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考上公务员，本是光宗耀祖的好事，没想到却成了一场人性大戏的开场。那些八百年不走动的亲戚突然冒出来，借钱、找工作、办户口，理直气壮得像讨债。被拒绝后，他们翻脸比翻书还快，脏水泼得满天飞。这个故事，或许你听了会觉得眼熟—
一、录取通知书
张家坳的春天来得总是慢吞吞的。
农历三月，山那边的桃花已经谢了，这里的山坳坳里才刚冒出点粉白的骨朵。张建平蹲在自家院坝边的石头上，手里捏着一封信，信皮上的红字刺得他眼睛发酸。
“建平，啥子信？”他爹张有根从屋里出来，手里端着个豁了口的洋瓷碗，碗里是刚冲的油茶面儿，稀得能照见人影。
张建平没吭声，只是把信递过去。
张有根不识字，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又递给他妈李桂芬。李桂芬在围裙上擦擦手，接过信，也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她倒是认得几个字，可这信封上的字印得规规矩矩的，她反倒不敢认了。
“是不是……那个……”李桂芬的声音有点抖。
张建平点点头，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考上了。县税务局，笔试面试都过了，政审也过了。”
院坝里静了三秒钟。
张有根的洋瓷碗“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油茶面溅了一裤腿，他也没顾上擦，一把抢过那封信，翻过来掉过去地看，好像多看几遍就能看懂似的。
“老天爷！”李桂芬一屁股坐在门槛上，眼泪哗地就下来了，“祖坟冒青烟了！真是祖坟冒青烟了！”
张建平考的是公务员。
这事儿在张家坳算得上惊天动地。坳子里三十几户人家，祖祖辈辈刨土坷垃，出过最大的官是生产队时的记分员。前几年倒是有个后生考上了大专，毕业后在县城当了小学老师，逢年过节回来，腰杆都比别人挺得直些。
张建平是正经的大学生。虽说只是个二本，可在张家坳，这就是文曲星下凡了。大学毕业那年，他在省城找了份工作，干了半年，老板跑路了，工资没拿到。回来过年时，他爹说：“别出去了，考公吧。咱家虽穷，供你几年还是供得起。”
供得起是假话。张有根的腰坏了十几年，干不了重活，家里就靠三亩薄地和李桂芬在镇上饭馆洗碗的钱撑着。张建平还有个妹妹张建英，在县里读高中，成绩比他还好。
但张建平还是听了爹的话。
他在家复习了一年，每天天不亮起来背书，晚上点着蜡烛做题到半夜。村里的闲话他没少听——
“张有根家的那个，也不出去打工，在家吃闲饭呢。”
“考公？那是咱老百姓考得上的？人家城里娃从小上补习班，他拿啥跟人家比？”
张建平听了，也不争辩，只是把书翻得更勤了些。
如今，那张盖着红印的录取通知书就捏在他爹手里。
“去，”张有根抹了把脸，“去给你爷爷上个坟。他临死还念叨，说建平这娃有出息，可惜他看不到了。”
张建平接过信，折好，揣进怀里，往后山走去。
山路不好走，前几天下过雨，泥巴还没干透。他踩着草丛往坡上爬，裤腿湿了半截，也不觉得凉。
爷爷的坟在山腰上，一个不起眼的土包，连块碑都没立。坟头上的草已经长得老高，清明时烧的纸钱灰早被雨水冲没了。
张建平在坟前蹲下，把信掏出来，打开，放在地上。
“爷爷，我考上了。”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就这么蹲着，看着那张纸在风里微微抖动。远处山脚下，炊烟正从各家各户的屋顶上升起来，东一团西一团的，歪歪扭扭地往天上飘。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院坝里支起了桌子，他爹不知从哪借来了几张条凳，几个本家的叔伯正坐着喝茶。他妈在灶房里忙活，油烟顺着门缝往外钻，呛得人直咳嗽。
“建平回来了！”二叔张有根——他爹的亲弟弟，名字一模一样，村里人叫大的张大根、小的张二根——第一个站起来，一把拉住他，“快来坐，快来坐！让二叔好好看看，咱家的公务员！”
张建平被按在条凳上，面前立刻多了个茶杯，茶沏得酽酽的，是平时过年才喝的档次。
