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批判大会上，牟中珩把手里的材料狠狠掷在地上，当着管教干部和一众战犯的面，梗着脖子喊道：“要我骂蒋介石？蒋介石就是我的父母，我不能骂他！”此言一出，满场哗然，谁也没想到知道这位昔日的山东省副主席、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竟然是一个这般愚忠之人。
城破难逃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打响，作为当时南京政府在山东的最高军事长官，王耀武坐镇济南城却被华东野战军围得水泄不通，而时任副司令官的牟中珩，本是王耀武倚重的左膀右臂却也无能为力。
牟中珩这人性格刚愎，认死理，认准了南京的旗号就不肯撒手，战前还信誓旦旦跟王耀武保证，要与济南共存亡。
然而战局的崩坏比牟中珩想象的快得多，吴化文率部起义，西线防线洞开，解放军的炮火直逼内城。
王耀武眼看大势已去，偷偷换上便装打算突围，牟中珩得知后，又气又急，却也明白无力回天。
牟中珩既不愿跟着王耀武狼狈逃窜，也不想举枪自尽，最后只能带着几个随从，躲进了济南城内一处不起眼的民居之中。
牟中珩以为凭着自己的谨慎，能躲过搜捕。然而解放军的群众工作做得太扎实，百姓们早就恨透了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没几天，就有人把他的藏身之处告了密。
当解放军战士推门而入时，牟中珩正坐在桌前发呆。后来有人回忆，当时的牟中珩脸上没有惊慌，只有不服的倔强。
顽固分子
被俘之后，牟中珩被送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这里关押着不少和他一样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所里的管教干部，对他们实行的是思想改造政策，组织他们学习马列著作，参加劳动，开批判大会，目的是让他们认清自己的罪行，洗心革面。
可牟中珩偏不吃这一套，他是典型的旧军人，信奉的是“忠臣不事二主”那一套，在他眼里，自己兵败被俘，是技不如人，而不是立场错了。
学习会上，别人都在认真记笔记，他要么闭目养神，要么对着书本发呆，管教干部找他谈话，他要么沉默不语，要么就跟人家争辩，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天意”，不是“主义”的问题。
他还跟同屋的战犯说：“我牟某人生是国民党的人，死是国民党的鬼，让我投降共产党，痴心妄想！”这话传到管教干部耳朵里，没少对他进行批评教育，可他油盐不进，依旧我行我素。
功德林中曾经组织大家讨论“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有人痛斥蒋介石独裁，有人检讨自己助纣为虐，轮到牟中珩发言，他却站起身说：“国民党失败，败在军心涣散，败在将领贪腐，可蒋介石先生的初衷，是好的！”
这话一出，立刻引来一片反驳声，有人说他冥顽不灵，有人说他自欺欺人，牟中珩却梗着脖子，跟人吵得面红耳赤。管教干部见状，连忙出面制止，事后找他谈心，问他为什么非要抱着旧思想不放。
牟中珩却直言说道：“我在国民党干了半辈子，从排长到副司令官，一步步熬上来的，你让我否定自己的过去，就是否定我的一生！”
在功德林的日子里，牟中珩的抵抗改造很多情况下是一种无声的对抗。他不参加集体劳动，借口自己身体不好；他不写思想汇报，说自己没什么好写的；他甚至不愿意跟那些“积极分子”说话，觉得他们是“软骨头”。
但是功德林中的工作人员并没有放弃牟中珩，还是想办法对他进行开导。牟中珩跟管教干部聊起济南战役时，说自己当时要是能早点识破吴化文的心思，说不定战局会不一样。管教干部趁机开导他：“就算你识破了吴化文，国民党就能赢吗？百姓的心中很清楚，谁好谁坏，他们心里有数。”牟中珩听了，沉默了很久，没再说话。
牟中珩在获得特赦之后开始了新生活，时间是检验事物的最终标准。在几十年之后，当垂垂年暮的牟中珩再次想起自己前半生的时候，不知还会是说出那样顽固而嚣张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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