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dal, Protest, Goofiness, and Grandeur at the U.S. Bicentennial
随着美国准备庆祝其建国二百五十周年，人们很容易忘记，当年的二百周年纪念并非一帆风顺。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3 月 9 日将要出版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作者：吉尔·莱波雷 (Jill Lepore)是《纽约客》的专职撰稿人，也是哈佛大学的历史学和法学教授。
每一个国家纪念日都是衡量美国人是否忠于或背叛建国原则的一把标尺。插图：诺兰·佩莱蒂尔
1976年7月1日正午刚过——这原本是个平静的周四，距离建国200周年庆典只剩不到72小时——杰拉尔德·福特总统走进美国国会大厦，随后前往国家雕像厅，大步跨过大理石地面，来到一座华丽的铸铁保险柜前。这座保险柜重3500磅、高5英尺、宽4英尺，已于百年前封存。摄影师严阵以待，指尖悬在快门上。身着三件套西装的总统，正是来开启这座保险柜。
两百年前的1776年7月3日，约翰·亚当斯在费城写信给远在马萨诸塞的妻子阿比盖尔，希望后世美国人能以“盛典、游行、展演、竞技、枪炮、钟声、篝火与灯火，从大陆一端到另一端，永世庆祝《独立宣言》周年纪念日”。他没提过什么保险柜，但他的愿望终究实现了。美国早期的独立日庆典上，星条旗飘扬的乐台随处可见，在本无真正统一的地方凝聚起民族认同感——不是因为美国人对纪念日的意义看法一致，而是因为他们公开、热烈、甚至伴着烟火地表达分歧。
每隔50年或100年就以格外盛大的方式庆祝国庆，这一传统始于1826年独立五十周年庆典，由看似不太搭调的福特总统继承。当年6月底，83岁的托马斯·杰斐逊为《独立宣言》中“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广为传播而感恩——“大多数人并非生来背上就驮着鞍具，少数宠儿也并非脚蹬马靴、踩着马刺，随时可以骑在他人身上”——并希望“这一天的年年回归”能“永远刷新我们对这些权利的记忆，以及对它们矢志不渝的坚守”。几天后的7月3日，在蒙蒂塞洛的病榻上，杰斐逊据说曾喘息着问：“到4号了吗？”他次日下午离世。当晚，马萨诸塞州90岁的亚当斯也随之而去。
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波士顿联合追悼会上致辞：“他们虽已离世，却仍活在祖国心中，永生不朽。”两人相隔五百多英里，在《独立宣言》五十周年同日逝世，更让他们的记忆显得神圣——那是一个以自由代议制政府、完全的宗教自由、完善的国家交往体系、全新觉醒且不可征服的自由探索精神、以及知识在社会中广泛传播为标志的时代。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几乎成了独立日演讲的经典范式，尽管1852年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曾将其彻底撕碎。“这个独立日是你们的，不是我的，”道格拉斯说，“你们可以欢庆，我却只能哀悼。”
从那以后，每逢半世纪国庆，是该欢庆还是该哀悼，始终是独立日绕不开的问题。每一次纪念日都是一把标尺，衡量美国人对建国理念的坚守或背叛、国民道德的进步或堕落、经济的增长或衰退，以及公民社会、民主、自由与平等的强弱。这把标尺可以衡量一切。然而，无论用哪种标准衡量，2026年都乱成了一团糟。