“建平啊，”说话的是三爷爷，张有根兄弟的堂叔，在村里辈分最高，“你这回可是给咱老张家长脸了。税务局，那是啥地方？管钱的！往后咱村有啥事，可就得靠你了。”
张建平忙说：“三爷爷，我就是个小科员，办不了啥事。”
“哎——”三爷爷一摆手，“话不能这么说。你现在是小科员，往后呢？一步步往上走嘛！我活了七十多年，啥没见过？只要进了那个门，早晚有出息。”
其他人纷纷附和。
张建平张了张嘴，到底没说什么。
晚饭是腊肉炖粉条，还有一碗炒鸡蛋。这在张家坳，是过年才有的排场。他妈把菜端上来，自己却不肯上桌，只站在灶房门口，笑眯眯地看着。
张建平心里不是滋味。他放下筷子，把他妈拉过来，按在自己的凳子上，自己又搬了条凳子来坐。
“妈，你也吃。”
李桂芬眼圈红了，低下头，没吭声，只是往他碗里夹了块腊肉。
吃完饭，亲戚们陆续散了。张建平帮着收拾碗筷，他爹蹲在院坝边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夜里一明一灭。
“建平，”他爹突然开口，“你三爷爷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
张建平愣了一下。
“这些人，”张有根把烟头摁灭，“往后有你好受的。”
张建平没接话。他看着他爹佝偻的背影，心里忽然有点发堵。
山里的夜黑得早，这会儿已经伸手不见五指了。远处的狗在叫，一声接一声，不知是冲着谁。
二、亲戚们
报到那天，张建平起了个大早。
他妈给他煮了碗面，卧了两个荷包蛋，硬逼着他全吃了。他爹把家里唯一的帆布包翻出来，里里外外擦了一遍，装进去两件换洗衣服和一袋他妈连夜烙的饼。
“到了县城，好好干。”他爹把他送到村口，“别跟人争，别跟人吵，多干活，少说话。”
张建平点点头，上了去县城的班车。
班车是那种破旧的中巴车，座位上的皮子都裂了口子，露出里面发黄的海绵。车里弥漫着一股汽油味和汗味，熏得人脑仁疼。张建平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把窗户推开一条缝。
车在山路上颠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进了县城。
县城比他想象的繁华。街道两边是鳞次栉比的店铺，卖衣服的、卖手机的、卖吃的，一家挨着一家。路上跑的电动车比人多，按着喇叭从车缝里钻来钻去。
张建平下了车，拎着包，一路打听着找到税务局。
报到手续办得顺利。人事科的人看了他的材料，领着他去了一间办公室，说：“这是综合科，你先在这儿跟着学习。”
综合科不大，一共五个人。科长姓周，四十来岁，圆脸，笑眯眯的，说话和气。另外四个，两男两女，年纪都不大，见了他也只是点点头，各忙各的。
张建平在角落里有张桌子，靠窗，光线好。他坐下来，把包放到脚边，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
“小张，”周科长走过来，手里拿着一沓文件，“这是咱们科里最近处理的几个案子，你先看看，熟悉熟悉流程。有什么不懂的，随时问。”
张建平接过来，连声说好。
接下来几天，他就埋头看那些文件。文件上的字他都认识，可连在一起，就有点看不太懂了。什么“增值税专用发票”“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纳税评估”……他一边看一边记，笔记本上密密麻麻写满了问题。
周科长人确实好，每次问他，他都耐心解释，从不嫌烦。慢慢地，张建平摸到点门道了。
上班第二周，他回了一趟家。
不是周末，是他妈打电话来说他爹腰疼犯了，让他回去看看。他跟周科长请了假，当天下午就往回赶。
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他爹正躺在床上，腰上贴着膏药，屋里一股药味儿。
“咋样了？”张建平坐到床边。
“老毛病了，没事。”他爹摆摆手，“你这么远跑回来干啥？”
张建平没接话。他看着他爹的脸，比上次回来时又瘦了些，颧骨都突出来了。
“吃饭没？”他问。
“吃了，你妈做的。”
正说着，他妈端了碗面进来，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张建平接过碗，埋头吃起来。面有点坨了，但他吃得很快。
