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19年冬天,长安城的北风格外硬。宫城深处,李渊下旨削减几位旧将的食邑,朝中不少人都明白,这既是财赋上的权衡,也是一次隐秘的“排队分级”。在被改封的名单里,有两个很扎眼的名字——胡国公秦琼、卢国公程咬金。
有人私下嘀咕:“这两位,可是从乱军里杀出来的。”也有人不以为然:“玄武门那天,他们没怎么出力,这就够了。”
有意思的是,就在这道诏令颁下的前后,那些曾与他们并肩拼杀于瓦岗、洛口、荥阳的旧人,正在一处处战场、刑场、边地,相继倒下。等到武德年间风声稍定,算一算,能被勉强归为“瓦岗战友”的,竟有九人死于非命。相比之下,能在凌烟阁留名、还能安然而终的秦、程二人,真算得上“福大命大”。
问题也就来了:这九人之中,谁的武艺真正在秦琼、程咬金之上?又有谁的死,能让这两位出身乱世的猛将,心里真正泛起酸楚?
一、从瓦岗寨到长安城:九人各走各路
要看这九人的生死,绕不开一个名字——李密。
隋炀帝大业末年,天下大乱。瓦岗寨在翟让手里崛起,却在李密接盘之后走向分裂。李密本人出场并不寒酸:早年受隋文帝宠信,又得杨玄感推荐,既有文名,也有些胆识。可到大业十三年前后,他在河洛之间搅动风云时,身边已经聚拢了一批后来名声不小的人物:单雄信、徐世勣、王伯当、罗士信,以及后来被归入“瓦岗旧人”之列的张亮等。
秦琼与程咬金真正与瓦岗结缘,是从张须陀战败那一刻算起。张须陀在荥阳被李密击破,战死阵前,秦琼带着残部投奔裴仁基,再随裴仁基降李密,这才成了瓦岗军中的内马军骠骑。程咬金同样是在这一时期,通过裴仁基进入李密阵营。
他们二人进入瓦岗时,瓦岗内部的权力重心已经从翟让转移到李密身上。恰在这条线的另一端,翟让的心腹单雄信、徐世勣,正面临命运的转折。
翟让让位于李密,按理说是好话好商量的局面。《旧唐书·李密传》记载得很清楚:翟让尊李密为魏公,自称臣下,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头衔不算低,姿态也放得足够低。然而,李密还是在宴席上动了杀机。
鸿门宴那一夜,翟让被谋杀。徐世勣出营时,被门者砍伤颈项,若非王伯当高声喝止,很可能当场丧命。单雄信则是叩头求情,才勉强保住一条命。
从这一步开始,瓦岗内部的人情、旧义,就已经裂开了一条口子。
二、忘恩负义与“讲义气”:李密、王伯当、单雄信
李密的评价,在正史里相当不客气。《旧唐书》那句“乌阳既升,爝火不息。狂哉李密,始乱终逆”,几乎把他的一生给概括死了。才气有限,野心不小,恩情不记,人望渐失。对翟让如此,对翟让旧部也毫不留情。
从秦琼、程咬金的角度看,李密与他们的关系,其实并不坏。秦琼降瓦岗后,被视为帐内骠骑,备受优待;程咬金也能在内马军中与罗士信并列,得到足够重视。可以说,李密对这两人有知遇之恩。但他对翟让系旧将的狠辣,又很难让人心服。
武德元年腊月三十,公元619年1月20日,李密做出一个让旁观者都摇头的决定——杀妻叛唐。他不愿在李渊旗下做臣子,夜里悄悄出逃。徐世勣已看出这是条死路,王伯当却执意追随。
“义士之志,不以存亡易心。”史书中的这句记载,很扎眼。王伯当明知道命悬一线,还是一句“与公同死耳”。若只看这一幕,王伯当讲义气的程度,远在李密之上。
结果也证明了徐世勣的判断。陆浑县南邢公岘,盛彦师截住李密,一阵乱军之中,这位自称魏公的旧日枭雄倒毙山前,时年三十七岁。头颅被送往长安,悬挂示众。王伯当同样战死,尸首也被传首。
当时已经归唐的秦琼、程咬金,并没有留下任何为李密请命的记录。这倒不难理解:翟让之死,他们心里清楚;张须陀之死,也不能完全撇开李密。当初投瓦岗,是形势所迫,如今投唐,则是新局已成。李密这种“杀妻叛主”的做法,在军中名声极差。要说谁死得不值得惋惜,李密肯定要排前面。
但王伯当就不一样了。这个在人生最后一刻还要追随旧主的将领,若能活到贞观年间,以他的名望和军功,很可能不在程咬金之下。他的死,对秦琼程咬金而言,更多是一声惋惜,而不是悲痛入骨。
讲义气也好,固执也罢,王伯当死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这一点,他自己并非不明白,只是没打算回头而已。
同一时期的单雄信,命运则更曲折一些。
三、单雄信、徐世勣与罗士信:谁才是“真兄弟”?