筹备250周年庆典之初，一个明智的思路是回顾200周年的经验。2018年，国会委员会聘请历史学家布莱恩·马丁撰写关于200周年庆典教训的报告。次年，马丁提交报告，结论是：“联邦200周年庆典策划者及其批评者都认识到，为当下政治利益挪用历史与国庆庆典的风险。”他建议：“思考如何推动和协调基层参与250周年庆典，或许能平息不可避免的政治噪音。”他还提到，当年200周年庆典管理部门做得最好的一件事，就是采用了口号：“200年历程，而非200年前旧事”。
唐纳德·特朗普及其团队无视了马丁的研究结果。马丁告诉我：“白宫从未将这份报告交还给国会。”仿佛1976年的200周年庆典从未发生过。
在250周年庆典之前——除非奇迹降临，否则它将在糟糕的混乱、令人遗憾的灾难与骇人听闻的暴力上打破所有纪录——建国200周年是最动荡的一次半世纪庆典。当时，小阿瑟·施莱辛格指出“200周年庆典的阴郁情绪日益浓厚”，并表示“1876年的百年庆典也不怎么样”。这话没错。但200周年庆典比任何一次纪念日都漫长，因为从1965年开始筹备时，计划就是庆祝一个“200周年时代”：从1970年波士顿惨案周年，到1987年制宪会议周年，跨度长达17年。这是个糟透了的主意。
没有哪个国家、民族，就像没有哪个家庭一样，能忍受长达近二十年的痛苦自我审视；这就像一段婚姻里日复一日接受婚姻咨询，直到治疗本身变成了婚姻。200周年庆典丑闻不断。1972年，《华盛顿邮报》刊登五角大楼文件后不久，又刊发了一系列被称为“200周年文件”的泄密政府文件，指控尼克松的美国革命200周年委员会存在腐败、渎职、管理不善，以及“一再试图从政治和商业上利用200周年庆典”。越南战争与水门事件之后，庆典筹备陷入混乱，福特也深陷其中。但他决心让200周年庆典走向另一种结局：既往不咎。
1974年8月尼克松辞职后，福特宣誓就职时说：“我的美国同胞们，我们漫长的国家噩梦结束了。我们的宪法有效运转；我们伟大的共和国是法治政府，而非人治。在这里，人民当家作主。”一个月后，他赦免了尼克松。
谁知道我们当下这场漫长的国家噩梦何时才会结束。想象它结束是美好的，但过去真的能被赦免吗？
福特在短暂、意外的总统任内，几乎全程为200周年庆典揭幕。他在波士顿老北教堂点亮灯笼，站在康科德的北桥边。1975年新年前夜，他对美国人说：“我们身后是两百年的辛劳与奋斗，两百年的成就与胜利。用林肯的话说，我们依然是‘地球上最后、最好的希望’。”
不过，白宫似乎并不太愿意让总统参与在国家雕像厅开启百年保险柜的仪式。为了把这项活动排入福特日程，200周年庆典联合安排委员会的成员多次发备忘录，他们“对总统是否参与愈发担忧”。
这座被称为“世纪保险柜”的文物，是1876年百年庆典中最荒诞的噱头之一。那场庆典举办了世界博览会，既展现了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崛起，也暴露了它放弃重建时期对不同种族、国籍公民平等权利的承诺。1875年7月，道格拉斯在华盛顿发表演讲，和他1852年那篇更著名的演讲一样，选在7月5日而非4日——正如小埃迪·S·格劳德在《美国，美利坚：种族如何笼罩国家纪念日》中所写，从1827年纽约奴隶制结束起，美国黑人就将7月5日定为解放日。
美国革命爆发百年后，奴隶制终结，联邦赢得内战，第十四修正案保障平等权利与出生公民权，第十五修正案保障黑人男性投票权，但道格拉斯几乎找不到欢庆的理由。三K党崛起，吉姆·克劳法逐步确立。道格拉斯警告，1876年将在费城举办的“盛大百年颂歌”，似乎只会让南北白人重新团结，通过掩盖内战分歧，将奴隶制从美国历史中抹去。“这场宏大的和解，会让有色人种处于何种境地？”他问道。次年，尤利西斯·S·格兰特总统在费城费尔芒特公园为百年博览会揭幕，四千名士兵开道，伴随瓦格纳专门创作的激昂《百年就职进行曲》。（瓦格纳私下对朋友承认：“咱俩私下说，这首曲子最好的地方，是他们付给我的5000美元。”）道格拉斯坐在总统身后，沉默不语。
