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2年陈毅病逝，杜修贤因一个打火机大发雷霆：为什么不早点带回来|元帅|打火机|杜修贤|火柴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下旬的北京西郊机场，寒风割面。记者们缩着脖子候在舷梯旁，等候周恩来总理率团出访。人群中，只有三十三岁的杜修贤攥着两只沉甸甸的徕卡机身，却乐得像个孩子。他知道，这趟横跨亚非的行程，将让自己的镜头第一次完整记录下两位元帅的身影——周总理与陈毅。

那时，杜修贤已是新华社的骨干。他的履历在同行间几乎被当故事传诵：十四岁流落延安，当勤务兵，因一次偶遇爱上摄影；二十出头，跟着八路军拍过绥蒙会战；后来踏着硝烟越过鸭绿江，把零下几十度的朝鲜战场冻进了底片。身手快、胆子大，前线的冰雹、炮火和对手的子弹，都没能让他的快门抖一下。

飞机落地科纳克里时，非洲的热浪仿佛要把冬装烧出水汽。周总理提议去海边走走，舒一口气。陈毅元帅笑呵呵应声，一行人便踩着沙滩慢慢晃。海风里混着咸味，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锋利，却让人精神大好。就在这片蓝天碧海下，一个趣味盎然的小插曲，把陈毅、杜修贤和“打火机”三个字，紧紧绑在了一起。

途中，陈毅想抽支烟，掏出随身携带的老式打火机，捻了几下，只见火星不见火焰。他皱皱眉，幽默地朝杜修贤挑挑眉：“老杜，这东西比我的剑还倔。”杜修贤忙从背包掏出火柴，替元帅续上火。周总理看在眼里，哈哈一笑：“老杜啊，国外的新式气体打火机，可比这顺手多了。”陈毅闻言凑了过去，低声说：“小杜，有没有门路？替我弄个回来试试。”杜修贤当场点头：“保证办到！”

这句承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一直压在杜修贤心头。访问结束，他回京拍摄“两会”、国庆游行、农业学大寨现场，日日奔波，却总惦记那只未着落的打火机。偏偏六十年代末，出国机会寥寥，外汇紧张，气体打火机在国内成了稀罕物；偶尔听说有人带回一只，也早被排队预约。杜修贤隔三差五托人打听，跑了好几趟北京友谊商店，都铩羽而归。

一九七○年八月，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巍巍大山，白云缭绕。杜修贤跟随周总理上山拍摄，在会场门口又见到了陈毅。久别重逢，两人握手，元帅仍是一脸的爽朗。午后休会，杜修贤专程去陈毅住处，带了些北京名产点心。刚跨进门，就听楼上传来豪放笑声：“叫老杜上来！”这是熟悉的招呼，仿佛依旧是非洲海风中的那个黄昏。

陈毅的身体已不比当年，走路略显吃力，却没改旧习。谈笑间，他又抓起那只早已疲态尽显的老式打火机，拇指一掰——咔嚓，火星孤零零跳出。元帅摇头：“见没见？它跟我这个老骨头一样，不太中用啦。”杜修贤只好再递火柴。临别时，陈毅压低嗓门重复旧事：“老杜，打火机的事，可别忘了。”那口气像孩子讨糖，令在场的人都笑了。

笑声背后是病痛。年底，陈毅被确诊为癌症。此时他不过六十二岁，却已历经无数枪林弹雨。消息传来，杜修贤心里一沉，催促所有在国外的朋友：“见到气体打火机，先买下再说，回来给我。”电话打了遍，回信看了多，却始终没等到满意的回应。

光阴在忙碌里抽丝。转眼七二年元月六日，陈毅在北京逝世。那一天，大雪忽降，京城低温入骨。讣告传来时，杜修贤正准备出门拍摄，听到消息，他木然立在原地，手中包好的菲林掉在地上也毫无所觉。当天夜里，他守在办公室，不停翻看自己多年拍摄的大量底片——镜头里的陈毅或指点江山，或握手寒暄，每一张都在笑，可再也听不到那爽朗的笑声。

没几个月，好消息姗姗来迟。一位出国公干的老同事从巴黎带回了一只镀银雪茄打火机，造型轻巧，咔嗒一声，火焰稳而亮。那同事把玩着稀罕货，得意地递给杜修贤：“给，你不是一直找吗？”杜修贤先是愣住，随即把打火机一把摔在桌上，脸色涨得通红，声音发颤：“现在给我有什么用？怎么不早点带回来！”满屋人愕然，无人再说话。

发完脾气，他把那只完好的打火机捡起，用白布细细包好，藏进书柜最深处。自此，谁来都看不见它，连家人也不敢动。多年以后，友人问起，他只淡淡一句：“欠的承诺，再好也补不上了。”说罢把柜门又轻轻合上。

翻检杜修贤的作品，可见他镜头中陈毅的身影常带笑意。那不仅是职业敏感，也是出于真情。他懂这位川中汉子的浪漫——讲究“酒、诗、剑”，偏偏对一只小小的打火机耿耿于怀；他更懂元帅心底的豁达，历经战争血火，反倒珍惜生活里点燃一支烟的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