第二天一早，他正要出门坐车回县城，迎面碰上个熟人。
“建平！哎呀，真是建平！”
张建平愣了一下才认出来，是他妈的远房表姐，他该叫表姨的。这表姨住在邻村，平时不怎么走动，过年都难得见一面。
“表姨。”他喊了一声。
表姨三步并作两步走过来，一把拉住他的手：“建平啊，表姨可算等到你了！听说你考上公务员了？在税务局上班？那可太好了！”
张建平心里咯噔一下，隐隐觉得不妙。
果然，表姨下一句就是：“建平啊，表姨有个事儿想请你帮忙。你表弟，就是我那个小儿子，你也见过，去年大专毕业，到现在还没找着工作。你看你在税务局，能不能给想想办法，把他弄进去？”
张建平脑子嗡的一声。
“表姨，”他尽量让声音听起来平静些，“我刚去，啥都不懂，就是个跑腿的。招人这事儿，我说不上话。”
“哎哟，你就别谦虚了！”表姨一摆手，笑得满脸开花，“你们单位要招人，你还能不知道？就算现在不招，往后总得招吧？你先给占个位置，等招的时候再说嘛！”
张建平哭笑不得：“表姨，这不是占位置的事。招人都是公开招考，得自己考。”
“考？”表姨的笑容僵了一下，“那……那你给透透题？”
“没有题。”张建平的声音硬了些，“都是统一考试，题是从省里出的，我根本不知道。”
表姨的脸彻底垮了。她松开张建平的手，退后一步，上下打量了他两眼，那眼神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
“建平啊，”她的声音也变了调，“你这话说的，表姨可不爱听。咱是亲戚，表姨从小看着你长大的，你小时候没少来表姨家吃饭吧？现在你出息了，就不认亲戚了？”
张建平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行行行，你忙，你忙。”表姨摆摆手，扭头就走，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了一句，“人家都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你这倒好，自个儿升天了，亲戚连口汤都喝不上。”
张建平站在原地，看着表姨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口，心里堵得慌。
他妈从屋里出来，小声问：“咋了？”
“没事。”张建平摇摇头，背上包往村口走。
走到村口，班车还没来。他站在路边的槐树下，想着刚才的事，又想起他爹那天晚上说的话：“这些人，往后有你好受的。”
他爹说得对。
班车来了，他上了车，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车开了，窗外的麦田一片片往后退，绿油油的，在风里翻着波浪。
三、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
考上了公务员，张建平才知道，原来自己家有那么多亲戚。
有些亲戚，他从小到大没听说过；有些亲戚，他爹妈都没听说过；还有些亲戚，八竿子打不着，硬是能拐弯抹角地扯上关系。
先是二姨夫的外甥。
这人张建平见过一面，是二姨夫妹妹的儿子，在县城开摩的，平时跟张家根本不走动。不知从哪听说张建平在税务局，骑着摩托就找上门来了。
“建平哥！”那天下午，张建平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忽然有人敲门。他抬头一看，一个瘦高的年轻人站在门口，笑得一脸灿烂。
张建平愣了一下：“你是……”
“我啊，二姨夫的外甥！你不记得了？去年过年，咱还一起吃过饭呢！”
张建平想起来了。去年过年，二姨夫一家来走亲戚，确实带了这么个人，说是外甥，在县城开摩的，顺便来认认门。
“啥事？”张建平问。
“也没啥大事。”那人进了门，四下打量了一圈办公室，“就是想问问，你们单位招不招人？”
张建平心里叹了口气，面上还得维持着客气：“招人得等统一考试，现在没听说要招。”
“考试？”那人眨眨眼，“那……能不能想想别的办法？比如临时工啥的？先干着，等有机会再转正嘛！”
张建平摇头：“临时工也得走程序，得报给劳务公司，统一招聘。”