百年博览会在两百多座场馆中展出三万件展品，汇聚全球各地的艺术与科学成果，尤其如格兰特所言，展示了“我国人民过去百年取得的成就”——包括机械厅里1400马力的巨型科利斯蒸汽机，以及每分钟能完成20次运算的乔治·格兰特差分机。园区每天开放12小时，门票50美分，约五分之一的美国人、总计1000万人参观。人们还能爬上未来自由女神像高举火炬的右臂。
《大西洋月刊》编辑威廉·迪恩·豪厄尔斯在一个“阴冷、细雨、寒冷且令人不适”的日子前往参观。他觉得艺术展品平平无奇，机械厅“缝纫机太多”，对外国展区也很失望，觉得外国人“不够异域风情”。在美国馆，他冷眼打量华盛顿的“行军床、餐具、佩剑、手枪等遗物”。但即便豪厄尔斯也承认，尽管博览会有种种滑稽之处，观看时仍“难掩爱国自豪的悸动”。
内战遗孀、纽约出版商安娜·戴姆对文物的兴趣远大于豪厄尔斯。她出资打造了这座百年保险柜，安放在博览会现场。游客可以驻足窥探，甚至翻阅《1876年伟大美国人民相册》，里面有第44届国会所有议员的照片——那是1969年之前种族最多元的一届国会。花5美元，普通人也能在“公民签名册”上留名，留给后世。历史学家尼克·亚布隆在《当下的回忆》中认为，戴姆让时间胶囊走向了平民化。有评论家嘲讽：“很少有机会能以这么便宜的代价名留青史。”
戴姆规定，百年保险柜应由美国总统在1976年建国200周年当天开启。但她那个时代的总统拉瑟福德·B·海斯，在1876年有争议的选举中上台，却缺席了保险柜的封存仪式。这不是个好兆头。
施莱辛格说，1876年百年庆典不怎么样，但比1926年好得多。1924年美国通过《移民法》几乎关闭边境，两年后迎来150周年庆典，主办方试图称之为“Sesqui！”，但效仿百年博览会在费城再办世博会的计划，1925年才仓促启动，许多规划包括复刻1776年费城城景都未能建成，很大一部分拨款被骗子侵吞。最终博览会规模缩水、乏善可陈，参观人数惨淡，沦为商业与政治双重失败。
150周年庆典也未能摆脱争议。主办方批准三K党在博览会举办集会后，费城黑人、犹太人与天主教社区联合抗议，许可最终被撤销。但同年9月，一万五千名头戴兜帽的三K党成员沿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游行，彰显本土主义、白人至上、反天主教与反犹主义的势力。
惠特曼曾希望在百年庆典上朗诵，他为1876年修改《民主远景》，畅想1976年：“在第二个百年到来前，将有四五十个伟大的国家，其中包括加拿大和古巴。太平洋将属于我们，大西洋也大半属于我们。”他还写了一首《博览会之歌》。但他被认为过于激进，无缘登台。1926年，兰斯顿·休斯写下《我也歌唱美国》，同样因激进被150周年庆典拒之门外。
林登·约翰逊希望200周年庆典能助力实现“伟大社会”的承诺。1965年，《投票权法》与取消1924年限制的《移民法》通过，国家人文基金会成立，旨在阐明人文学科对健康民主的重要意义。1966年7月4日，约翰逊签署法案，成立美国革命200周年委员会。他的计划是利用庆典向城市拨款，开展200周年主题公共服务、社会项目与城市更新。正如学者M.J.赖姆扎-帕沃夫斯卡所言，委员会的任务与历史本身关系不大，而是着眼未来。
