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炊烟，我就想起老家了。
沂蒙山那个穷山沟沟，炊烟是从各家各户的灶膛里爬出来的，爬得慢，爬得懒，爬到半空中就散了，散成一团雾气，罩在村子上头。那雾气里有烧树叶的味儿，有烧麦糠的味儿，还有鏊子上煎饼的香味儿。这香味儿是最勾魂的，隔着几道岭都能闻见，闻见了，腿就软了，就想往家走。
拿起煎饼，我就想起娘。
这话说出来，怕是要惹人笑话的。煎饼算个什么稀罕物？粗粮做的，硬邦邦的，嚼着费牙口。可我就是放不下。不光我放不下，所有从沂蒙山走出去的儿女都放不下。我们这些人，是天南海北地散着，有的当了官，有的做了生意，有的念了大学留在了城里，可不管走到哪儿，只要看见煎饼，眼里头就热了，心里头就软了。
有人说，沂蒙山的煎饼，写着曾经的苦日子。这话不假。可那苦日子里，偏偏有最甜的东西——娘的疼，娘的爱，娘在鏊子跟前流过的汗。
我记事儿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粮食不够吃，娘就想办法，地瓜干子、玉米粒子、高粱壳子，有什么磨什么。磨煎饼糊糊，得用那个大石磨。那石磨少说也有二百斤，两个人推都费劲，可娘是一个人推。
烙煎饼的头天晚上，娘把我和弟弟哄上了床，就一个人去了院子里。我睡不着，趴窗户上往外瞅。月亮还没升起来，院子里黑黢黢的，只听见磨棍吱呀吱呀地响。那响声闷得很，沉得很，像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娘的脚步一步一步，匀匀的，围着磨道转圈儿，转了一圈又一圈，转了一圈又一圈。转到后来，月亮上来了，清冷冷的月光照在院子里，照在娘的身上，我这才看清，娘的头发上、眉毛上，落了一层白花花的霜。
我喊了一声娘。娘回过头，冲窗户摆摆手，意思是：睡吧，没事儿。
我睡了。等我一觉醒来，天还黑着，院子里磨声早停了。我扒着窗户再一看，东边厨房里，已经透出昏黄的灯光，烟雾从门缝里挤出来，呛得很。娘开始烙煎饼了。
那时候烧的是啥？树叶、麦糠、苞米秆子根儿。这些玩意儿不禁烧，一会儿就得添一把，一会儿就得添一把。烟就大了，满屋子都是，呛得人睁不开眼。娘就坐在那烟雾里头，守着那盘黑漆漆的鏊子。鏊子底下火光一闪一闪的，照得娘的脸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娘的汗就顺着脸往下淌，淌到下巴颏儿上，挂不住，滴答一声，落在鏊子边上，嗞啦一下，冒一股白气就干了。娘顾不上擦，手里头的篪子不停，把糊糊往鏊子上摊，摊得圆圆的，匀匀的。摊好了，等一会儿，用铲子沿边儿一划，手一揭，一张煎饼就下来了。
一张，又一张，又一张。
娘就那么揭着，揭着，揭到天亮，揭到日头出来。揭下来的煎饼摞起来，有这么厚，像一摞黑黄色的旧报纸。那是我们一个月的吃食，是我们兄弟姊妹几个一年的指靠。
那时的煎饼，是真糙。地瓜面做的，硬得能打狗，咬一口，腮帮子都酸。可我们围着娘，你一张我一张，吃得香。那香不是煎饼的香，是坐在娘跟前的香，是听着鏊子底下柴火噼啪响的香，是满屋子烟雾缭绕迷了眼睛的香。那种香，往后的日子里再没尝到过。
后来我要去外地上学，走的那天，娘给我挑了一大包袱煎饼。那包袱是蓝底白花的老粗布，娘结婚时候的陪嫁，一直压在箱子底，舍不得用。那天她翻出来，把煎饼一张一张叠好，码进去，又用绳子捆了又捆，生怕散了。