谈起瓦岗旧将,民间故事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多半是“单雄信截秦王”的情节。史书记载要简略得多,但关键点还是有的。
武德四年,李世民围攻东都洛阳,王世充危在旦夕。单雄信在洛阳城下与秦王军交战,一度长枪几乎刺中李世民。《资治通鉴》中清楚记着:徐世勣大喊一声:“秦王也!”单雄信这才收枪退后。
这一枪收得很干脆,换个更狠的人,哪管你是不是秦王。单雄信愿意退,这一方面是顾及徐世勣旧日情分,另一方面,也未必真看好王世充的未来。他心里很清楚,这一枪要是扎实了,天下局势就得重写。
有趣的是,等到洛阳城破,单雄信被擒之后,徐世勣却没有把这份情义圆回来。那时的徐世勣已经改名李世勣,站在李唐阵营里,出面求情的底气远不如秦琼程咬金。更重要的是,徐世勣的性格比较圆滑,擅长“顺势而为”,在这种生死关头,他选择了沉默。
单雄信最终在洛水之渚被斩。关于临刑前“再看长安一眼”“陈家洛阳城”的各种传说,多是后人附会,正史只记下他被处斩的冷冰冰事实。
若只看这一段,有些人会觉得:单雄信比徐世勣更讲义气。而从更长的时间线看,徐世勣的“忠诚对象”一直在变:先是翟让,再是李密,后来又是李世民、李治。每一次,他都能在关键节点站到最终赢家一边,却很难说他对任何一位前主真正掏心掏肺。
这种风格,在武则天册立皇后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李治违背礼制,执意立武氏为后,朝中多有非议。已经赐姓为李勣的徐世勣,选择顺水推舟,站在新皇后的那一边。就当时来说,这是聪明之举;可从后果看,他死后不但被剥夺赐姓,还被掘墓剖棺,子孙也几乎被诛绝。要说天道好还,这一笔算得不算轻。
相比之下,单雄信虽然死得早,却保住了一个“直人”的名声。在讲义气这一项上,他确实要比徐世勣更让人心服。
然而,如果问一句:秦琼、程咬金会为单雄信痛哭吗?恐怕很难。
原因在于另一位——罗士信。
罗士信最初在张须陀军中,与秦琼就是并肩作战的最佳搭档。两人一个善于冲阵,一个以勇悍著称,在山东、河南一带平乱时,多次配合立功。后来进入瓦岗军,又与程咬金一起被列为内马军四骠骑,关系更近了一层。
罗士信与刘黑闼相遇,则是在李唐与窦建德势力交锋之后。窦建德被擒斩于长安,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名义上是为旧主复仇。罗士信奉命与之对峙,结果在洺水城陷入孤城困局。
史书记载,当时守军本来可以集体撤离。李世民决定让王君廓率大军突围,罗士信只带二百人冲进洺水城据守,等外援。刘黑闼见状,冒雪围攻八日,城内粮尽援绝。李世民则以“天大雪,不可用兵”为由,按兵不动。
罗士信最终被擒斩于城下,首级示众。若从军事判断看,李世民此举难辞其咎。原本完全有机会换个决定——让王君廓入城坚守,罗士信外破重围,以其勇武开路从军;或者决心大一点,顶着风雪强行进军,至少给洺水城一个希望。
事实是,王君廓安全撤出,后来还在朝中作乱,坑杀庐江王李瑗,最后准备叛逃突厥,被边境百姓当场斩杀。罗士信则死在刘黑闼刀下。某种意义上说,罗士信以命换出的王君廓,非但不值,还让这笔生命账更显得划不来。
对秦琼、程咬金而言,这才是真正扎心的一笔。张须陀战死在前,罗士信绝城牺牲在后,两位在乱世中最可靠的同袍,一个接一个倒下,而且都带着冤屈的意味。若要说为谁“痛哭”,罗士信当得起这两个字。
