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太平年》的热播，让后周开国皇帝郭威“出圈”了。
在这之前，提起后周开国皇帝，大多数人的印象可能只是“柴荣养父”“赵匡胤老领导”，甚至有人压根不知道他是谁。但一部剧火了之后，他的墓——位于河南新郑的嵩陵，开始有人专程去探访、悼念，甚至有网友呼吁加强保护。
这就是影视“破圈”的力量。
（图片来源“小赫旅行日记”，侵权请联系删除）
但真正让人震撼的，是网友照片里那座“寒酸”到不像皇陵的皇陵——没有石像生，没有碑亭，没有巍峨封土——如果不是当地文保碑，你甚至以为这只是个普通土坡。
郭威临终前，给养子郭荣留下遗诏。《旧五代史·周书·太祖纪》这样记载：
“缘陵所司，并从俭约……应缘山陵役力人匠，并须和雇，不计远近，不得差配百姓。陵寝不须用石柱，费人工，只以砖代之。用瓦棺纸衣。”
翻译过来就是说：负责修陵的官员，一切从俭。修陵所用工匠，必须雇佣，不能无偿征调百姓。陵寝不用石柱，以免耗费人力，用砖代替。用瓦棺纸衣下葬。
作为一个开国之君，为什么要如此对待自己的身后事？因为他太清醒了。
生于乱世的他，亲眼见过太多帝王死后被掘墓焚尸。朱温的温陵被毁，刘知远的睿陵被盗——五代十国，兵荒马乱，豪华陵寝等于给盗墓贼画地图。更重要的是，乱世百姓连饭都吃不上，他不想死后还要榨干民力。
想必大家有个疑问：郭威自己选了薄葬，可如果后周延续下去，后世子孙会不会给他补修陵寝？哪怕不加石像生，至少立个碑、修个享殿？
我觉得答案不言自明：会。
你看明朝那些帝陵，朱元璋的孝陵最初也简朴，是后来子孙不断加建才成今天规模，还成了每年节假日的旅游胜地。可郭威的后周，被赵匡胤夺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更大的规律：一个帝王的陵寝最终什么样，不光看他本人怎么交代，更要看他的政权有没有延续下去。
陈友谅的墓在武汉，有牌坊有墓碑，像个正经陵园，虽不像郭威墓那样“寒酸”，但对应他生前大汉皇帝的“咖位”，依然简朴。为什么？因为最后的胜利者是朱元璋。胜利者是不会给失败者修气派陵寝的，能给他保留一抔土已算仁慈。
往前看，隋炀帝杨广的墓，至今还在扬州一片农田里，墓碑还是后人补立的。隋朝没了，谁给他修气派的陵？
往近了说，袁世凯的墓在安阳，叫“袁林”（防止僭越，故“陵”改成谐音“林”），规模不小——那是因为北洋政府给他修的。如果北洋垮得再早一点呢？
所以帝王陵墓有个残酷的规律：政权在，陵寝有人添砖加瓦；政权没了，就停在最初的样子。
郭威的嵩陵，就是被“定格”在了那个最初的样子——他自己选的薄葬，加上后周被宋取代，没人给他“升级”。
千年过去，那些石像生齐全的皇陵几经盗毁，反倒是这座不起眼的土丘安然无恙。郭威当年那句“瓦棺纸衣”，现在看来，竟是最远的远见。
但说了这么多历史规律，可能都比不上一个更直接的原因——为什么《太平年》之后，那么多人想去郭威墓前看一看？
因为电视剧里的他，不再是史书上那个被符号化的“太祖皇帝”，而是一个被还原成“人”的帝王。
史书会写他“仁德恭俭”，会写他“废除苛税”，会写他“为民减负”。但这些都是概念。真正让一个古人活过来的，是他怎么说话、怎么待人、怎么面对生死。
《太平年》里那些日常的场景——他与郭荣之间的托付、乱世中的相互支撑、对百姓生计的关切——让观众忽然意识到：原来“仁德”不是史官贴的标签，而是一个人真实的模样。
他不是高高在上的神，他操心、他絮叨、他把身后事交代得像个放不下孩子的普通家长。
有观众说，看他和郭荣的对手戏，眼泪莫名其妙就下来了。那种乱世里难得的温情，让这个一千多年前的帝王，突然变得触手可及。
所以人们想去嵩陵看看。不是去朝拜皇帝，而是去看看这位让人心里一暖的古人最后安息的地方。
有人在坟前点根烟，有人鞠个躬，有人只是静静地站一会儿——这比任何豪华碑刻都珍贵。
现实中，很多冷门朝代的帝王陵（尤其五代十国），长期处于“养在深闺人未识”的状态。没有《长安十二时辰》，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相信唐风还能那么潮；没有《去有风的地方》，大理的凤阳邑可能还是那个默默无闻的古村落。没有《太平年》，嵩陵可能依然是个不起眼的土坡。
观众的关注，不仅让古迹被看见，甚至能推动当地对文保工作的重视。而这一切的起点，不过是一部剧里，一个帝王被还原成了“人”。
当然，影视有艺术加工，不能当正史看。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首先是“被看见”，然后才是“被理解”。
一部严谨且有诚意的历史剧，就像一位时空导游，把沉睡在田野间的古迹，重新拉回当代人的精神世界。
最后，也希望《太平年》这样的剧，能再多一些。
ps: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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