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那个夏天，我至今想起来，心里仍像压着一块晒得发烫的石头。

那天村里来了个云游的算命先生，背着布包，手里摇着卦幡，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一坐，就围了一圈人。娘拉着我也挤了进去，无非是想问问收成，问问家里平安。

轮到我们时，算命先生抬眼扫了我一圈，突然指着我，声音不大，却清清楚楚对娘说：“这孩子面相不一般，有官相，将来是吃公家饭、当干部的命。”

话音一落，周围的人都跟着起哄。

“哎哟，你家娃要当官啊！”

“真是好福气，以后就等着享福吧！”

娘的脸笑开了花，紧紧攥着我的手，仿佛下一秒我就能穿上干部服，戴上大盖帽。我那时年纪小，听不懂“官相”二字有多沉，只看见娘眼里从未有过的光亮。

我哪里知道，就是这一句话，把我往后的日子，全给捆住了。

从那天起，我成了家里的“重点培养对象”。

娘逢人就说：“先生说了，我儿有官相，以后要当干部的。”

她把所有希望都压在我身上，省吃俭用供我读书，不许我偷懒，不许我贪玩，更不许我像别的孩子一样疯跑打闹。

别人家的孩子放学可以割草、玩耍，我必须坐在灯下写字做题；

别人家过年能买件新衣服，我穿的是旧的，钱却一分不少留作学费；

哪怕我考得不错，只要不是第一，娘就会叹气：“你可是有官相的人，怎么能不如别人？”

“官相”两个字，成了悬在我头上的鞭子。

我从小就被教育：你和别人不一样，你不能种地，不能打工，不能没出息，你必须考上学，必须进单位，必须当官。

考不好，是对不起那句预言；

不想读书，是辜负娘的指望；

就连偶尔想出去闯一闯，都会被一句“你是有官相的”堵回来。

村里人也时时拿这话打趣。

小时候是羡慕，大了就变成了调侃：

“你那个官相，什么时候兑现啊？”

“怎么还没当上干部？是不是先生算错了？”

我听在耳里，刺在心上。

我拼命读书，拼命努力，可命运并没有因为一句“官相”就格外垂青。我没能走上那条所谓的“官道”，没有当上干部，只是成了一个普普通通、为生活奔波的人。

娘却一直没忘。

直到我成年、成家、在外奔波，她还时常念叨：“当年先生说你有官相，怎么就没成呢？是不是你不够努力？是不是你没抓住机会？”

我从不怪娘。

她只是太苦了，太想让这个家出头，太想让儿子不再像她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那句轻飘飘的“官相”，成了她黑暗日子里的一盏灯，她抱着这盏灯，熬了一年又一年。

可我是真的苦。

苦的不是日子穷，不是干活累，是从小就被架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位置上。

我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活在一句算命先生的话里，活在“本该当官”的假设里。

好像我这一生，但凡过得平凡一点，就是失败，就是辜负，就是对不起当年那句话。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

所谓官相，不过是江湖人一句讨喜的场面话。

可在那个闭塞、贫穷、人人都想翻身的年代，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孩子的一生。

如今再回村，老槐树还在，当年的算命先生早已不知去向。

娘老了，也很少再提那句“官相”，只是看着我，轻轻说一句：“平安就好，平安就好。”

我望着眼前熟悉又陌生的村庄，突然鼻子一酸。

如果能回到1988年的那一天，我想拉住年少的自己，也拉住娘：

别信什么面相，别扛什么期待，

你只需要安安稳稳，做个普通快乐的孩子，就够了。

只可惜，人生没有如果。

一句“官相”，说者无意，听者入心，苦了我大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