“那……”那人凑近一步，压低声音，“建平哥，你给透个底，我要是报了名，你能不能给说句话？”
张建平看着他，忽然有点想笑。
这人跟他非亲非故，二姨夫的外甥，算起来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他凭什么觉得，自己会为了他去托关系、走后门？
可这话不能直说。
“报名的事，你自己报就行。”张建平尽量把话说得委婉，“最后能不能录，得看考试成绩和面试表现，我说不上话。”
那人的笑容淡了些，但还是点点头：“行行行，那我回去准备准备。建平哥，你可别忘了兄弟啊！”
他走后，张建平坐回椅子上，盯着电脑屏幕发了半天呆。
然后是隔壁村刘婶的侄子。
刘婶是谁？张建平他妈认识，说是当年在生产队一起干过活的，多少年没联系了。不知怎么听说张建平在税务局，托人带话，说她侄子开了个小超市，税务上有点问题，想请张建平帮忙“疏通疏通”。
张建平哭笑不得。他是税务局的，更要按规定办事。让他去疏通，这不是让他犯错误吗？
他打电话回去，让他妈回绝了。
结果没过两天，他妈打电话来，语气里带着点为难：“建平，那个刘婶又打电话来了，说就让你帮个忙，你咋这么不近人情呢？”
“妈，”张建平耐着性子解释，“不是我不帮，是她那个事，我帮不了。她侄子要是确实有困难，可以来局里咨询，该减免的减免，该缓交的缓交，都有政策。让我去疏通，这是让我违规，传出去我工作就没了。”
他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行，我跟她说。”
挂了电话，张建平靠在椅子上，忽然觉得很累。
接下来是表舅的连襟，表嫂的弟弟，姑父的外甥女……
一个接一个，像走马灯似的。
有的直接找上门来，有的托人带话，有的打电话发信息。求的事五花八门：找工作的、托关系的、打听消息的、想少交税的、想走后门的……
张建平能推的都推了，能拒的都拒了。
渐渐地，风言风语开始传开了。
“张有根家的那个，出息了，眼睛长头顶上了，亲戚都不认了。”
“可不是嘛，我表哥找他帮个忙，人家理都不理。”
“听说他小时候，他妈带着他去我舅家借钱，我舅二话没说就借了。现在呢？翻脸不认人！”
这些话，断断续续传到张建平耳朵里。他没解释，也没争辩，只是干活更卖力了些。
年底，单位评先进，他得了个优秀科员。
周科长找他谈话，说：“小张，干得不错。好好干，有前途。”
张建平点头，心里却没什么高兴的。
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宿舍里坐着，窗外是县城的夜景，灯火通明的，比他老家亮多了。可他盯着那些灯，想的却是山坳坳里的那间土坯房，和他爹弯腰驼背的样子。
四、借钱的来了
转过年来，求帮忙的人少了些，借钱的又来了。
第一个开口的是他三叔。
三叔张有根——他爹的三弟，平时不怎么来往，过年才见一面。那天突然打电话来，说儿子要结婚，彩礼钱不够，想借两万。
张建平刚工作不到一年，手里哪有这么多钱？他每个月的工资，一半寄回家还债——当初上大学欠的钱还没还清——一半留着生活。省吃俭用攒了大半年，卡里也就几千块。
他跟三叔说了实话。
三叔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那……有多少借多少吧。”
张建平把卡里所有的钱都转了过去，五千块。
结果第二天，他妈打电话来，声音有点不对：“建平，你三叔跟你爸打电话了。”
“说啥了？”
“说……说你借给他的钱太少了，不够用。还说你在大城市上班，一个月挣那么多，借这点钱是打发叫花子。”
张建平握着电话，半天没吭声。
“建平？”他妈在那边喊。
“没事。”他挂了电话。
然后是二姨。
二姨是他妈的亲妹妹，小时候对他挺好，过年给他买过新衣服。这回借钱，是因为二姨夫出了车祸，住院要花钱。
张建平二话没说，把刚发下来的工资转过去一半，三千块。
二姨在电话里千恩万谢，说等二姨夫出院了就还。
张建平说不用急，先看病要紧。
结果半年过去，二姨那边一点动静没有。张建平也没催，他知道农村人看病花钱，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可后来他妈打电话来，语气小心翼翼的：“建平，你二姨家……那个钱，你还要不要了？”
