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史上最好的八年，他缔造的|五代|后唐|李克用|李嗣源|李存勖|石敬瑭|节度使

洛阳的冬日，带着铁锈味。67岁的李嗣源躺在病榻上，听着宫门外隐约的喊杀声——那是次子李从荣率兵夺位的喧嚣。这位已经稳坐皇位八个年头的沙陀老将，此刻却像他统治的政权一样，被撕裂的亲情与失控的权力折磨得形销骨立。

当李从荣兵败被杀的消息传来时，他却只感到莫名的悲骇。数日后，他在惊悸中崩逝，带着“天成之治”的余晖与“父子相疑”的骂名，成了五代十国最矛盾的注脚。

但此后历代的政治家，依然怀念这个庙号为“明宗”的“胡人皇帝”。正如大明首辅张居正所说的那样：

“唐主在君位，止历八年，不能永久。但是每年丰谷熟，民乐有年，敌国罕侵，束兵息马，人无争夺。据五代之君，比之如明宗之世，虽非汉文景之盛，亦小小平安世也。彼嗣源，胡人耳，每以国泰民安留意，天意遂以丰安应之。”

唐僖宗中和四年（884），汴州上源驿的夜宴突然变成了修罗场。

当宣武节度使朱温的刀斧手冲进驿馆时，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还在醉意中骂骂咧咧。亲随将领死伤殆尽，17岁的李嗣源却像猛兽一般，用身体挡开射向养父的流矢，硬是杀出一条血路。这个原名“邈佶烈”的沙陀族部民，从此深得养父李克用的器重，得以统领亲兵。而这，也是五代十国“义父子政治”的典型样本。

在那个“兵骄则逐帅，帅强则叛上”的乱世，李嗣源的发迹史堪称奇迹，必须放在沙陀骑兵崛起的背景下才能理解。

沙陀，本是西突厥别部，名为“处月”。他们并非纯粹的游牧者，而是活跃在金娑山（今新疆博格多山，一说为尼赤金山）一带的骑射部族。唐末，这支力量被卷入中原的权力旋涡，成为唐朝皇帝手中最锋利的一把“番兵刀”。

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庞勋在桂州（今广西桂林）起义，声势浩大。唐朝派遣十镇之兵前往镇压，李克用之父朱邪赤心带三千沙陀兵随唐军南下，并担任前锋。在与庞勋的部将王弘立交战时，沙陀骑兵对戍兵组成的庞勋起义军形成“降维打击”，朱邪赤心“左右突围，出入如飞，贼纷扰移避，沙陀纵骑蹂之”。唐军见沙陀军占得先机，纷纷出兵追击。起义军大败，在唐军的冲杀下连连溃逃，“伏尸五十里，斩首二万余级”。

之后，沙陀军随大军进逼庞勋军的营寨。在次年三月的一场战役中，唐军利用大风纵火烧营，起义军弃营而走，沙陀军再次以骑兵出击，一路上将起义军溃散的将士屠杀殆尽。

此战，朱邪赤心以区区三千兵马大杀四方，让各路藩镇从此不敢小看沙陀军的战力。因镇压庞勋有功，朱邪赤心带兵北归后，出任大同防御使，镇守以云州（今山西大同）为中心的北部防线，并获赐李姓，改名为“李国昌”。

后来，平定黄巢起义时，李国昌之子李克用又率领沙陀兵连战连捷。《资治通鉴》说：“克用时年二十八，于诸将最少，而破黄巢，复长安，功第一，兵势最强，诸将皆畏之。”

中和三年（883）二月，李克用赢下决定胜负的关键一战——梁田陂之战，黄巢部将尚让率领的15万大军大败而逃，被沙陀军“俘斩数万，伏尸三十里”。四月，唐军收复长安，黄巢败走。李克用因镇压起义有功，被任命为河东节度使，进爵陇西郡公，出镇太原。

关于李国昌、李克用父子的战功，史学大家陈寅恪评价道：“（平定）庞勋、黄巢之乱，皆仰沙陀枭骑矣。”

年少的李嗣源便是在沙陀军所向披靡的大背景下投入李国昌军中效力。他沉默寡言，却有一身与生俱来的骑射本领，后被李克用收为养子，赐予姓名。18岁那年，上源驿的雨夜，成为他人生的成人礼，也奠定了他在李克用心中的地位。

▲李克用画像。图源：网络

李嗣源虽不识字，却比谁都懂“人心”二字的分量。

在任城，李嗣源仅率三百轻骑，便如尖刀般插入朱温的梁军大阵，一战成名。不久，魏博节度使罗弘信在莘县偷袭李存信，作为副将的李嗣源亲自殿后，掩护李存信撤退。事后，李克用为嘉奖李嗣源，将其麾下五百骑兵命名为“横冲都”。李嗣源率这五百骑兵冲锋陷阵，两河地区皆称其为“李横冲”。

