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流行观点认为，正是乌克兰对俄罗斯的牵制，才使得美国敢于如此肆无忌惮地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且行动看似顺利无阻。然而，历任美国政府均具备同等的军事能力，区别仅在于往届政府更倾向于恪守规则、秩序与法律框架，行事审慎克制，而非如暴君般肆意妄为——正如秉持保守秩序观的英国工党首相斯塔默所言，其未参与此次行动的缘由正在于此。那么，这种“有能力而不为”的隐忍，是否就意味着政治上的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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颇具悖论意味的是，川普这般“手起刀落”的行事风格反倒赢得了中东民心：既高效又痛快，犹如古时明镜高悬的父母官铲除地方恶霸。就短期结果而言，川普果断铲除了祸害；但这是否意味着邪恶已因此根除？这是否加速了弗朗西斯·福山所言的“历史终结”？
然而，若此即为文明演进的方向，为何在东大这片实行了两千年秦制大一统威权体制的土地上，却始终未能自发完成向现代文明的转型？是制度的路径依赖过于强大，还是“除害”的快感本身遮蔽了制度性建设的漫长与艰辛？
或许，我们所怀念的并非单纯的暴力正义，而是在复杂现实中难以企及的、那种正义得以即刻伸张的确定性。但文明的真谛，恰恰在于我们能否超越这种“手起刀落”的诱惑，在程序与效率的张力中，构建起更持久的正义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