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宋朝，大家印象里往往是“富得流油，弱得掉渣”。宋词文化璀璨夺目，可一提到打仗，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谁都能来踹两脚，和唐朝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很多人都把这笔账算在赵匡胤头上，说他“重文抑武”把军队搞废了。但真要追根溯源，这根“弱军”的苦苗苗，其实是一个叫郭威的人种下的。
沙陀政权的内亚化
后周的开国皇帝，周世宗郭威，他代表的是从郭威到宋朝诸帝、一直到王安石的政治传统。他在这个政治传统当中，正如武则天从隋文帝到唐玄宗的政治传统当中处于枢纽地位一样，是这个政治传统的核心。
东亚政治传统的变化，源头一般来说是在外伊朗。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波斯帝国的官僚制度催生了秦汉的官僚制度，萨珊王朝的部委、迪万制度催生了隋唐的六部制度。萨珊王朝到萨曼王朝的兴起之间，外伊朗商团的城邦制度趋于衰落，幕府制度取而代之。这一波变化又按照前几波变化的同样方式一波一波地传到东亚，首先是产生了残唐五代的胡族藩镇的割据势力，最后产生了五代十国。
河东沙陀人的政权就是外伊朗幕府政权在殖民东亚产生的各个殖民政权当中最强大的一个。沙陀人是白种人，来自唐人所谓的处月部落，从天山北路，沿着最古老的代道前进。这条道的最西端被唐人称之为是大碛道，东部就称为天河汗道，其实也就是《穆天子传》时代的东西两段的新名称。他们接受了河中地区的幕府制度以后，首先来到云中，也就是阴山一带，接下来来到晋阳，建立了他们的幕府，在跟其他幕府的争夺当中逐步打下了基础，建立了五代中间的三代，是东亚的强势政权。
郭威的政权产生于这个政权的外围，也就是内亚武士建立的幕府团体进入汴京以后在汴京招的一些地痞流氓组成的保安部队。他们这两种成分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李克用父子苦心造诣、通过内亚军事兄弟会式的义儿制度召集来的名将和替这些名将打杂的人之间的关系。在五代十国的大部分时间，这些市井流氓是被压在最底层的，在五代的前期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们，李克用父子培养的那些名将同样也根本没有把他们考虑在内。
但是李克用政权及其继承者也面临着所有内亚征服者——包括商周各代面临的同样的问题：它到了一定时间以后，跟原有内亚根据地的关系越疏远，越容易切断，原有的输液管就越来越薄弱，招募武士的能力就越来越差。
本来鲜卑唐帝国在其极盛时期在东北亚设置了两平卢节度使，一个是在燕，一个是在齐，负责接纳和招募东北亚的武士，另一方面又在云中、朔方设立了招募内亚武士的接待站。所以郭子仪的朔方军以兵强天下著称，就是因为他招募西北诸侯。唐玄宗能够平息安史之乱，也就是像他对他儿子唐肃宗所说的那样，你不用担心，我待西北诸胡厚，所以他们在关键时刻是会来帮忙的（《资治通鉴》卷二一八）。
唐肃宗果然依靠郭子仪这个老鲜卑人和李光弼这个新蛮族招揽来的一大批蛮族武士，包括杜甫所非常崇拜的那些部落，也就是他在诗中所谓的朔方勇士，打败了安禄山和史思明的波斯军团。但是正如以前平阳的匈奴政权在被鲜卑人切断了通向内亚的通道以后就陷入了中原地带、陷入东亚的沼泽而灭亡了、掌握了代道的鲜卑人会取而代之一样，这条道路渐渐也中断了。
输液管的断绝
关键的中断是，康福以后产生西夏的那个集团，后来在宋代以西夏著称的那个集团，在后晋一朝脱离了开封和晋阳的控制。在这以前，掌握河套地区，赐姓为李的这个未来的党项人集团一直是忠于晋阳军事集团的，为晋阳军事集团守护着云中、沿着大碛道、通向内亚的重要道路。