娘送我到村口。我说，娘，你回吧。娘不说话，就站在那儿，看着我。我就背着包袱走了。走出一截子，我回头看了一眼，娘还站在那儿，身子直直的，一动没动。我又走，走到岭上，再回头，娘还站在那儿，已经小成个黑点儿了。我那年十六，心硬，没哭。可多少年后娘跟我说，那回她看着我自己一个人走，走远了，走没影了，她的心就像被人揪走了一样，空落落的疼。
到了学校，宿舍八个人，都是农村来的，都背着煎饼。头一夜，大家都不说话，躺床上想家。半夜里，有个同学忽然放声大哭，哭得谁也睡不着。老师跑来问咋了，那同学抽抽搭搭说：我想我娘。一句话，把满屋子人都说得鼻子酸了。我翻了个身，脸对着窗户，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那一大包袱煎饼上。我摸了摸包袱，硬邦邦的，鼓囊囊的，像娘的怀抱。我的眼泪就下来了，顺着脸往下淌，淌到耳朵里，痒痒的。
那晚，宿舍再没一点声响。可我知道，谁也睡不着，谁也都在想娘。
日子像河水一样流。吃着娘烙的煎饼，背着娘的念想，我们这些沂蒙山的孩子，一个个长大了，飞出去了。有的去了北京上海，有的去了新疆西藏，有的漂洋过海去了外国。可不管走到哪儿，隔一段日子，准能收到家里的煎饼。娘老了，烙不动了，就催着我嫂我妹烙；再后来，嫂和妹也忙，她就托人从集上买。买来了，用老包袱包好，寄出去。她的念想，就跟着那些煎饼，走遍天涯海角。
我常想，沂蒙山的煎饼到底是个啥？是个吃食，又不光是个吃食。它有粮食的香，有烟火的味儿，有娘的汗，有娘的泪，有娘的咳嗽声，有娘在鏊子跟前弯了一辈子的腰。它是乡愁，是念想，是沂蒙山的儿女走再远也挣不断的那根绳。
这些年，老家变了。那些土坯房不见了，泥泞路不见了，炊烟也稀了。人们烧上了煤气，用上了电饼铛，谁还稀罕那烟熏火燎的老鏊子？上次回去，我在村里转了一圈，想找找当年娘用过的那盘鏊子，找不见了。想找找那根烧火棍，也找不见了。只有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长得更粗更壮了，枝叶遮了半边天。
娘是真老了。八十三了，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走路要拄拐棍。耳朵也背，跟她说话得趴耳朵上喊。可每次我回去，她还是忙前忙后，非要把我按在椅子上，她去弄吃的。餐桌上是摆得满满当当，鸡鸭鱼肉啥都有，可最后端上来的，肯定还有一碟子煎饼。那煎饼是买的，软塌塌的，白花花的，没有当年的香。可我还是捧起来，卷上大葱，抹上酱，大口大口地吃。
娘就坐在对面，笑眯眯地看着我吃，嘴里嘟囔着：慢点儿，慢点儿，别噎着。
那一刻我就想，这人呐，活到啥时候才算够？活到还能坐在娘跟前，捧着煎饼，听娘唠叨，就够了。
有人问，你们沂蒙山的人，咋就那么稀罕煎饼？我说，你懂啥。我们稀罕的不是煎饼，是煎饼里头的日子，是日子里头的那个人。是那个人，在寒冷的冬天，让穷家破院有了热气；是那个人，在艰难的岁月，让苦日子过出了一丝甜。那个人叫娘。
有烟火的地方才有村庄，有娘的地方才是家。
这话我信。所以每次看见炊烟，我就想起老家。每次捧起煎饼，我就想起娘。想起娘，我就觉得自己还是那个趴在窗户上看推磨的孩子，还是那个背着包袱离家的少年。走再远的路，也走不出娘的牵挂；过再好的日子，也忘不了煎饼的香。
那香，是粮食的香，是岁月的香，是娘的香。它在舌尖上，在心窝里，在血脉中。一辈子，散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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