“咋了？”
“我听人说，你二姨夫早就出院了，在家养着呢。你二姨逢人就说，你借她那点钱，还不够她当年给你买衣服的钱。”
张建平愣住了。
当年那件衣服，他记得。那是一年过年，二姨来走亲戚，给他买了件棉袄。那时候他上小学，家里穷，过年能穿件新衣服，高兴得几天睡不着。
可那件棉袄，满打满算，也就几十块钱。
现在他借出去三千块，二姨说还不够那件衣服的钱。
“妈，”他问，“你说我是不是不该借？”
他妈没吭声。
从那以后，张建平长了记性。再有人借钱，他就说没钱。
可这话一说，得罪的人更多了。
“张建平现在可有钱了，在税务局上班，一个月好几千呢，问他借点钱，他说没有。”
“人家那是瞧不上咱们，怕咱们还不起。”
“什么亲戚不亲戚的，有了钱谁还认亲戚？”
这些话，他听得多了，也懒得解释了。
只是每次回老家，他总觉得村里人看他的眼神怪怪的。那些曾经热情的招呼声，慢慢变少了，最后只剩下几声冷淡的“回来了？”
五、泼脏水
那年夏天，张建平他爹的腰病又犯了，这回比之前都厉害，下不了床。
张建平请了假，回老家照顾。
他妈一个人在镇上饭馆洗碗，早出晚归的，顾不上家里。他就在家伺候他爹，做饭、喂药、翻身、擦洗，一天忙到晚。
那天傍晚，他妈下班回来，脸色不对劲。
“咋了？”张建平问。
他妈看了他一眼，欲言又止。
“妈，到底咋了？”
他妈叹了口气，说：“今天在饭馆，听人说的。说你在外面……乱搞。”
张建平脑子里轰的一声。
“啥？”
“说你在县城，跟单位的女同事不清不楚的。还说……还说人家男的找上门来了，差点打起来。”
张建平愣在那里，半天没反应过来。
“妈，这是谁说的？”
他妈摇摇头：“不知道，就听人传。我也不敢问，怕问多了反倒让人笑话。”
张建平攥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
他想起这几天回村，有些人看见他，眼神躲躲闪闪的，原来是因为这个。
“爸知道吗？”
“我没敢跟他说。”他妈擦了擦眼角，“他那个身体，再听这个，非气出毛病来不可。”
张建平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屋。
他爹躺在床上，看他进来，问：“谁来了？”
“没谁。”张建平坐到床边，“妈回来了。”
他爹点点头，没再问。
那天晚上，张建平一夜没睡。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村里的老支书。
老支书姓王，七十多岁了，在村里辈分高，说话有分量。张建平把事一说，老支书沉默了半天。
“建平啊，”老支书放下手里的烟袋，“这话我也听说了。不光这个，还有别的。”
“别的？”
老支书看了他一眼，说：“说你在税务局，收人家的礼，帮人家办事。还说……还说你拿回扣，让人告到县里去了，马上要双规。”
张建平脑子嗡嗡的。
“这都是谁传的？”
老支书摇摇头：“不知道。这种话，传着传着就没人知道是从哪起的头了。”
张建平站起来，又坐下，又站起来。
“支书，这都是假的。我没收过一分钱的礼，没帮人办过一件违规的事。我跟单位女同事，连话都没说过几句。什么双规，我连个处分都没受过！”
老支书看着他，眼神复杂。
“建平，我信你。可这话，不是我信就行的。”他顿了顿，“你知道这些话是谁传的吗？”
张建平摇摇头。
老支书叹了口气：“我打听了一下，源头有好几个。一个是你三叔，一个是你二姨，还有你表姨、二姨夫的外甥……反正那些找你帮忙没帮成、借钱没借到的，都有份。”
张建平站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些都是他的亲戚，血缘上的亲人。
老支书又说：“建平，你听我一句劝。这种事，你越解释，人家越不信。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解释，该怎么过怎么过。时间长了，假话就没人信了。”
张建平点点头，从老支书家出来。
外面太阳明晃晃的，晒得人睁不开眼。他沿着村里那条土路往回走，一路上遇见几个人，都低着头匆匆过去了，没人跟他打招呼。
走到家门口，他看见他妈站在院子里，正往绳上晾衣服。
“妈。”他喊了一声。