后来的历史学家士大夫化、东亚化以后不大懂得这条道路的重要性，经常用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来制造误解。照他们的记录，很可能会以为这条道路的目的就是，某某节度使送来了什么河田美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次要的。重要的是，这些乱七八糟的礼物背后掩盖的是一套极其重要的内亚商路。
内亚商路使得晋阳政权从直接的意义上可以不断招募李怀光和李光弼这样的新武士来充实他们的武士团体，而且外伊朗地区的金属冶炼技术、组织技术和各方面军事革命的新进展都不断送到他们这里来。先进地区不断产生出来的新技术一点一滴地通过输液管输入到晋阳，因此晋阳相对于更加封闭、陷在东亚低地的汴京始终拥有军事优势，任何一个政权在晋阳都能打败汴梁政权，而它跑到汴梁以后，又会被新崛起的新晋阳政权打败。
但是康福的远征以后，在后晋灭亡以后，党项人就独立了切断了这条至关紧要的道路，因此后汉尽管也是沙陀政权，却变成了断线风筝。后汉面临着输液管被切断的情况，因此它在汴京的政权非常衰弱，不再像李克用时代那样耀武扬威。李克用刚刚打败朱全忠家族进入汴梁的时候，汴梁那些由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禁军是不堪一击的。
但是到了后汉一朝，不可避免的，著名的市井流氓出身的郭威、赵匡胤这些人居然也有机会参加禁军了。禁军由内亚武士的军事兄弟会渐渐变成汴京地痞流氓、无业游民的军事组织，就是在后汉这一代发生的，关键的因素还是在于内亚输液管的切断。这个切断一方面导致了西夏的兴起，另一方面导致了沙陀政权在汴京的灭亡。输液管切断以后，只能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结果是，在自己的内部就会被原先踩在脚下的被殖民者搞一个阶级报复、屌丝翻身。郭威发动的政变就是屌丝翻身的结果。
宋朝政权合法性问题
就这样，大宋朝顶着一个“百万雄师”的大帽子，其实里头装的全是稻草。跟辽国打了几年，实在打不过，签了“澶渊之盟”，开始花钱买和平。从此以后，在辽国人眼里，宋朝的地位就很微妙了。一开始大家还客客气气互称“大宋”、“大契丹”。到了辽兴宗那会儿，人家直接改口了，在国书里自称“北朝”，管宋朝叫“南朝” 。
这一字之差，里面藏着的轻蔑劲儿，隔着快一千年都能感觉到。辽国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咱们俩根本不是两个对等的国家，而是分治南北的两个政权。而且我这个“北朝”，是继承了唐朝正统的（辽朝自认继承了唐朝法统），你这个“南朝”，不过是偏安一隅的地方割据势力罢了 。
郭威发动政变以后，晋阳集团继续拥护刘家的一个分支，不服从汴京。这种事情在五代的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也充分说明，郭威的无产者性格相当强，以至于原先逼格比较高的一些人都不愿意服从他。就好像是，后来宋人取得胜利以后，郭子仪的后裔郭企忠宁愿投奔辽国，也不愿意接受宋人的统治。他们认为辽有资格继承鲜卑人的唐，而宋人没有资格继承。
朱元璋后来取得胜利以后，元朝的很多士大夫，包括很多吴越爱国者，宁愿千里迢迢地跑到塞外去追随流亡的蒙古皇帝，绝不愿意受朱元璋这个下等人的统治，理由是相同的。如果取得胜利的人是阶级地位比较高的人，这种现象是不会出现的。正是因为东亚对内亚的反殖民主义的胜利在阶级社会的意义上同时意味着下等人战胜了上等人，所以原先侍奉上等人的军官和士大夫往往就不肯再侍奉下等人了。
所以，郭威的胜利也就导致了北汉的复兴和原先汴京的许多大臣对他离心离德。像冯道这些原先侍候惯了沙陀人的大臣，到周世宗一朝还对他冷嘲热讽，认为他跟北汉的战争是根本不可能打赢的，自居唐太宗，简直是不知天高地厚。