但1968年尼克松胜选后，委员会的宏伟计划几乎全部夭折。次年，尼克松解散约翰逊的委员会，另立由竞选捐赠者与支持者组成的纯党派委员会，宗旨是歌颂美国伟大。（约翰逊委员会成员在尼克松当选后提交辞呈，这本是例行公事，通常会被驳回，但尼克松悉数接受。）举办世博会的计划很快宣告不可能。《纽约时报》建筑评论家1970年发问：“华丽、铺张、科技化的展示是否已经过时？对于一个饱受社会、种族与环境痛苦的国家，世博会式的200周年庆典合适吗？”
1971年7月3日，尼克松在国家档案馆发表演讲，正式开启200周年时代，重新定义为庆祝美国“开放边境、开放心灵、开放思想”。同年夏天，民主党全国大会发言人指控他试图“偷走”200周年庆典。他的委员会悄悄放弃国际博览会，转而以“1776遗产”为旗号，用美国企业私人资金庆祝美国历史，范围从独立战争扩大到整个美国过往。委员会又提出在50个州建造200周年公园，计划也最终流产。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斯坦在《200周年：70年代的革命史》中所述，对庆典的不满在费城达到顶峰。市长弗兰克·里佐以支持尼克松连任为交换，换取让费城而非波士顿举办国际博览会的承诺，这意味着要拆除黑人社区的住宅。费城黑人社区发起极为成功的反抗，举办“反200周年集会”等活动，示威者举着“200周年是统治阶级的骗局”“200周年是种族主义猪狗的阴谋”等标语。1971年民调显示，超过三分之二的费城人完全反对这场庆典。
公众对委员会的不满日益加剧，颇具号召力的新左翼人士杰里米·里夫金指控委员会“白宫及官员从政治、意识形态与商业上剥削庆典”，并于1971年创立人民200周年委员会。次年，正是该委员会向《华盛顿邮报》泄露文件，证明委员会与共和党勾结，其中一份备忘录称200周年是“尼克松、政党与政府实现国家与世界团结复兴的最大机遇”。《邮报》随后刊发系列报道，开篇即为《盛大生日闹剧》。国会黑人核心小组称庆典是“对美国人民的欺诈”，杰西·杰克逊呼吁民众抵制。
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治·麦戈文指控尼克松委员会“秘密策划一场造势与虚假爱国的200周年庆典，只为尼克松连任、筹集共和党竞选资金、为尼克松的盟友谋取商业利益”。1972年国会调查揭示了国家分裂的激烈程度。美国印第安运动活动家拉塞尔·米恩斯在参议院声明中说，200周年“不应是对过去的庆祝……没有美国人能真正庆祝……桑德河、沃希塔河、伤膝河的惨案”，也不应庆祝当下，“谁能庆祝如此多印第安人、爱斯基摩人与阿留申人面临的失业、健康恶劣与住房匮乏？”他呼吁庆祝“一个新的开始”。
但庆典的声势仍在飞速倒向过去。1973年，波士顿重演波士顿倾茶事件，遭到原住民、反战越战老兵、举着“同性恋美国革命”横幅的游行者、以及呼吁通过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女权主义者抗议。费城同性恋突袭队领袖将自己铐在独立厅自由钟旁的栏杆上。
水门事件后，委员会解散，国会将其撤销。但尼克松下台前，国会成立新的无党派机构——11人组成的美国革命200周年管理局，任命前海军部长约翰·沃纳为局长。这一转变实际上让联邦政府退出主导，庆典成为所谓“自助式200周年”，而这正是人民200周年委员会一直呼吁的方向。尼克松说：“200周年不会由华盛顿凭空创造、由政府印刷厂一式三份印制、由邮政局寄给你、再存入你的私人图书馆。相反，我们要引发成千上万场民间庆祝活动的连锁反应。”
