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冬，泰顺泗溪区土改工作结束。1951年三魁、罗阳等6个乡镇开始土改，土改指挥部由泗溪迁到三魁。为加速清剿匪患，配合土改，泰顺县委于2月8日决定成立县清剿委员会。
此时，泰顺县大队改为温州军分区独立八营，张宏才任营长，曾昇任副政委，因张宏才生病，独八营工作由曾昇实际主持。
县清剿委员会由曾昇任主任，公安局领导陈廷铄、潘国加任副主任，各区派一人任委员；办公地址设在匪情严重的三魁洋岗店。
泰顺解放以来，土匪屡遭打击，但也更加狡猾。匪首吴宗论采取龟缩不露头的乌龟战术，以避我军清剿。于是泰顺县清剿委员会采取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和发动群众的三结合方针，军事、政治双管齐下。泰顺县委整顿乡村干部和民兵组织，纯洁了队伍，加强了内部团结，促进土改的顺利进行。
分到士地的翻身农民在宣传教育下，更加拥护党。县清剿委员会发动数以千计的民兵进行大面积拉网式大搜山，一个个山头、山洞不放过，又挨村逐户地搜索，使土匪活动地盘越来越窄，已成釜底游鱼难以逃生。在此情况下，少数顽匪便采取丧心病狂的报复性暗杀行动。
1951年春夏之交，土匪接连杀害白云乡乡长林瑞情、泗溪区坑尾村民兵队长包日龙、三魁乡长刘世民等同志，还有数名群众被杀，从而更激起群众公愤，使军民结成更强的包围网，追得匪东躲西藏，亡于奔命。
要匪潘士元化装乞丐在黄桥被炉西民兵捕获；匪大队长潘荣也化装成乞丐，被民兵吴世温妻子识破，报告民兵将其活捉：匪大队长林岳在山穷水尽，走投无路下，在林中上吊自杀。
华东前线报特邀通讯员梅尚正，对泰顺各阶段清剿的战绩，曾如实作过多次报导，并勉励独八营再接再厉夺取更大胜利。
独八营驻东溪一连主动出击。1951年2月旧历除夕，政指温兴路带小分队在茂竹园与福鼎交界的一个小村抓获两名潜伏武装匪徒，缴获步枪两支；3月，该连副排长彭春生带几名战士在松垟乡夜伏，击毙两名匪徒，缴长短枪各一支。
4月，温兴路带一个排在上东溪抓匪2人，从坟墓中搜出轻机枪一挺（系匪抢去的仕阳区中队的机枪），又在福鼎西坪抓匪三名，缴获步枪三支等战绩显著，因而受到剿指表扬。温兴路堪称独八营干部楷模，被选为营党委委员。
为进一步对付分散隐蔽土匪，独八营采用政治攻心瓦解敌人的办法。首先集训匪属及通匪、资匪、窝匪人员。这项工作由公安局领导陈廷铄负责，梅尚正当教员协助。从1951年7月至9月先后在东溪、薛宅、洲岑等地举办五期集训班，人数达500来人。
集训班除宣传剿匪胜利形势外，反复阐明我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以已自首的匪徒为例向他们晓之以理，促其醒悟，并对一般与匪联系过，替匪隐藏劫款、赃物的人推心置腹地促膝谈心，感化他们自觉交代。东溪几个土匪，有的把劫款、赃物藏在锅灶、猪栏下，有的埋在山洞里、棺木内或粪桶底下，最后都交代出来。
仙稔乡匪大队长徐正育，我方对其亲属、好友谈心启发，终于劝他前来自首，且其手下10多名匪徒也都自首。仅1951年9月、10两个月，独八营就争取32名土匪自首，摧毁匪交通站3个，捕匪3人，缴步枪6支，子弹610发，土枪22支，手榴弹19枚及其他物资。
这时，东溪要匪赖德龙和三魁土豪通匪分子张书受形势所迫，先后向公安局办理自首登记手续。公安局陈副局长便利用他俩做吴宗论股匪的策反工作，但两人恶性难改。
赖德龙经常打着泰顺公安局副局长旗号，趾高气扬，招摇过市，群众反映很坏，说共产党利用恶棍。赖匪还在吴宗论重金收买下，大耍两面手法，利用花言巧语骗取我方信任。一方面骗我方说吴匪绝不敢潜伏在我军驻地的三魁和薛宅，但不知去向；另方面又将陈副局长交给他的策反任务透露给吴匪，使吴匪长期隐藏在薛宅，而我方未能发现。
曾昇就感到利用赖德龙和张书搞策反不妥，不但抓不到吴匪，还有被他们利用的可能。同时，他也在反思，匪首吴宗论为何久未落网，问题就出在土改不彻底，反动势力还没有彻底被摧毁，群众思想有顾虑，所以在群众中还有人替吴匪提供避难所，也不敢揭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主要原因在泗溪土改时，判处林禹松（解放前伪区长，为掩护地下党做了不少好事，解放后当了泰顺县粮食局长）死刑，当押赴刑场枪决时，被基干民兵劫法场，抢走后被保护起来的政治事件。