郭威出身地痞流氓，没有什么远略。他实现了阶级翻身以后，也就主要是分赃，从东平方面搞到那些制造“铁胎银”的技术以后尤其是发了一笔洋财。这种技术的实际含义就是通货膨胀，通过通货膨胀支持汴京的商业繁荣，通过汴京的商业繁荣支持流氓无产者的就业。公共工程、通货膨胀、流氓无产者就业，扩大军队的范围来招收流氓无产者，这一系列连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就是这样一点一点萌芽起来的，它们跟汴京城吸引来的大批无业游民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然后这些无业游民所建立的禁卫军把郭家送上了台，然后又把赵匡胤送上了台，推翻了柴家的统治。
相比以前的郭威和以后的赵匡胤兄弟，柴荣就算是一个比较有头脑的人。他企图使流氓无产者的统治能够稍微具有一点点规范性，能够形成一个流氓无产者和平民士大夫的联盟。当然，这样做就必须对流氓无产者组成的禁卫军进行整编。原先的流氓无产者禁卫军只是一个保安团队式的，他们负责京师的警察事务，并不指望他们真正打仗，真正打仗靠的是内亚军事兄弟会。这些东亚人，照内亚人的看法是完全不会打仗的，就像是在鲍罗廷、加仑将军这些人看来蒋介石根本不会打仗一样。
但是等到内亚兄弟会的人打光了或者是回到晋阳去、不再为汴梁政权卖命的时候，这些流氓无产者不能上阵也得上阵了。柴荣就是这样一个相对于是罗马僭主式的人物，依靠禁卫军上台，然后通过扩编禁卫军和整顿禁卫军，把这种制度稳定下来。他使得禁卫军优于地方节度使的制度稳定下来，这个制度后来被赵匡胤兄弟继承，变成了宋朝军制的基础，也是宋朝积贫积弱的根本。
地方上的藩镇是残唐五代安禄山史思明的政治后裔。他们在军事上是抱残守缺的，因为他们使用的军事技术和组织技术都是两百年以前的外伊朗技术，跟外伊朗新产生出来的那波技术完全绝缘，等于像是唐继尧和龙云到了四十年代还在用普鲁士人和日本人在十九世纪末期使用的那种技术是一样的，他们是落伍者。但是，他们是内亚军事传统的继承者，论阶级出身的话，比京师的这帮流氓无产者是要强得多了。
开封城里的八十万废物
禁卫军体制的实质是对自身军事素质和阶级地位能否战胜这些藩镇其实是没信心的，但可以依靠财政上的把戏来战胜它。利用通货膨胀、盐铁专卖、国有企业垄断的方式，用货币政策把钱集中到京师上来，而地方上的各藩镇搞货币政策是做不到的。
京师钱多，然后招募大量的流氓无产者和市井之徒；地方上的城市规模小，远远不像是东京城这样会吸引大批游手好闲的、构成梁山好汉基础的这些刺青的帮派，因此兵员的供应比较不足。同时，京师利用财政政策积累下来的钱可以给这些人装备比较好的武器，可以给他们提供比较好的训练。例如，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殿前都点检赵匡胤也就是这样上台的。
这个制度确立以后，就等于是以平民化的教育取代贵族的出身。藩镇依靠内亚军事兄弟会的半封建传统，而禁军则依靠林冲这样人的教育和贫苦无产阶级兵员的无限制供应，以及桑弘羊、王安石式的财政扩张主义的大量金帛。京师的禁军是一支为钱打仗的军队，而不是像过去的魏府牙军那样有自己的军事传统。
京师的禁军受到财政上的偏爱，同时地方上的财源被周世宗和赵家的各位天子一再挤压。就像顾炎武说的那样，唐朝的各州县的官衙一般都是富丽堂皇的，宋以后就搞得很寒酸，说明财政中央集权主要是“孤秦陋宋”当中的宋所为。但是宋不是制度的创立者，正如汉不是制度的创造者。汉制度的设立来自于秦，只是汉地时间比较长，大家往往认为这是汉制。宋制的创始人来自于柴荣而不是赵家，但是因为赵家当权地时间长，也是同样的原因。
