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2月16日深夜，广西靖西方向一处临时野战救护站灯光刺眼。担任军医的张绍基抬头瞥见挂钟，指针停在23点45分。折叠床旁，老护士低声嘟囔一句：“把纱布多拿两捆，明天肯定紧张。”没人接话，却都默默明白，天亮后第122师的第二次进攻就要打响。
作战任务早在师指挥所反复推演：364团主攻，365团预备，目标是越南高平省河广县长河乡北侧那良诺一线。地图上只是五个编号——1号到5号——实地却是连坦克都爬不上去的石灰岩山脊。五座石山首尾展开三公里，海拔在六百到七百米之间，正卡在中越边境要冲。
命令传下时，新兵们正在防炮洞里啃压缩干粮。对大多十八九岁的战士而言，越南只是广播里反复出现的地名；可守在山上的越军，却是清一色参加过抗美作战的老枪手。40岁以上、满身硝烟，这是情报处给出的画像。单兵素质不容低估，更要命的是，他们在山体里凿出钢筋混凝土暗堡，前沿还埋了反步兵雷区和铁丝网，障碍向北延伸近五百米，部分地雷甚至埋在中国一侧。
第一轮强攻发生在17日凌晨五点。365团3营8连顶着炮火准备冲击1号高地，下坡地无遮无掩，炮兵又打不到反斜面雷区，只能靠工兵手提爆破筒硬开路。爆破中的误伤加上蝴蝶雷突袭，半小时里33人倒下，连长也负伤，部队被迫撤回。那夜大雨，担架在泥里打转，年轻的士兵第一次直面“未见敌先见伤”的残酷。
轮换决定由师长于新义拍板。老将出马，口气仍平静：“打不进去，问题不是兵，是方法。”于是364团3营7连接过主攻权，365团则改为观摩和预备。新的计划强调步炮协同：四个炮兵连抵近射击，烟幕弹遮断2号、3号高地视线，爆破班负责通道开辟，步兵分两梯次渗透。
17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四百多发炮弹砸向1号高地北坡。五分钟后，黄鉴初连长下达冲锋口令。最危险的爆破仍由七班承担，班长黄瑶龙把20余枚集束手榴弹绑成鞭子，又用竹竿挑着十公斤炸药包，一路点火一路甩。五十多分钟过去，150米宽的缺口出现，直通越军第一道战壕。
奇怪的是，战壕里空空如也。越军十几号人躲在反斜面掩体里憋着。10点35分，等7连一露身影，对面突然倾泻火力，5名战士瞬间负伤，3排被死死压住。黄鉴初没犹豫，命令2排沿交通壕插到南侧，从背后端掉火点。82迫击炮跟着调整射表，机枪封死山脊。20分钟后，1号高地清场。
紧接着是2号。炮兵继续放烟幕，把3号高地蒙在雾里。黄瑶龙带7班沿巡逻小路穿插，却在山腰被狙击击中牺牲。失去爆破尖刀，黄鉴初索性用步兵冲顶：手榴弹绑上灌木枝，炸药包当鱼竿甩，交替掩护，硬生生掰开越军坑道。下午一点半，2号高地落入7连手中。
此时的3号高地已然孤点。越军60迫击炮因无观察员，只能提管盲射，炮弹落点左右飘二十米。机枪手顾忌误伤，也不敢全速点射。7连抓住间隙，以两翼分割的办法逼近，以手雷和爆破为主解决残敌。至15时，山顶仅剩九具越军尸体，连指挥所早已弃阵南逃。
4号、5号高地几乎未做抵抗。17时前后，7连完成清剿，全歼守敌38人，缴获迫击炮、火箭筒、机枪各类轻重武器十余件，自身牺牲5人、轻重伤7人。夜幕降临，团部命令各单位就地构筑环形防御，防止越军夜袭。
有意思的是，战斗结束后师里一次总结会上反复强调一个细节：越军迫击炮射手盲射效果还算凑合，可一旦脱离观测，就失去精确度；而解放军七连可以在没有无线电指引的情况下，纯靠临机调整与炮兵保持契合。所谓“新兵”，在短短一天里完成了血的进化。
18日至22日，364团7连又连克坂黄、让涌等地，总计歼敌一百三十余人，俘虏八人。战报电文送到军区时，批示只有一句：“攻坚经验可在全线推广。”黄瑶龙被追记一等功，7连荣立集体一等功，自此挂上“攻坚英雄连”的红底黄字锦旗。
再看那良诺高地，如今山石依旧嶙峋，曾经的地堡残垣还在雨林间裸露。彼时老兵对新兵的交锋，一方仗着履历，一方凭着学习，胜负在战术细节里也在心气里。无论谁研究那场战斗，都绕不开那一串关键词：伤亡、轮换、观摩、炮轰、协同。正是它们，定义了1979年边境线上这场不动声色却极其凶险的攻坚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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