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横跨晚清、民国至抗战岁月的纪实影像，一边是晚清的舆论造假、军事革新，民国军阀混战的残酷压迫，一边是抗战时期革命队伍的希望与荣光。
法国传教士梅荫华1903年到中国后，拍摄了这张义和团拳民摆拍照片，三人是按照摄影师的要求摆出持枪和持旗的姿势。
此时，义和团已被中外势力联合镇压，拳民失去了反抗能力，只能被动地出现在外国摄影师的镜头前。其目的是为了向西方世界展示 “义和团的野蛮与威胁”，从而为列强的军事干预和后续的不平等条约制造舆论。
1895 年，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全面引入德国军事体系，照片是他与德国军人对话，这种深度对话与合作，使北洋新军成为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军队，也为袁世凯积累了雄厚的军事资本。
这张照片是清末新军卫生队进行战地救护训练。照片中一名身着白色手术服、围裙和高筒皮靴的军医官，正在一张简陋的木桌上为“伤员”进行伤口包扎示范。周围围满了身着西式军装、佩戴军刀的新军军官和士兵，他们全神贯注地学习操作。
这支部队脱胎于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建陆军”。为了提升战斗力，袁世凯效仿德国，建立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套系统的军事医疗体系。尽管清政府试图建立现代化的军事医疗体系，但受制于整体国力和科技水平，其效果大打折扣。
1917年，四川，两名骨瘦如柴、衣衫褴褛的脚夫，赤着脚，吃力地抬着简易滑杆。滑杆上坐着一名身着军装、头戴军帽的兵痞，他悠闲地摆着姿势，与脚夫们痛苦不堪的神情形成了刺眼的对比。
他们行走在四川乡间的土路上，周围是起伏的丘陵和农田，显示出这是在偏远的乡村地区，军阀部队在行军或出行时，经常强行抓捕当地百姓作为“脚夫”，无偿为他们抬滑杆、挑行李、运输物资。这些脚夫不仅得不到任何报酬，稍有不慎还会遭到打骂甚至杀害。
这张照片拍摄于1917-1918年的四川成都，是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记录的军阀混战时期的真实场景，一个赤着脚、衣衫褴褛的小男孩，他的皮肤黝黑，眉头紧锁，肩上扛着两支步枪和士兵的铺盖卷、干粮袋，手里还提着另一支枪，沉重的负荷让他的身体微微前倾。
在他身后，是一名身着军装、头戴军帽的川军士兵，他只背着一条子弹带，悠闲地跟在男孩身后。他们行走在一条被太阳晒得发白的石板路上，道路两旁是荒草，远处还有另一名士兵，整个场景荒凉而压抑。
从1912年到1933年，四川经历了大小470多次内战，各路军阀为争夺地盘和税收，不断征兵、抓壮丁，为了减轻自身负担，士兵们经常强迫当地百姓，甚至是未成年的孩子为他们扛枪、背行李、抬滑杆。照片中的男孩，很可能就是为了换取一点食物而被迫劳作的孤儿。
1944年，延安，左侧蹲着的是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将军，他身着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军装，军帽端正，脸上带着爽朗的笑容，眼神里满是对这台“稀罕物”的好奇与欣喜。他身旁站着一个小男孩，穿着整洁的外套和白衬衫，正低头专注地看着眼前的机器。
这台便携式燃油发电机是美军观察组（迪克西使团）在1944年访问延安时带来的，最初用于为他们搜集日军情报、进行军事气象观测的设备供电。后来，美军将这台全延安仅此一台的发电机赠送给了八路军。
在那个年代，电力是极其珍贵的资源。这台发电机不仅为延安的电台通讯提供了稳定能源，保障了党中央与各根据地的联系，这是不折不扣的“高科技”宝贝。
这张照片，记录了晋察冀军区三分区2团1连连长李永生挺立在开阔的山地间，他身着洗得发白的八路军土黄色军装，军帽端正，领口微敞，露出坚毅的脖颈。
他右肩稳稳三支三八式步枪（三八大盖）斜搭其上，枪刺如寒刃般指向天空；左手则提着另一支缴获的步枪，枪身垂落。他的脸庞带着硝烟未散的痕迹，嘴角微扬，既有刚经历恶战的疲惫，更透着将敌人武器化为己用的自豪与昂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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