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南宁市隆安县右江下游一带的农民,经常会在田间地头挖到一种形状奇怪的石头,它们大小不一,扁而薄,器型有点像农家常用的铲子。数件石铲并排,刃部朝上,直立或斜立、以交叉叠放或排列组合进行摆放。
在1962-1965年进行的广西文物普查中,考古队注意到了这些石器,判断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
迄今为止,人们发现大石铲文化遗迹遗物最丰富的遗址,是位于南宁市隆安县博浪村的大龙潭遗址。数十年来,广西共发现石铲一万余件,光完整器就超过700件,共有大石铲遗址140多处,其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广西南部的左江、右江、邕江流域,以三江交汇处的南宁隆安县、西乡塘区一带为核心区,扩散辐射至广东、海南和越南北部,考古界以核心地域将其命名为“桂南大石铲”。
从器型上看,桂南大石铲与其他文化的石铲显然有所不同,无论是河南裴李岗出土的石铲、山东大汶口出土的单孔石铲、浙江良渚出土的石铲和石犁,都带有鲜明的实用工具特征,而广西出土的大石铲,大概分为四种类型,除了一型和其他文化的石铲有所相似之外,其他三种类型有棱角、束腰、袖衫状等特征,均为广西特有。
结合各地的考古发掘可以推断,这些大石铲是广西本地制造、独有的一种史前文化遗存,根据对多处遗址的木炭样本进行碳14测定,结果显示其年代大约在距今约4000-5000年前,以距今4500年左右相对集中。
考古专家认为,桂南大石铲大范围的出现,而且是一种比较一致的遗存,表明当时的桂南地区已具有一定的社会组织能力,形成了共同的精神文化信仰,这些都是文明产生出现的一个要素,为研究广西地区先民何时踏入文明门槛,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然而,大部分出土的石铲并没有任何使用痕迹,它们的主人是谁?又作何用途呢?
一种观点认为,大部分大石铲是作为农业生产工具,部分遗址是石器的加工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大石铲脆薄易断,无法用于耕作,石铲摆放有序、排列整齐,应该是祭祀用具。也有的学者认为,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大石铲慢慢从生产工具演变为祭祀用具。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学术界围绕大石铲功用形成的讨论持续了三十余年,众说纷纭,没有一个确定的结论。
2014年,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再次对隆安大龙潭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其中最重要的成果就是发现了一处大型石铲祭祀遗址,基本上为大石铲功用的争论画上了一个句号。
作为当时先进生产工具的代表,大石铲逐渐被神话,人们将它作为祭拜天地神灵的礼器,根据祭祀的不同目的,大石铲摆放方式也不尽相同。
除了祭祀天地神灵,也有人认为大石铲祭祀对象可能是祖先。从外形上看,大石铲倒置时的轮廓形似男性生殖器,因此也有学者认为这是一种生殖崇拜,先民企图通过这种象征物的崇拜祭祀来获得丰产和子孙绵延不绝的美好愿望。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大石铲具有盟誓的功能。
一件件精美的大石铲表明,广西的史前人类已从刀耕火种中腾出精力,有余暇投入到追求美感的艺术创造中。
那么大石铲的制造者来自何方,是岭南本地原始部落,还是北方南迁的部落来到广西后,吸取了岭南文化而诞生的新部族呢?
解开这个疑问,需要再往上追溯3000年。在距今8000-5500年前,广西南部的邕江、左右江流域,存在着一种渔猎文化遗存——顶蛳山文化,这一类遗址通常称为贝丘遗址。考古学家发现,贝丘遗址与大石铲文化遗址不但在地域上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且时间上也存在延续性。诸多证据都指向了一个推测:大石铲族群很可能就是顶蛳山人的后代。
在大石铲主要分布区域,先后出现了贝丘文化、大石铲文化和岩洞葬文化,根据三种文化在地理位置的一致性和时间上的延续性判断,从顶蛳山人到大石铲族群,再到骆越先民,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文化传承链条。
桂南大石铲文化作为广西最具地域特色的一种原始文化,以高超的工艺、神秘的形态、复杂的功用,揭示了四五千年前先民从蒙昧走向文明的历史进程,是广西古文明探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们在广西南部曾盛极一时,但流行了一千多年后,却突然神秘消失了,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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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六(2月28日)2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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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故事·礼器悠远 石语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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