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东京大审判结束后，代表中国出席审判的梅汝璈大法官面色沉重的回到国内，虽然七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处死，但他对审判结果并不满意，可英美苏联等国却都想放过这些日本战犯，让梅汝璈的大多努力都付之东流，此时他更为担心的是国内的局势，国共内战进行的如火如荼，未来的中国何去何从成为那个时代大多数人都要进行自己的抉择。
时间转瞬来到了1948年，国民党已经日薄西山，他们希望借助梅汝璈的声望来拉一下颓势，当年十二月梅汝璈被任命为行政院政务委员兼司法行政部长，这一任命被梅汝傲断然拒绝，他和友人谈到国内局势时说：国民政府大势已去，还要在找些人为他们陪葬，我不想搅进政治的浑水，
在南京上海相继被攻占后，梅汝璈辗转由东京奔赴香港，他刚刚到达香港后，就碰巧遇到了也在香港的地下党员乔冠华，本不想搅入党争的梅汝璈被乔冠华描述的大陆美好蓝图说的心动，秘谈结束后，梅汝璈就决定北上，回来建设新中国。
来到北京后，梅汝璈先后担任了外交部顾问，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法案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虽然职务颇多，但主要工作也只是负责翻译和研究一些国外的法律条文，这让梅汝璈感到有些落寞，并对国家在外交方面完全倒向苏联的国策很不理解，
他认为完全否定西方的文化和法律并打压英美留学归来的学者是完全不对的，追寻法律的公正性，严肃性难道也是错的吗?他的质疑惹得领导不满，但好在环境宽松，没为他惹来更大的麻烦，
1957年国家号召百花争鸣，组织号召各界人士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尽量提出意见，帮助党改正错误，作为外交部顾问的梅汝璈认为终于可以一吐胸中的闷气，他的主要意见为；
一，苏联专家援助中国是源于两国兄弟般的情谊，可这些专家搞特殊化，名为顾问实为太上皇，到处颐指气使作威作福，应该限制他们的权力，不能将他们奉为洋神仙。
二，建国后不久，就出现了刘青山张子善贪污的案件，这不是两个人的品质问题，而是制度问题，没有健全的法律制度，让好人也会变成坏人，完善的制度让坏人不敢钻空子。
可随着运动的风向转变，批左变成了反右，梅汝璈的言论也成为了反党，反社会主义，为资产阶级分子代言，他也被打成右派，小会批，大会斗，成为他生活中的常态。可这只是他悲剧命运的开始，在苦熬了近十年后，更大的风暴席卷而来，
梅汝璈在六十年代初发表的《松井石根与南京大屠杀》一文为他惹来了麻烦，有人指责梅汝璈是通过该文歌颂日本军国主义，并煽动民族仇恨，革命小将更是揪住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司法部长一事，认为梅汝璈是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留在大陆的黑线，是汉奸特务卖国贼，他的家也被查抄，当年东京大审判时留下的资料全部被搜走，那件他担任审判员时的法袍要被小将们烧掉，梅汝璈死命护住了这件宝贵的历史遗物，
他说：这是中国人几千年来第一次审判外国人的法袍，是历史的见证，也是民族尊严的见证，如果被毁，谁也付不了这个责任，看到梅汝璈如此舍命护住这件东西，革命小将们也有所顾忌，最终这件法袍保存了下来。
而梅汝璈则被安排到外交部扫厕所，并每天要写交代材料，已经六十多岁的他天天生活在重压之下，听到的消息全是亲朋故旧被打倒或自杀的消息，1972年他中风住院，并在一年后病逝，没能等到云开月明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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