管理局的主要任务是认定“200周年社区”、记录各地活动、制作日历与活动清单向公众公布。《纽约时报》报道，活动包括南加州的方形舞大会、新墨西哥州的沙狐球比赛、从夏威夷到塔希提的独木舟远航。威斯康星一位市长说：“上榜不难，成为200周年社区也不难，只要申请就行。”但正是这种从华盛顿下放至全国的转变——出于尼克松政治势力削弱的必要——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200周年庆典：放弃国家主导，将规划交给各州，尤其是城镇，变成“家乡的事”。1974年就职的沃纳说：“200周年的成功，取决于参与者的数量，而非旁观者。”
沃纳不仅编排活动，还统计活动，发行月报《200周年时报》，记录并宣传全美各地的活动，大多以艺术文化形式呈现。据统计，包括“1000部戏剧、100部大型管弦乐作品、300部歌剧与数百部芭蕾舞剧”。仅1974至1976年，国家艺术基金会就向1600个项目发放近4000万美元拨款，国家人文基金会也持续资助。新体制推动了对美国历史、公民教育与公民社会的巨额投入。据不同估算，1970至1980年200周年十年间，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地方与州历史遗址、故居、公园与博物馆，要么新建，要么获得联邦大额资助。（讽刺的是，如今这些项目大多因资金短缺与意识形态压力被拆除。）联邦政府还资助全国超十万个项目，依靠原始打孔卡计算机记录各地动态并向全国公开。
对200周年庆典而言，最好的事或许就是尼克松辞职。《华盛顿邮报》报道，“水门事件阴霾散去”，让庆典“突然迎来全新、更愉快的面貌”。纪念品泛滥成灾：200周年啤酒杯、餐具、玻璃器皿、餐垫、盐罐；迷你玻璃自由钟；爱国悠悠球与沙漏；200周年咖啡粉与咖啡壶；红蓝蓝莓冰淇淋；200周年芭比娃娃配白色蕾丝软帽、红色蓬裙、蓝色胸衣与白色衬裤。人们可以办理200周年汽车贷款，给新车装上200周年车牌。餐厅里，餐盘垫印着《独立宣言》复刻版，咖啡配200周年糖包，印着美国总统简介，七喜推出16盎司纪念瓶。还有印着保罗·里维尔骑马剪影的200周年擦手巾。家乐氏举办200周年比赛，参赛者可获红白蓝风筝。金宝汤罐头推出殖民地风格儿童娃娃促销。枫叶糖浆装进特制200周年小瓶。甚至还有200周年避孕套、卫生巾、卫生纸。历史学家杰西·莱米施写道：“没人想要这种二百周年纪念的垃圾，也没人为此负责。”
但庆典也充满荒诞的乐趣与有意义的庆祝：独木舟赛、化装舞会、自行车赛、游戏摊位、民俗节、帕瓦仪式。学生们把消防栓涂成红白蓝，制作爱国风格的流苏花盆、隔热垫，还有陶土华盛顿头像。杂货店能买到玩具滑膛枪。人们可以观看高桅帆船、参观自由火车、马车车队。电视上，CBS播出《200周年时刻》，讲述两百年前的新闻，有点像微醺版《醉历史》。《校园摇滚》一定程度上也是200周年项目。约翰·丹佛在公益广告中说，庆典的全部意义是让美国人更多参与政府。《纽约时报》报道：“无论好坏，200周年已经开始，政府内外普遍认为，这是一场属于人民的庆祝。”
1974年底，国家公园管理局为拍摄纪录片《生日派对》，采访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与公园护林员。质疑声不少。白宫外一位中年白人游客说：“现在，我们没什么值得庆祝的。”一位戴着红皮帽、飞行员墨镜的黑人说：“我觉得很多人会被排除在外。”一位年轻女性质疑：“我们是否坚守了自由、自主、正义、平等的理念与原则？”但也有许多真诚的声音。一位护林员说：“没人能给出200周年在美国意味着什么的标准答案。”这句话几乎概括了一切。
庆典并不完美。吉尔·斯科特-赫伦在《200周年蓝调》中唱道：“美国陷入忧郁。这是个‘消费周年’：买车、买旗、买地图……这是个半吊子的年份。”但它并非一无是处。