他妈回过头，眼眶红红的。
“建平，你别往心里去。那些人嘴碎，说一阵就不说了。”
张建平点点头，没说话。
那天晚上，他给他爹擦完身子，又给他妈烧了锅热水，让她泡脚。他妈坐在小板凳上，把脚伸进盆里，忽然说了一句：
“建平，要不……你别回来了。”
张建平一愣。
“妈？”
他妈低着头，看着盆里的水，声音闷闷的：“你在城里好好过你的日子，别老往回跑。这边有我，你爸有我照顾。”
张建平蹲下来，看着他妈的侧脸。那脸上皱纹一道道的，鬓角的白发比去年又多了些。
“妈，你这是说的啥话？”
他妈没抬头，只是用脚搅着盆里的水，一圈一圈的。
“我是说，你现在有出息了，就好好奔你的前程。这些烂事……你别管了。”
张建平眼睛发酸。他伸手，把他妈的手握住了。那双手上全是茧子，硬得像树皮。
“妈，这是我老家。我不回来，去哪儿？”
他妈没说话，眼泪掉进了洗脚盆里。
六、泼脏水的代价
谣言传了一个多月，越传越离谱。
起初是说他在外面乱搞，后来变成他跟有夫之妇勾搭，再后来变成他把人家肚子搞大了，人家男的拿着刀在单位门口堵他。
张建平不解释，也不争辩，只是照常上班，照常回家照顾他爹。
可他不争，有人替他争。
那天，张建平正在办公室整理材料，周科长把他叫了过去。
“小张，你坐。”周科长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张建平坐下，心里有点打鼓。
周科长看了他一会儿，说：“小张，你家里的事，我听说了。”
张建平愣了一下，不知道他说的是哪件。
“就是那些谣言。”周科长说，“传得挺凶的，咱们局里都有人听说了。”
张建平心往下沉了沉。
“科长，我……”
周科长摆摆手，打断他：“你不用解释，我信你。你这孩子，我看了快两年了，啥样人我心里有数。”
张建平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周科长又说：“可有些人不这么想。你工作干得好，评了先进，有人眼红。正好赶上这些风言风语，就有人往上凑。”
张建平点点头。
“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两件事。”周科长伸出两根手指，“第一，纪检那边有人问过你的事，我帮你挡了。第二，以后出门注意点，别给人留下话柄。”
张建平愣在那里，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科长，纪检……问我啥了？”
周科长的目光在他脸上停了一会儿，那目光不像是平时的和蔼，倒有几分审视的意味。
“问你有没有收过礼，有没有帮人办过违规的事。”
张建平的心跳漏了一拍。
“我怎么说？”周科长自问自答，“我说，这孩子我了解，老实本分，不可能干这种事。再说了，他一个刚入职的小科员，就是想帮人办事，他也办不了啊。”
张建平不知道该说谢谢，还是该说对不起。
周科长摆摆手：“行了，你回去工作吧。记住，好好干，别想太多。”
张建平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周科长已经低头看文件了，好像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
从那天起，张建平变了。
他不再主动跟同事说话，不再参加单位的聚餐，下班就回宿舍，周末也不出门。偶尔有人跟他开玩笑，他也只是笑笑，不接话。
他知道有人在背后议论他，但他不在乎了。
他妈打电话来，说村里的谣言还在传，还多了些新花样：说他被单位处分了，说他被停职了，说他被抓起来了。
张建平说：“妈，你别信。我好着呢。”
他妈在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知道。可他们说……”
“妈，别管他们说什么。”
挂了电话，张建平坐在宿舍里，看着窗外发呆。
窗外是另一栋楼的墙，灰扑扑的，什么都看不见。
那年冬天，他爹的病突然加重了。
张建平接到电话时，正在单位开会。他请假往家赶，赶到县医院时，他爹已经进了ICU。
他妈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眼睛红肿着。
“妈，咋样了？”
