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初期，由于刘青山、张子善案可怕的贪腐行为，中央意识到有些干部意识出现松动，觉得自己“打天下”有功开始想要享受了，这是极其危险的信号。
为将这股风气扼杀在萌芽中，“三反五反”运动随即爆发，军队和地方上都受到影响。有很多不法之事在运动中被查处，令人拍手称快。但也有些事情引起了一定的争议。
比如军队中的华东空军政委王集成、苏北军区司令员张震东、空3军政委李中权、上海防空司令部副司令员王智涛等就被当成“老虎”来打。而从军队转业的老红军陈复生就更惨了，因被秘书举报，最终判刑入狱。
在他的事情被捅到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处时，罗把他叫到身边，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怎么旧病复发呢？陈复生感觉非常冤枉，直接顶撞道：罗部长，你怎么也不调查一下，一个部长怎么可以随便表态！
只是，后来的一系列事情扑朔迷离，最终陈复生被判刑5年、缓刑2年，党籍还被开除。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坐牢及被开除党籍了。
一、保卫战线的老红军
陈复生原名陈湖生，1911年出生于江西泰和，1929年参加红军。因为他为人机灵、做事细心，1931年被挑选进入红三军团保卫局侦察科科长。
他在敌情侦察、锄奸反特这些方面干得很出色，得到了上级的信赖，1935年又调任红5师特派员。这个“特派员”虽然不是军政首长，但代表着上级的意志。
据陈复生在回忆录《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中所述，当时他出行都有一个警卫班，掌握着生杀大权，曾处决过潜伏在队伍中的特务，以及一个想要临阵脱逃的师参谋长。
在长征中，由于条件艰苦，开小差、意志动摇的情况越来越多，他们这些负责保卫工作的人权力变得更大。
并且在长征中，罗瑞卿调到红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这位出身保卫战线的高级干部，对陈复生格外看重。建国后陈复生从军队调到公安部，就是罗瑞卿点的名。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待抵达陕北，陈复生担任过红一方面军保卫局侦察科科长、西北保卫局红军工作部部长。
由于他性子很直，工作中得罪了一些同志，中央红军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见此，出于关心就对他说：“你跟我一起去军队前线的保卫部工作吧，再这样下去你迟早会捅娄子的。”陈复生就转而调任为前方保卫部部长。
2年之后，西北保卫局重新改组，陈复生就回到新改组的陕甘宁保安处，担任侦查部长职务，协助保安处处长周兴侦破潜伏在陕甘宁边区的一些重大敌特活动。
可是，他回到后方以后，真的如杨尚昆所说，捅下了大“娄子”。
二、抗战坐了近7年牢
本文开头有讲过，罗瑞卿批评陈复生“旧病复发”，这个“旧病”指的是抗战时期陈复生被法院判过刑，罪名是“贩卖大烟，对抗领导”。但事情的经过究竟如何，就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说陈复生在抗大学习期间，保卫处的负责人以此维持运转，擅自批准了特别费用，到三边等地买烟土贩卖。
等他回到保卫处，这种情况仍有发生，后来上级追查，认为他要负责任，但他不服，所以就被法院认定“贩卖大烟，对抗领导”而判刑。另一种说法是他回忆录所述，主要原因是得罪了康生。
陈复生说，1938年3月，陕北公学来了三名可疑的新学员，一男两女。经过审问套出来对方的身份，两个女的不是特别紧要，但男的叫张醒，是托派山西分委书记、晋军高级军官、特务。