在青山口，李嗣源身中四箭，却依旧单骑冲阵。当时，李嗣昭被梁将葛从周击败，李嗣源率部救援，大喊道：“我只杀葛从周，其余士卒都不要妄动。”随后纵马驰入梁军阵中，如入无人之境，终于反败为胜。

这种不要命的打法，既是他的战术，也是他的生存哲学。在武夫当国的时代，唯有绝对的武力，才能赢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当然，李嗣源并非只有匹夫之勇。在柏乡之战、夹城之战以及最终灭后梁的奇袭战中，他展现出的不仅是勇猛，更是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他善于抓住战机，敢于冒险，却又能在关键时刻保持冷静。可以说，他是后唐开国的核心功臣，是李存勖手中最锋利的矛。

但功高震主的隐忧也如影随形，为他日后的命运埋下了伏笔。

▲李克用（右）与义子们。图源：影视剧照

后梁龙德三年（923）四月，晋王李存勖在魏州（今河北大名东北）正式称帝，国号大唐（史称后唐），改元同光。同年十月，李嗣源率先攻破梁都汴京，于路侧迎接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存勖大悦，手执李嗣源的衣袖说：“吾有天下，由公之血战也，当与公共之。”不久，李嗣源进位兼中书令，受赐铁券，一时荣宠无比。

李存勖初期尚励精图治，南灭后梁，北破契丹，堪称一代雄主。然而，随着天下初定，这位“戏迷皇帝”迅速走向了昏庸。他宠信伶人，猜忌功臣，宦官势力死灰复燃，朝政一片混乱。

随着郭崇韬、朱友谦等功臣陆续被李存勖猜忌、杀害，位高权重的李嗣源处境越来越不妙。

当时，身为成德军节度使的李嗣源入朝，李存勖竟让诸军马步都虞候朱守殷对他进行监视。朱守殷暗中告诫李嗣源：“德业振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公可谓振主矣，宜自图之，无与祸会。”

但李嗣源不为所动：“吾心不负天地，祸福之来，吾无所避，付之于天，卿勿多谈也。”

实际上，他的境遇已经非常凶险，幸有宦官李绍宏暗中保护，才免于遭杀害。而他能在谣言攻讦的环境中幸免被害，也说明其人脉经营的成功，以及在军队中颇得人心。

同光四年（926），魏博军卒皇甫晖在贝州发动兵变，推赵在礼为首领，攻占邺都。李存勖先是派元行钦平叛，却损兵折将。无奈之下，他只能起用他最忌惮的人——李嗣源。这是一场充满风险的博弈，李存勖既需要李嗣源的军事才能，又时刻防备着他——这既是信任，更是试探。

李嗣源带着复杂的心情出征，他或许只想平定叛乱，再次证明自己的忠诚。但他没想到，部下的心思早已变了。

当李嗣源的军队抵达邺都城外时，一场极具戏剧性的权力更迭开始了。

部下们围住了他。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老兄弟，看着主帅被朝廷猜忌、闲置，心中早有怨愤。他们跪在雪地里，高呼“万岁”。这呼声在李嗣源听来，无疑是惊雷。史书记载，他起初是拒绝的，甚至想自杀以明志。他派女婿石敬瑭去解释，去劝谕，试图用忠诚来化解这场危机。

局势的发展，逐渐超出了他的控制。一边是叛军首领赵在礼竟然打开了城门，邀请他入城，拥护其称帝；另一边是他想向李存勖当面自辩，表明心迹，却遭到元行钦阻遏，未能上达。

一边是朝廷的猜忌，一边是将士的拥戴，中间是乱世的生存法则。最终，疑惧不安的李嗣源做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抉择——顺应时势。他采纳了女婿石敬瑭的建议，决定攻取汴州，谋求自立。

这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政变，更像是一场被时代洪流裹挟的“被动”上位。他利用了兵变，兵变也成就了他。他率军南下，直取汴州，进而攻入洛阳。而此时，洛阳城内发生了兴教门之变，李存勖被乱箭射死，死在了最宠信的伶人郭从谦手中。

▲李存勖画像。图源：网络

李嗣源进入洛阳时，看到的是义弟的尸骨和混乱的朝堂。他没有立刻称帝，而是以“监国”自居。他清算了祸乱朝政的伶人和宦官，为那些被冤杀的功臣平反。然后，在群臣的“劝进”声中，登上皇位，改元天成。

从史书记载来看，李嗣源的上位，与其说是蓄谋已久的篡位，不如说是被时势推着走的无奈之举。他并非不想做忠臣，而是那个时代，忠臣往往不得善终。他被迫卷入了五代十国最典型的权力更迭模式——兵变。当接受群臣朝拜时，这位六旬老者心中，或许更多的是对命运的感慨，而非夺权的喜悦。