此事件发生后，被地委林辉山书记批评是政策偏左，像这样白皮红心、群众不同意杀的人就不该杀。所以这次三魁、大安、仕阳土改，又走另一极端，对该抓的恶霸地主不抓，影响群众情绪。曾昇认为只有纠正和平土改，才能充分发动群众，使吴匪没有藏身之地。
曾昇向县委书记陈辉谈了自己的看法，他也同意曾昇的意见。于是对土改进行有重点的复查，将批捕恶霸地主的名单，交曾昇下令部队和民兵逮捕191人。
就这样，群众全面发动起来了，不但有力地推动土改，也解决了群众惧匪的心理，使之敢于起来向土匪、恶霸地主作坚决斗争。
10月中旬某夜，公安局侦察员杨森弟在薛宅夜巡被匪伏击牺牲，曾昇和陈副局长都为之一惊。到现场察看时，气氛有些紧张，围观群众悄悄离开。
此时，陈副局长才感悟到错用了赖、张两人，使吴匪长期在薛宅潜伏下来，致我侦察员被害。曾昇很生气，叫通信员通知赖德龙明天上午10时前来“剿指”报到，拿他是问。陈表示赞同。
次日上午赖准时到达，看曾昇表情严肃，又见陈副局长坐在一旁，侦通班副班长吴邦加手握冲锋枪站在门口。赖觉不详之兆，心里害怕，战战兢兢地站着。在曾昇发问昨夜是谁杀人及吴宗论藏在何处时，他全身发抖，只推不知道，于是曾昇示意吴邦加拿下赖匪手枪，把他拷了起来带走（后被枪决）。
吴宗论这一枪虽夺去了我公安人员生命，但却暴露了他藏身的秘密。于是独八营追剿吴匪的目标就锁定在三魁和薛宅这个范围内，除了原有洋岗店、东溪各驻一个连外，又从罗阳再抽调两个排驻大安，形成一个包围圈，撒下天罗地网，吴匪成了瓮中之鳖，被我军活捉击毙指日可待。
这时，曾昇想起来东溪一连驻地还有几个土匪未落网，就往东溪了解匪情。一到驻地，见房东正在办结婚宴，忽有一位颇有派头的人走到他跟前，举杯向他祝酒，并谦称罪人张书拜见长官。
一听张书名字，曾昇便将他推开，问他吴宗论在哪里，张说不知。曾昇又问吴有无存款放你处，张说此事要问内人才知。曾昇不理他，便挥手让他走开。
1951年10月，东溪乡有4个土匪在我军事、政治双管齐下被迫前来投案，其中蔡祈金携枪自首，并说吴宗论在洲边。曾昇组织部队及民兵前往洲边搜索，未见吴匪踪迹。回来责问蔡祈金提供的是假情报。
蔡十分畏惧，当即对曾昇发誓，要求再给他一次立功机会，答应定要查清吴匪藏匿之处。于是曾昇便将枪还给他，叫他寻到吴匪后向曾昇报告。
11月3日，蔡祈金果然前来报告，说吴匪就躲在薛宅祠堂的楼角上。开始曾昇半信半疑，薛宅距洋岗店“剿指”仅几百米远，在前些日子，我方还在祠堂楼下办集训班，吴匪竟敢躲在楼上实难以相信。他但观察蔡态度诚恳，于是立即命一连政指温兴路速带部队和民兵夜奔薛宅祠堂埋伏。
次日凌晨，战士发现楼角上有点火光，判断楼上一定有人。东溪乡民兵迅速冲入祠堂，乡长蔡元家踩在一个民兵肩膀上，不顾个人安危首先登上楼角，一枪击中一个匪徒，原是吴匪的外甥。
躲在楼角另一端的吴宗论见状，忙拨出手枪，朝正从另一端登上楼角的民兵薛祈昌和蔡瑞家两人开了一枪，幸好两人一闪未中，吴匪慌忙发第二枪，子弹卡壳。吴见势不妙，转身跳楼，企图从后门逃跑，却被守在门外的战士谢世裕一枪击中左手被活捉。
当战士把吴匪押到指挥部时，曾昇怒斥吴匪。吴匪连说：“我该死，该死！”当地群众闻匪首被抓，无不鼓掌相庆，万众欢腾。
吴匪被抓后，交代了所劫巨款的分布情况，接着泰顺县清剿委员会组织部队和公安人员分头追缴被劫人民币和金条、银元、药材、布匹等物资（均为土匪用人民币换取）。从福安银行50亿巨款被劫到此时的一年多时间，泰顺县共追缴被劫人民币30多亿元，挽回了大部分损失。
1951年12月底，在三魁乡召开万人宣判大会，枪决了这个罪大恶极的匪首吴宗论。
在温州军分区和泰顺县委领导下，以及在友邻部队和县公安局、区乡干部和广大民兵大力配合下，独八营全体官兵追击土匪不辞劳苦，不怕牺牲，踏遍大半个泰顺县境的山村。
他们在穷乡僻壤的山民家席地卧薪，枕戈待旦，尝尽风餐雨露的艰辛，发扬了穷追猛打连续作战的硬骨头精神，终于迎来了剿匪胜利，为保护泰顺土改胜利完成，为保卫与巩固新政权作出了贡献，从而得到省军区通令嘉奖。
1951年底，泰顺土匪基本肃清时，温州军分区即调独八营一连编入307团。政指温兴路率该连去平阳担任了守卫海防的光荣任务。
1952年6月，各县独立营被温州军分区宣布撤消时，独八营一部分编入县公安中队，其余由分区统一调配，几位营级干部也都调到温州分区或温州市区工作，曾昇被调入武汉中央军委中南军政大学指挥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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