至于武艺层面,罗士信在正史里的描写同样以勇悍著称,冲锋陷阵的实绩不少。要说个人单打独斗,未必一定在秦琼之上,但在敢战、能战这一点上,绝对不弱。若活到贞观年间,以他的资历和战功,封王并非没有可能。
四、刘黑闼、裴仁基父子与张亮:各走极端的结局
算到这里,已经有:李密、王伯当、单雄信、罗士信、王君廓、刘黑闼六人。剩下三人,分别代表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道路——忠于旧主、守隋不降、诡诈自保。
刘黑闼的出场,本是窦建德体系里的猛将。窦建德被擒后,他举兵河北,自称是为故主复仇。这一点,不少史书都提到:刘黑闼起兵,并非单纯为自己谋取天下,而是打着“义旗”。
站在唐廷角度看,他当然是反贼;可在当时河北民众眼里,他更像一位不肯认输的旧臣。对秦琼、程咬金来说,与刘黑闼没有深厚的私交,更多是战场上的敌我对立。谈不上痛恨,也谈不上感念。刘黑闼最终兵败被擒,押解至李建成军中处决,这一刀算是替罗士信报了仇,也算为窦建德那条线画上一个句号。
裴仁基、裴行俨父子,则代表了另一种选择。张须陀战死后,秦琼率残部投靠裴仁基,再由裴仁基降李密,这才入了瓦岗门。严格说来,秦琼加入瓦岗,是“跟裴仁基走”的结果。
武德二年,秦琼、程咬金在故州九曲之战阵前投唐,成了李唐阵营中的新贵。裴仁基父子却留在王世充军中,想扶持越王杨侗重掌皇权。那时王世充尚未称帝,他们在名义上仍是“隋军”,自认为守的是旧朝正统。
这一选择的代价非常清楚。武德二年五月,王世充架空杨侗,旋即弑杀越王自立。裴仁基父子卷入宫廷斗争,事败被杀。《隋书》中为他们立传,也算是给这个“守旧”的家族留下一点颜面。
从秦琼、程咬金的立场看,这对父子道不同不相为谋。早先有投李密的合作,后来路径已经完全分开。对他们的死,更多是“可惜”,却很难说到“悲痛”。若当初裴仁基选择与秦琼程咬金一道投唐,以其资历,未必不能赐姓封王。事到如今,只能说是各人所选,各自承担。
最后一位,是张亮。
张亮出身寒微,以农为业,性格“外敦厚而内怀诡诈”。大业末年,他靠着一次告密,被李密重用,署为骠骑将军,隶属徐世勣部下。也就是说,他算“瓦岗人”,却是通过揭发同袍起家的。
入唐之后,张亮本性不改。侯君集“谋反”一案,就是他上报。侯君集因此被处死,张亮则因“立功”被封为刑部尚书。若故事到此为止,他也不过是一个懂得见风使舵的权臣。
结果迟早要来。没过几年,他自己也因被举报谋反而获罪,李世民按照此前处理侯君集的那一套,干脆利落地将其处死。自此,曾在凌烟阁留名的张亮,成了“以诡诈得势、以诡诈送命”的典型。
算上张亮,九位瓦岗出身或瓦岗系旧人,全部死于非命:有人战死沙场,有人葬身刑场,有人被旧部出卖,有人为旧主殉身,有人为权势设局,也有人因守着已经不可能回头的旧朝走向终局。
把这几条生命线放在一起看,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真正与秦琼、程咬金情感联系最深的,只罗士信、王伯当、裴仁基父子几人;而在“讲义气”这一项上,单雄信、王伯当、刘黑闼各有各的坚持;至于李密、王君廓、张亮,则更像是乱世之中典型的“负心人”和“势利眼”。
再回头看那道削食邑的诏书,就不难理解秦琼、程咬金沉默背后的心思了。
五、谁配做朋友?谁算死有余辜?