他妈摇摇头，说不出话来。
张建平在椅子上坐下，握着她的手，陪她等。
走廊里人来人往，护士推着车跑过，家属拎着饭盒走过，有人在打电话，有人在哭。
张建平盯着ICU的门，脑子里空空的。
他想起他爹送他去上大学那天，在村口的班车站，他爹站在那儿，佝偻着背，冲他挥手。
“好好学习，别想家。”
他想起他考上公务员那天，他爹蹲在院坝边抽烟，烟头的红光在黑夜里一明一灭。
“这些人，往后有你好受的。”
他想起他每次回家，他爹躺在床上的样子，腰疼得直冒汗，还硬撑着说没事。
“你忙你的，别老往回跑。”
ICU的门开了。
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冲他们摇摇头。
张建平站起来，腿软了一下，差点摔倒。
他妈已经哭不出声了，只是浑身发抖。
张建平扶住她，往病房里走。
他爹躺在床上，脸色蜡黄，眼睛闭着。被子盖得很整齐，只露出一个头。
张建平站在床边，看着他爹的脸。
那张脸瘦得只剩皮包骨头，颧骨高高的，眼眶深深的。
他想喊一声“爸”，可喉咙里像堵了块石头，一个字都喊不出来。
七、灵堂上的闹剧
葬礼那天，天阴沉沉的，像要下雪。
院里搭了灵棚，棺材停在中间，他爹的照片摆在灵桌上。那是他爹几年前拍的，穿着件半旧的中山装，笑得有点拘谨。
张建平跪在灵前，给他爹烧纸。火苗舔着黄纸，一卷一卷地变成灰烬，飘起来，又落下去。
亲戚们陆续来了。
二叔张二根来了，带着他老婆儿子，在灵前磕了头，然后站到一边。
三叔张有根来了，磕了头，也站到一边。
二姨来了，表姨来了，表舅来了，那些借过钱没借到钱的人，那些托过事没办成事的人，都来了。
他们站在院里，三五成群，嘀嘀咕咕的。
张建平没抬头，只是继续烧纸。
他妈坐在灵棚边上，披麻戴孝，脸上一点表情都没有，像个木头人。
下午，棺材要抬出去的时候，出事了。
三叔张有根突然站出来，挡在棺材前面。
“等一下。”
院里的人愣住了，都看着他。
张建平站起来，看着他三叔。
三叔五十来岁，又黑又瘦，一双眼睛躲躲闪闪的。
“建平，”三叔说，“你爹走了，有些事得说道说道。”
张建平没吭声，只是看着他。
三叔清了清嗓子，对着院里的人说：“我哥辛苦一辈子，拉扯大两个孩子。建平现在出息了，在城里当公务员，挣大钱。可我哥呢？走得这么急，连个像样的棺材都没用上。这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院里有人窃窃私语。
张建平还是没吭声。
三叔又说：“建平，你在城里挣钱，咱不知道你挣多少。可你爹的丧事，你就打算这么办？这个棺材，是村里最便宜的吧？这灵棚，是借的吧？你爹一辈子要强，你让他走得这么寒酸？”
张建平的妹妹张建英从灵棚里冲出来，冲着三叔喊：“你胡说！我爸的棺材是我哥买的，最好的！你凭啥这么说？”
三叔往后退了一步，但不肯认输：“最好的？最好的能是这模样？建英，你还小，不懂事，别掺和。”
张建平拦住妹妹，走到三叔面前。
他盯着三叔的眼睛，一字一句地问：“三叔，你今天想干什么？”
三叔被他的目光逼得有点不自在，但还是硬着头皮说：“我就是想让大家评评理。你爹走得急，丧事该办得体面些。你是他儿子，在城里挣大钱，不该出这个钱？”
张建平冷笑了一声。
“三叔，我爹的棺材，是我买的，松木的，村里木匠老陈打的，一千八。灵棚是租的，一天一百。酒席定在镇上饭馆，一桌三百，一共十二桌。我妈说，丧事简办，不铺张。可该花的，我一分没少花。”
他顿了顿，看着三叔的眼睛。
“三叔，你刚才挡在我爹棺材前面，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这种话，你是想干什么？”
三叔的脸涨红了，嗫嚅着说不出话来。
旁边有人开始议论，这回不是窃窃私语，而是公开的指指点点。
“张二根这是干啥呢？人家丧事，他来闹？”
“不就是当初借钱没借着吗，记恨到现在。”
“人家建平多好，回来照顾他爹好几个月，端屎端尿的。他呢？来看过几回？”
三叔的脸由红变白，由白变青，最后一甩手，挤出人群走了。
棺材被抬起来，往山上走。
张建平扶着他妈，跟在棺材后面。山路不好走，他妈走几步就要歇一歇，他也不催，就这么陪着。
到了坟地，棺材下葬，填土，立碑。