麻烦的事在于，张醒供述时提及，时任中央社会部长的康生也曾加入过托派，并且跟张慕陶保持着联系。这个消息太过劲爆，陈复生向上级汇报后，没想到被泄露了，随即那三人全部没了音讯，他也遭到康生的报复。
1938年7月，康生来到保卫处，指责陈复生犯有三大错误：经常不服从上级，想要调离；在工作之余常有打麻将行为；贩卖鸦片。然后硬是扣上“反革命、反党”的帽子。
陈复生本就是火爆的性子，站起来给了对方一巴掌，还大骂：反革命？你说谁是反革命？这种做法结果可想而知，很快他就被逮捕。
一开始康生是想判处他死刑，不过陈复生在保卫处有很多熟人，当时的妻子薛玉兰也在保卫处，借着探监的机会，他写了三封信给原来的三位老首长彭德怀、滕代远和罗瑞卿。
经老首长干预，死罪才被免去，但坐牢还是没能逃过。按照延安的法规，有期徒刑最高刑期是5年，超过5年的就是死刑，所以康生将陈复生送到清凉高等法院寄押。
寄押的意思是，人还是保安的人，需要高等法院代为看押，但高等法院无权过问陈的案子。这样就不受时间限制。
1944年6月4日，在陈被捕6年11个月之后，高等法院长雷经天同志终于找陈谈话，陈基本上获得了自由。
出狱以后，陈就在看守所帮助工作一年多。但危机并未解除，无奈之下，他只好想了一个办法：向高等法院要求判刑！
因为判刑后他就不是保安处的人了，出狱后由边区政府重新安排工作。在他的请求下，高等法院以“贩卖大烟，对抗领导”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因为他实际坐牢的时间早已超过了5年，这次判刑更像是“赎身”。
1945年6月，他拿着边区政府的介绍信来到总政治部办理回部队的手续。同时将原本“陈湖生”的名字改为“陈复生”。
当然，这些都是他《九死复生：一位百岁老红军的口述史》里所述，具体如何不得而知。唯一可以肯定的是，他确实背负了罪名，所以罗瑞卿才说他“旧病复发”。
三、被秘书举报，态度存在问题
解放战争时期，陈复生被调到了前线，历任保卫处侦查科长、察哈尔军区供给部副政委等职。1949年10月，他接到了两份调令，一是察北军分区政委兼骑3师政委，另一是罗瑞卿点名他到公安部。
本来他更希望留在军队，但罗瑞卿当初对他有恩，如此青睐，不便拒绝。于是陈复生转而担任一局副局长，后任全国劳改处处长。前面说过，他性格是非常火爆的，秘书感觉受不了，就在“三反五反”时举报他贪污。
很多时候，越是亲近的人，造成的影响会越大。罗瑞卿就把陈复生叫到身边批评，陈复生不服，顶撞了一句，随后被关在机关的一间平房里隔离审查，要求写交待材料。
此时如果他愿意服个软，结局可能都不一样，但陈复生认为自己贪污过，没做错，就每天吃了睡睡了吃，一个字没写。
结果就如陈复生自己所说：“我太糊涂了，判断太错误了！这一盲目乐观的态度给我带来了“态度不老实”的罪名。于是对我的审查也升了级。”
这个案子持续了几个月，最终在1952年7月16日，公安部临时法庭宣布陈复生贪污了1700万元（旧人民币），判处五年徒刑缓刑两年。
对此，陈复生的回忆是“会上的具体情景我已记不得了，倒不是因为年代久远，而是当时就不清楚，我的脑子已成了一片空白。我只记得宣判时说我态度不老实”。
他承认自己在政策方面存在疏忽，有过多吃多占的现象，但最多也就是接受副处长用公款买的东西，绝没有贪污这么大的数字。奈何他的说法没起到作用，结局还是入狱。
1955年，陈复生重获自由后，被定为行政18级。按照他解放前的职务，属于师级，就是转入地方，也应该是行政10级，这个影响太大了。
为了远离纷扰，陈复生选择去青海工作。一个老资格，在土地革命时期担任过师特派员，解放战争时担任军区后勤部代政委等职，却在自己的革命履历中，两次入狱，而且不是敌人监狱，也是令人唏嘘。
至于他的事件到底如何，目前也已很难说清了，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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