九位旧人里,有几人比秦琼武功更强,这个问题很难用一把尺子衡量。
罗士信在战场上的表现,一点不输秦琼;单雄信在洛阳城下能将长枪递到秦王面门,至少说明临阵身手不凡;刘黑闼敢在河北与唐军反复周旋,也是悍将。要真把这些人拉到校场上比武,输赢未必分得那么清楚。秦琼之所以名声更大,很大一部分在于他“善始善终”,又在凌烟阁留名,加上后世评书小说的渲染,自然高人一头。
可若换一个问法:这九人中,有几人能算秦琼的朋友?答案就要收紧了。
罗士信,当得起“兄弟”二字。张须陀旧部的情谊,瓦岗四骠骑的并肩,再加上那场洺水城的绝境,被弃之后的牺牲,都注定他会是秦琼心里最难忘的那个人。若说为谁痛哭,罗士信毫无疑问排在第一。
王伯当,算得上“惺惺相惜”的同道。虽然两人不在同一条指挥线下打过仗,但王伯当以命相随李密的那份执拗,落在同为乱世武夫的眼里,是值得敬的。不必痛哭,却一定会惋惜。
裴仁基与裴行俨,则像人生路上短暂的引路人。若没有张须陀战败后的收容,秦琼未必能顺利转入瓦岗体系;若裴仁基选择投唐,他与秦程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密。可他们最终留在王世充军中,走到对立面,这段旧缘也就只能停在“早年投奔”的记忆里。
单雄信、刘黑闼,更像是“各为其主”的对手。单雄信有恩有怨,既是翟让旧部,又曾在洛阳城下差点斩秦王;刘黑闼之再起,则是替窦建德叛唐仗义。站在李唐阵营看,他们都是敌人。站在江湖义气角度看,他们又各有值得尊重的一面。对这种人,多半是佩服,却很难有真正的亲近。
至于李密、王君廓、张亮,死有余辜四个字,落在他们身上并不夸张。李密杀恩人、弃妻子;王君廓忘义理、害同僚;张亮靠告密起家,又被告密送走。乱世之中,谋算过头的,往往撑不到最后。
回到一开始那道削减食邑的诏书。秦琼、程咬金从上柱国翼国公、宿国公降为胡国公、卢国公,食邑从三千户变为实封七百户。名号听着像一对“葫芦”,风光逊色不少,却好歹保住了性命与体面。更重要的是,他们没有像某些昔日战友那样,死在同袍刀下,或是倒在权力的漩涡中。
九位瓦岗旧将,最后都没能在长安安享晚年。有人早早死在武德初年,有人拖到贞观末年才被清算。时间线拉开一看,能善终的,反倒是那些懂得知止、肯收手、不再卷入新一轮争斗的人。
若把这些故事摊开,让人逐个评判谁讲义气、谁不讲义气,答案未必相同。但有一点,大概会有不少人认同:在那样的乱世里,能把兄弟情分记在心里,又不被恩恩怨怨拖进无底洞,既不莽撞送命,也不为权势所惑,这种“活到最后”的本事,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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