与脱钩无疑会加剧这些国家的能源安全风险。匈牙利近日行使否决权的行动，亦是在乌克兰切断“友谊”输油管道的背景下，试图用博弈和叫价维护能源供应稳定及成本平稳的现实举措。

另外，不仅匈牙利、斯洛伐克等被西方贴上“亲俄”标签的国家出于经济考虑维持较为友好的对俄政策，一些西欧国家也需要考虑自身利益，比如比利时坚持不能突破征用被冻结俄罗斯资产援乌的底线，甚至抵制住德国领导人亲自劝说的政治压力，最终使得欧盟提出对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的贷款援助的妥协方案。

随着俄乌冲突不断向“构建后冲突格局”的方向演进，欧盟自身在安全问题上的关切、焦虑和参与心态正在不断增强，但其成员国主导的决策进程的基本行动逻辑却难以改变。当成员国自身的政治经济利益与布鲁塞尔的地缘政治叙事产生根本性摩擦时，共同外交政策的落地效能必然受到制约。这种张力不仅侵蚀着欧盟对外行动的决策权威性，更可能在长期消耗战中进一步放大欧洲内部之间的信任赤字。

‍可以预见，欧盟将遏制俄罗斯作为绝对“政治正确”的态度难以改变，但忽略部分成员国合理关切、在欧盟层面设法强行推动决策，不仅有使决策行动脱离务实的轨道风险，亦可能从另一个角度给欧盟合法性和民心基础带来负面影响。若无法在决策过程中找到更具包容性的平衡点，欧盟或将因内部砝码的持续失衡，从而更难以团结姿态构建有效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作者是北京语言大学国别和区域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