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清晨，寒雾刚刚散去，驻守在重庆歌乐山的解放军警卫排打开白公馆监所的大门，长枪错落，脚步声回荡在灰砖走廊。墙角里蜷着的囚衣身影抬头张望，昔日吆五喝六的军统头目此刻只能瑟缩。人群中，一个四十出头、鼻梁挂着金丝眼镜的人先被搜出两根金条，他就是周养浩。
这个名字在西南不算陌生。三年前，他还是贵州息烽集中营的主任，军统番号里的少将，口袋里整天揣着最新密码本与商品行情表。特务和囚犯都叫他“活阎罗”，因为枪决令与采买单可以同时从他袖口掏出。
要追溯周的发迹，要从一九三八年戴笠在重庆成立西南特训班说起。周养浩当学员时一度显得安静，然而考核射击时三十米一枪爆灯泡，戴笠拍了拍他的肩膀：“用在刀口，前程大着呢。”四年后，息烽集中营扩建，戴笠与毛人凤都点了他的名。
息烽集中营本是改造日伪战俘的掩饰，实质为军统西南情报、刑讯、走私三合一的巨大黑洞。周养浩一到任，先圈地盖仓库，再把贵阳、昆明、重庆按三角航线布置卡车。犯人里若有人会开车、会修无线电，就地“招聘”，每车再押两名持枪特务。卡车挂着“军用”标牌，里头却塞满纸张、木炭、香烟，回程换成化妆品和洋酒。价值差价，一桶汽油能净赚一两黄金。周养浩每月只往南京汇一账，其余悉数进私库。
钱到手，他的目光盯向营区女囚。息烽山高路险，不容易调防，这给周提供了封闭空间。档案显示，一九四三年底关押的女犯超过一百二十名，其中地下党、社会青年、被嫌弃的军政官员眷属混在一起。周在办公桌后常把烟头按灭，叫警卫低声传话：“送到单间，我讯问。”
湖北沙市那名二十岁女大学生，是抗战后期从昆明转学到重庆时被捕。她写日记、读外文，被指“嫌疑接触中共”。周第一次见她，就让勤务兵倒掉房内热水，留下漫长夜审。第二天清晨，女孩披着狱衣，被迫在监舍外扫地。狱友说她眼角发红却咬牙无声。数周后，周公开宣称“她自愿做周夫人”，军统内部文件甚至给她编了“特约译电员”名目。毛人凤的侄女——周的原配——赶到息烽闹事，终被戴笠一纸调令堵回重庆，周养浩依旧我行我素。
残酷并非止于侵犯。张露萍的故事最令人扼腕。这位延安鲁艺出身的青年演员，一度利用演出掩护传递情报。周数次“个别谈话”遭拒后，借口“破坏监规”将她与李任夫同时杖责。李任夫后来回忆：“礼堂内四面站满荷枪警卫，他一声令下，藤条雨点般落下。血迹顺木板缝渗到地下，一股潮腥味散开。”张露萍随后被镣禁半月，只给盐水饭。
一九四九年九月，蒋介石彻底丢掉西南。毛人凤急令徐远举、沈醉、周养浩销毁档案、清理“要犯”。杨虎城将军就在这张名单上。沈醉供述：“毛人凤电令：‘不留活口’。周养浩负责执行。”杨被暗杀于重庆郊外，小儿子亦未能幸免。事后，周向上报功，领到两条大黄鱼做赏，也拿到去台湾的船票。然而解放军西进速度超出预计，白公馆成了他的落脚点。
一九五零年五月，白公馆改编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西南公安部第二看守所。为了摸清真相，管理所让战犯“背靠背”写材料。徐远举写到第三页就暗嘲周“少将的壳子配不上少将的修养”；周反击，说徐“粗胚一块”。互咬之余，周用西装垫肩藏黄金两两，自以为天衣无缝，被值班员查获后加戴械具。
同年八月，贺龙到白公馆视察。墙外梧桐蝉声聒噪，贺龙听完受害者指认，抬眼望向身材消瘦的周：“以毒攻毒嘛，这人心比刀子还狠。”那天后，周夜夜失眠，因为桌上文件已写明“拟判死刑”。他偷看卷宗被发现，怒砸沈醉板凳，弄得额头见血。战犯们窃窃私语：“周怕是真要上断头台。”
出人意料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并未立即核准死刑。原因很现实：周的案情庞杂，涉及在押、失踪、遇害者众多，需逐一核对。就这样，他在重庆、再到磁器口监狱、最后远送北京功德林，一待就是十六年。期间大赦一九五九年、六一节减刑数次，他因态度恶劣都被排除。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最后一批特赦名单公示。在“完全认罪、改恶从善”栏里，周的名字后面写着“保留意见”。但政策考虑，把他也放了。出狱前，所里干部做谈话，他抿着嘴角只说一句：“我要去香港，然后回台湾。”证件很快办好，可台“国防部”查清他的底细后拒绝接收，香港当局也摇头。无奈之下，周漂去洛杉矶，投靠早年被他认作“义子”的商人，晚年沉迷酒精，八十年代末死于心梗，葬礼只来了三个亲友。
周养浩的结局看似潦草，然而息烽幸存者的证词至今仍保存在贵州省档案馆。纸页泛黄，钢笔字歪斜，却把那些夜半脚镣声、刑房油灯味写得历历在目。有人说，如果白公馆那张死刑批准书当年落到他头上，也许更合乎人心。罪与罚，如同浓雾里的钟声，总要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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