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讲，在安森这本《环球航行记》有关中国的章节中，几乎对中国没有什么肯定的评价。但就是这样一本书，不仅在出版之际就成为畅销书，并在此后的几十年里一直影响着英国人对中国的评价，而此前长期建立起来的中国正面形象随之逐步消失。之所以会发生如此转变，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密切的联系。
《环球航行记》问世的18世纪50年代，正是英国开始积极准备对外扩张的时代。此时英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完成，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经济实力迅速增长，迫切需要更多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的供应地；“光荣革命”所建立起的君主立宪制和逐步形成的内阁制为英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政治上的保证；在击败荷兰人之后，英国成了实力雄厚的海上强国，这也为英国的海外扩张创造了有利的条件。1763年后，英国又在海外扩张中战胜了另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法国，基本上控制了印度次大陆。英国对一直有着正面评价的中国，已经不再满足于文化上的兴趣，而且开始希望能在中国找到更多的经济利益。在这样的一个历史时期，安森的《环球航行记》以他所谓的亲身经历所谈及的对中国的评价，必然会引起英国社会各界的浓厚兴趣。因为相对于那些在华耶稣会士的间接转述而言，安森的话似乎更可信一些。毕竟安森在中国待了一年时间，并与中国的官民进行过广泛的接触。对英国政府中的那些扩张主义者以及民间想到中国去发财的商人来说，《环球航行记》无疑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更好地了解中国的途径。
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纺织厂
反映英国“光荣革命”的油画
但此时英国人没有想到，也不愿想到的是，耶稣会士和安森是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进行认识和理解的。从一定程度上讲，在华耶稣会士们起到了文化使者的作用。他们大都懂中文，并长年居住在中国，更多的时间是在北京与中国的宫廷和上层贵族优雅之士打交道。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感受和对悠久历史传承的了解，相对而言要比安森深刻得多。再加上他们很少与市井百姓直接联系，所以耶稣会士们笔下的中国形象的确是正面的、美好的。毕竟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两千年来一直有着文字记载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的许多文化遗产实际上是全世界所共同拥有的宝贵财富。这一点是无可置疑的。耶稣会士们传递了这些文明财富，并在此过程中树立了中国的良好形象，应该承认他们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做出了贡献。尽管几经辗转，他们可能在某些方面对中国的文化成就有所夸大，但不能就此认为他们有关中国的介绍和评价是不真实的。
而就安森来讲，他不懂中文，而且在中国的时间前后加起来也不过一年左右；我们尤其要指出的是，他既不是作为文化使者，也不是作为商人，实际上是以半海盗的身份闯进中国的。因此，从一个外来闯入者的角度看待中国人和中国文化，当然与在华耶稣会士们有着明显的区别。况且这个闯入者也受到过耶稣会士的影响，认为中国人会把他这个擅自闯入者当成远方的宾朋予以友好的接待。当他于1742年11月抵达澳门时，曾期待中国人热情地为他引水，结果遭到了冷遇。后来发现中国人实则对他们很反感的时候，安森对中国人的评价也非常容易产生偏见。当安森在买东西被宰后评价中国人欺诈、自私的同时，他一点也没有检讨自己擅自驾舰驶入一个主权国家的港口、扣押这个国家的臣民、傲慢地对待这个国家的官员，实则是一种侵犯主权、违反法律的海盗行为。要是安森对其他欧洲国家采取类似的行动，就有导致战争的可能。
虽然安森谈到中国人的性格时说到鲁莽、粗鲁要强于伪善、欺诈，但我们认为这只不过是他在为自己的不文明行为进行辩解和掩饰而已。同时，安森在对中国进行负面评价的同时，却看不到他对自己强行闯入中国港口的行为表现出些许歉意，这恰恰反映出他只不过是一位傲慢的扩张主义者而已。特别是他既不懂中文，又缺乏必要的鉴赏力，便对中国的书画和文字妄加评论，充分显示出了他的粗俗与无知。因此，安森在《环球航行记》所谈到的一些自己在中国的感受和对中国的评价，很难说是客观和全面的。这本书之所以在出版后便备受关注，并影响此后英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并不是因为它的内容真实可靠、分析深刻，而是由于它迎合了英国进行海外扩张的需要。这正如有些西方学者所认为的那样：18世纪中期的欧洲在各方面都发生了转折，包括英法两国的舆论也在18世纪中期转而强烈地反对中国，这其实是由于一些与中国没有什么关系的国内原因所引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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