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药”两个字像钉子，钉在茶几玻璃上。不是第一次见，却是第一次从自家孩子手里落下。五天里，他吃得香、笑得开，电脑合上的次数屈指可数，我以为那只是一台机器，没想到是随身氧气瓶——拔了电源，他就得窒息。
回家前，他把年假拆成零碎的小时数，像攒硬币一样攒出五天。进门时行李箱轮子已经磨歪，西装外套挂在胳膊上，皱得能挤出水。我没问“累不累”，怕一开口就泄了他的底气。于是把问题翻译成饭菜：炖牛腩是“歇一歇”，清蒸鲈鱼是“别焦心”，莲藕排骨汤是“补补气血”。一口一口，他把话咽下去，也把疲惫咽下去。
商场里，他站在运动鞋柜台前犹豫三分钟，最后还是挑了双最普通的黑色。我抢过信用卡，他抢不过我，只好苦笑：“妈，这鞋我开会能穿，挤地铁也能穿。”一句话把八百块说成刚需，把“喜欢”咽回肚子。结账时收银小姐说“阿姨真疼儿子”，我笑笑，心里却想：这哪是疼，是赔——赔他那些年被地铁门夹掉的球鞋边，赔他夜里十二点还在改的PPT，赔他不敢辞职也不敢生病的青春。
补药盒子躺在茶几，说明书上写着“缓解脑力疲劳”，像给程序下的补丁。我忽然明白，他眼里的红血丝不是“没睡好”，是系统报警；他饭后顺手灌下的不是水，是冷却液。我们这一代人把“争气”翻译成“熬夜”，把“有出息”兑换成“心率过速”，最后把希望浓缩成一小袋褐色粉末，温水送服，一日两次。
走那天，我照老规矩给他塞了一罐自家炸的辣椒油。红油封得严，像替他存的一小团火。他没推辞，塞进背包最外层，说可以拌公司食堂的凉面。我送到电梯口，他抱抱我，骨头硌人，像报时器，提醒我这孩子已经瘦到秒针的刻度。
电梯门合拢那刻，我把补药盒子拿回卧室，没扔，也没收进药箱，就放在抽屉最显眼的位置。偶尔拉开，看见它，就想起他夜里敲键盘的声音——不是噪音，是远处工地打桩，一下一下，把未来往深处钉。我们做父母的，没法替他扛桩，只能把家变成软垫，掉下来了，摔不疼，还能翻个身继续睡。
日历翻到新的一页，我在早餐桌旁多摆一只空碗，像给未知数留的座位。万一哪天他又攒够五天，轮子磨歪，外套皱巴，推门喊一声“妈”，锅里得有滚着的汤，抽屉里得有晒蓬松的枕，茶几上得有空位——别让补药再落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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