时代的洪流裹挟着李嗣源，将他推向了权力的巅峰，也推向了一个充满悖论与争议的历史坐标。沙陀骑兵的逻辑是简单的：强者为王，战利品共享。他们习惯于劫掠，习惯于以暴易暴。当李嗣源还是“李横冲”时，他是这种逻辑的完美执行者；但当他坐上龙椅，面对满目疮痍的中原大地时，他必须回答一个全新的问题：如何将这股野性的力量，从摧毁者转变为建设者？

他凭借军事上的绝对优势上位，而这也成为他面临的最大政治困境。

晚唐以来，藩镇的骄兵悍将一直是威胁中央权威的强大力量，其中魏博牙兵最难控制。天成二年（927），拥立李嗣源登上帝位的魏州牙兵数千人被从邺都发往卢台军，以备御契丹。戍守期间，军校龙晊率部哗变，杀死副招讨使乌震。

虽然这场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但朝廷大为震动。对此，李嗣源的后续镇压可谓非常无情且血腥。他下诏，对参与叛乱的三千五百人及其家属全部处斩。为了不使乱兵家属漏网，乃“阖九指挥之门，驱三千五百家凡万余人于石灰窑，悉斩之，永济渠为之变赤”。

龙晊哗变的这支军队，虽曾拥立李嗣源称帝，但其政治立场多变且骄悍难制，对于朝廷始终是巨大的威胁。故而，李嗣源毫不念旧，血腥屠杀，史载“魏之骄兵，至是而尽”。

在清除了最大的政治威胁之后，李嗣源还是更愿意与藩镇达成相对均衡的共治格局，以确保政权的稳定。

历史学者刘冲、陈峰在关于李存勖、李嗣源权力嬗代的论文中指出，后唐灭梁后，河南等地后梁所任命的节度使势力仍较为强大，李存勖不得不全面接纳他们成为新朝的统治者。这造成了李存勖时期统治集团构成的多元化与分散性，主要有代北集团、后梁降人与河北藩镇将领，权力分散亦削弱了李存勖的统治。他意图加强皇权，所采取的激进措施侵犯了地方节度使的利益，终于导致其失败。李嗣源则利用兵变之机借助个人所组织的军事集团夺取了皇位，即位后改变李存勖的过激政策，全面任用代北集团、后梁降人势力及其他集团人物，扩大了统治基础，从而实现了统治的稳定。

治国方面，李嗣源也显示了朴素而高明的智慧。

他大字不识几个，用一种近乎原始的方式处理政务：宰相冯道读，他听；冯道解释，他决断。令人称奇的是，如此“口述治国”，竟创造了五代十国时期唯一的“小康之治”。

▲冯道。图源：影视剧照

他深知乱世之痛在何处。登基伊始，便下令“除伶宦，罢宫人”，将李存勖宠信的戏子、宦官扫地出门；他严惩贪腐，史载“杀酷吏，褒廉吏”，有个叫孔谦的租庸使因盘剥百姓被他处死，头颅挂在洛阳城门三天；他废内库，将皇室积蓄归于朝廷，自己“不迩声色，不乐游畋”；他命人把晚唐诗人聂夷中的《伤田家》诗抄录出来，经常念给他听，并命朝臣都录于自己案头……这首诗如此写道：

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

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

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

他喜欢的不是诗，而是诗的内容对于民生疾苦的关切。

其子李从荣喜欢作诗，“聚浮华之士高辇等于幕府，与相唱和，颇自矜伐”。李嗣源便告诫儿子说：“以前我看庄宗（李存勖）喜欢作诗，内心不以为然。我们都是将门之后，诗文素来不是专长，沉迷此道会被别人偷偷笑话的，你切不可学样啊！”

他希望儿子少作浮华之诗，多读儒家经义。他颇为诚恳地说：“我虽然不识字，但是喜欢听儒生讲五经的道理，可以提升智慧，开阔思想。”

在位的第七年，他命国子监校正儒家“九经”（《诗》、《书》、《礼》、《易》、《春秋》三传、《论语》、《孟子》），刻版印卖。这被认为是唐代以后官方提倡儒家学术的第一次盛举。

虽然身为皇帝，但他时常自省，知道自己不是那个可以终结乱世、为生民带来太平年的“天选之人”，所以尽量在过渡的位子上做些务实之事。正史记载，他每晚于宫中焚香祷告：“某胡人，因乱为众所推，愿天早生圣人，为生民主。”

这种“不识字的明君”现象，在历史上颇为罕见。李嗣源的成功，不在于他精通儒家经典，而在于他拥有对底层疾苦的深刻体察和对权力的清醒认知。他知道百姓想要什么，也知道国家需要什么。他用军人的铁腕去整顿秩序，用仁者的胸怀去抚慰民生。在五代十国那个暴君、昏君频出的黑暗时代，这已经是一束难得一见的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