新坟在他爷爷的坟旁边，一个小小的土包，连块像样的碑都没来得及刻，只插了块木牌，上面用毛笔写着“先父张有根之墓”。
张建平在坟前跪下，磕了三个头。
他妈在旁边烧纸，烧完一沓又一沓，火光照着她满是皱纹的脸，忽明忽暗的。
下山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山脚下的村庄里，各家各户的灯陆续亮起来，东一盏西一盏的，在夜色里闪闪发光。
张建平站住了，回头看了一眼山腰上那座新坟。
黑黢黢的山坡上，什么都看不见。
八、尾声
过了年，张建平把妹妹接到了县城。
张建英在县里最好的高中读书，成绩一直很好。以前住校，周末回老家。现在老家没人了，他妈一个人在村里，张建平不放心，就把他妈也接到了县城。
一家三口，挤在他那间三十平米的单身宿舍里。
宿舍是单位分的，一间屋子，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挤得满满当当。他妈和妹妹睡床，他打地铺。
他妈说：“挤是挤点，一家人在一起，比啥都强。”
张建平点点头，没说话。
妹妹的学费，他出。家里的开销，他出。他妈的身体不好，不能再去饭馆洗碗了，就在家做做饭，养养花。
日子就这么过着。
那年夏天，张建英高考，考上了省城的一本。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张建平请了一天假，带他妈和妹妹去县城的饭馆吃了顿饭。
饭馆不大，但菜做得实惠。他点了四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糖醋里脊，一个炒青菜，一个西红柿蛋汤。
他妈说：“点这么多干啥，浪费。”
张建平说：“难得，吃顿好的。”
他妈没再说什么，只是一直往他碗里夹肉。
吃完饭，三个人在街上慢慢走。县城不大，从东头走到西头，也用不了半小时。
走到一个路口，迎面碰上个熟人。
是二姨夫的外甥，就是那个开摩的的。
那人看见张建平，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匆匆走了。
张建平也没打招呼，就这么擦肩而过。
他妈在旁边叹了口气，想说点什么，又咽了回去。
张建平说：“妈，没事。”
又走了一段，快到宿舍了，张建英忽然开口：“哥，那些谣言，还在传吗？”
张建平摇摇头：“不知道，没打听。”
张建英沉默了一会儿，说：“哥，你后悔吗？”
张建平看着她，十六七岁的姑娘，眉眼长开了，有点像他妈年轻的时候。
“后悔啥？”
“后悔……考这个公务员？”
张建平没回答。
他抬起头，看着天边的晚霞。夏天的晚霞烧得正红，把半边天都染透了，云彩一层一层的，镶着金边。
半晌，他说：“走吧，回家。”
三个人往宿舍走去。
小小的县城，华灯初上，街上的人渐渐多起来。卖烧烤的摊子支起来了，烟雾缭绕的；卖水果的三轮车停在路边，喇叭里喊着“西瓜便宜了”；下班的人骑着电动车从身边经过，车筐里装着青菜和豆腐。
张建平走在中间，左边是他妈，右边是他妹妹。
他妈的头发又白了些，走路也慢了，但精神还好。他妹妹蹦蹦跳跳的，叽叽喳喳说着大学的事。
张建平听着，没插嘴。
路过一个巷口，他无意间往里瞥了一眼。
巷子深处，黑黢黢的，什么也看不清。
他想起了老家那条巷子，想起他爹蹲在院坝边抽烟的样子，想起那些亲戚们来来往往的身影。
那些曾经的热闹，现在想来，恍如隔世。
“哥，快走啊！”张建英在前面喊。
张建平收回目光，快走几步，跟了上去。
宿舍楼到了。他妈上楼，他妹妹也跟着上楼，楼道里响起她们的脚步声，一层一层往上。
张建平站在楼下，仰头看着那扇窗户。
灯亮了，他妈的身影映在窗玻璃上，好像在收拾什么。
他站了一会儿，转身上楼。
楼梯窄窄的，灯光昏暗。他一级一级往上走，脚步声在楼道里回响。
二楼，三楼，四楼。
到了。
他推开门，屋里暖烘烘的，他妈正在厨房里忙活，他妹妹趴在桌上写东西。
“哥，”他妹妹头也不抬，“妈说晚上包饺子。”
“行。”他关上门。
窗外，县城的夜色渐浓，万家灯火亮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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