无论如何，这套制度形成的结果就是一个逆向殖民主义。秩序资源比较差的无产者军事集团依靠通货膨胀政策、依靠财政方面的聚敛，在京师站住了脚跟。原有的藩镇集团在他们的打压之下，逐步被掐住了财政命脉以后，一点点地饿死，最后退化为厢军。最后，禁军成了全国军队的主力，等于是全国的主力部队全都集中在京师一地，而不像是唐代那样，全国的军队是分散部署在边境上的各个要塞。
大多数国家的国防军都是部署在容易遭到入侵的地方或者战略要地上，很少有国防军全都集中在中央，有了事情以后必须从中央发兵，从汴京城发兵，走了几个月都没走到边境，等到了边境的时候仗都打完了，这种事情在全世界是非常罕见的。当然，出于强干弱枝、加强专制主义的需要，这样做是非常好的。边境受到侵略，那让让它受侵略好了，只要中央强大就行了。禁军和厢军制度就这样建立起来的，是柴荣开了头，由宋初的各位君主完成的。
说到底，军队不是用来打仗的
当然，它是一个致命的财政灾难。第一，依靠流氓无产者组成、其性质相对于是军事济贫院的禁军，尽管得到了财政上的优惠，它仍然是不能打仗的，所以后来才会有澶渊之盟和靖康之耻。而过去普通的一个藩镇，像周德威、李克用这样的人，一个小小的藩镇能够打的仗比庞大的宋国可要多得多。第二，它本身就是财政崩溃的一个来源。宋代80%的开支是用来养这些无用的中央军的。为了维护这支中央军和不断膨胀的中央官僚机构，开支必须得不断涨，因此国家社会主义的模式必须变本加厉地搞，因此才有后来地王安石变法，才有蔡京的通货膨胀政策，才有秦桧的扩张性财政。
宋代为人所诟病的所有暴政，直接间接都要追溯到国家社会主义和扩张性财政政策。而这些政策的根源在禁军的制度，制度已经设计成这样，没法改。据说宋太祖曾经想过迁都关中或洛阳，借地险而裁兵，减少军队的规模，但是他的大臣都反对，因为几十年来，禁军的根本就在开封，依靠开封便利的水利条件，靠从江淮运来的粮食供养。洛阳长安的水利条件不好，运不来粮食，禁军会叛乱的。
解散禁军，另外建立新的军事传统，等于是拔掉赵宋的本根，因为赵宋政权本身就是这个军事集团的产物。任何人都革不了自己的命，所以宋太祖的这个设想最终是失败了。由郭威开创的这个军事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最终把宋朝完全拖垮了。
为了配合这个军事传统，在文化和政治上也需要有一个相应的士大夫阶级，把武则天和唐玄宗开创的那个士大夫阶级进一步扩大。士大夫阶级没有战斗力，却喜欢搞空疏的意识型态，不会搞技术，而且敌视内亚的技术人员，因为这些技术人员掌握着他们不能理解的军事技术和财政技术，可以把他们从皇帝身边挤走。如果皇帝愿意为他们排挤这两种人，士大夫阶级是愿意跟皇帝合作的。
于是皇帝、士大夫和禁军形成一个三角组合，把唐代的内亚军事专家和财政专家挤到一边去。这三个集团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他们都是无产者和弱者，所以害怕出身比他们高、技术比他们强的人。他们三方面都要相互提携：皇帝希望文武这两方面的平民阶级为他排挤原来的内亚殖民者，因为他也是一个出身东亚本地无产阶级的皇帝，是受不了内亚殖民者卷土重来的；而这两个集团则希望皇帝为他们排挤原有的内亚军事兄弟会和内亚财政专家，只有依靠这样的皇帝，才能给他们荣华富贵。
如此三者形成一个闭环关系，形成了“孤秦陋宋”中的“陋宋”，也就是专制主义的进一步细密化和升级。尤其是，专制主义进入了财政和军事这两方面。这是中古时代鲜卑帝国所少见的现象，使得专制主义不仅垄断了秦汉专制主义和隋唐专制主义习惯的那些政治领域，而且渗透并控制了社会经济领域。如果秦汉和隋唐的专制主义只是在政治方面起了恶劣的破坏性作用，那么宋明的专制主义就连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都整体性地败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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