那座1876年的百年铸铁保险柜，几乎被所有人遗忘，直到1971年佛罗里达州盖恩斯维尔一位男子读到报纸文章《史密森学会找不到百年保险柜钥匙》。他才意识到，钥匙就在自己手里——1932年姑婆艾玛去世时留给他的。他向国会施压才引起关注，最终保险柜在200周年前夕被运到雕像厅。1976年初，新一届国会开幕，政客们蜂拥而至观看开启外层铁门，钥匙却打不开。最后国会工作人员只好雇锁匠强行撬开。《华盛顿邮报》报道：“1876年铁盒引来围观”，佛罗里达民主党议员克劳德·佩珀说：“我听说要拍照，自然想和20周年有关的一切沾边。”
当年7月，为隆重开启内层玻璃门，福特被幕僚说服必须出席。演讲稿撰写人紧扣寓意。当天，总统走向保险柜，简短致辞：“没有任何保险柜能装下人民的希望、活力与能力。我们真正的国家宝藏，不必锁在保险柜或金库中。美国的财富不在于物质，而在于我们伟大的遗产、自由与对自身的信念。”好吧，这算不上《葛底斯堡演说》，但也不算差。“当我们看向保险柜内部，也让我们审视自己……让我们放眼自身之外，关注家庭、朋友、社区、国家的需求，以及我们的道德与精神意识。”他打开保险柜门。天鹅绒内衬里的东西大多无聊透顶：禁酒小册子、有名人签名与照片的书籍（大多早已被人遗忘），还有亨利·沃兹沃思·朗费罗的墨水瓶。
1976年7月4日当天，ABC新闻在200周年中心直播，地面是红白条纹。哈里·雷斯纳身着浅蓝西装、白衬衫、大红领带，坐在镶蓝星的桌后说：“这次200周年的情况是，十几年争论反复，我们从未定下一场统一的国家盛大庆典。或许这是件好事，因为填补空白的，是全国各地无数特别的活动。”报道中，记者从全美各地发回消息：五十万人聚集在圣路易斯拱门之下聆听美国音乐；玛丽安·安德森在独立厅外朗读《独立宣言》，拉开近六小时游行序幕；史密森民俗节在国家广场展出手工艺品；人民200周年委员会在林肯纪念堂抗议“大企业”；美国人在纽约炮台公园庆祝移民对美国的贡献。
当晚，在白宫阳台，杰拉尔德与贝蒂·福特不可避免地身着红白蓝服装，观看华盛顿纪念碑上空的烟花。福特后来说：“世界历史上，很少有如此多人自发走上街头，表达对祖国的热爱。国家的伤口已经愈合。”但愿如此。
今年2026年7月4日，建国250周年，乐观却徒劳的国会计划埋下一座时间胶囊，由2276年建国500周年的总统开启——一座500周年保险柜。那时还会有总统吗？还会有美国吗？地球还适合居住吗？
1976年的人显然没人想到2026年会举办庆典，我在200周年档案中从未找到任何提及250周年的记录。但当时有人提议，国会委员会应挑选一些物品锁进百年保险柜，待2076年300周年再开启。这项任务后来被遗忘。尽管如此，全美国各地民众都埋下了自己的时间胶囊。特拉华州威尔明顿、阿肯色州蒙蒂塞洛、新泽西州辛纳明森、南达科他州布鲁金斯、威斯康星州沃索等城镇都埋下胶囊。马萨诸塞州桑威奇镇打开了1884年埋下的胶囊。雷诺兹金属公司出售百磅铝盒，送给全美各州与领地。在内布拉斯加州，一位68岁五金店老板——店里卖“除了雨水之外农民需要的一切”——埋下一辆1975年雪佛兰轿车、川崎摩托车、“特氟龙煎锅、带拉链与花纹的聚酯布料、比基尼内裤与一件绣黄花的水蓝色男士休闲套装”，他还咨询了当地殡葬师设计墓穴。
时间胶囊通常都很失败，以重翻旧账作为党派政治斗争手段也同样如此。但我愿意相信，那件时髦的水蓝色套装仍埋在内布拉斯加州某处，黄花渐渐褪色。愿它长久安息。朗费罗曾写道，笔尖蘸进后来被锁进百年保险柜的墨水瓶：“艺术永恒，时光飞逝。”诗人当时正哀悼妻子离世，试图寻找平静、决心与勇气。他决定不再回望：“让逝去的过去埋葬它的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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