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3月29日的深夜,内蒙古乌审旗的偏远牧村被浓重的黑暗包裹,呼啸的北风卷着黄沙,发出凄厉的呜咽。

一间土坯房里,一个面露凶险的男人正在昏暗的煤油灯下“霍霍”地磨着板斧。

过了一阵子,土坯房里的煤油灯灭了,男人提着板斧出来了。

就在这时,埋伏在沙丘后的数名民警如猛虎般扑出,瞬间向土坯房冲过来,以迅雷之势将男人死死地按住。

板斧“哐当”一声砸在地上,男人被按在地上仍目露凶光,脖颈青筋暴起,对着民警狂吼:“你们晚抓我十年,最起码还得有十条人命葬送在我这板斧之下!”

这个狂吠不止的暴徒,就是背负七条人命、流窜全国十年的“塞外杀人狂魔”许官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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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许官春出生在山西省广灵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出生起便被亲生父母遗弃,后被当地一对无儿无女的养父母收养。

这份迟来的亲情,本应是他人生的温暖底色,却因养父母无底线的溺爱,最终沦为滋养恶魔的温床。

养父母将他视作掌上明珠,脏活累活从不让他沾手,哪怕是他主动挑事殴打邻居小孩,养父母也只会跑到别人家理论,从未对他有过一句责备。

这种毫无原则的纵容,让许官春从小就养成了蛮横霸道、好吃懒做的性格,他心中没有是非对错的概念,只觉得拳头能解决一切问题,骨子里的自私与暴戾,在年少时便已深深扎根。

步入少年时代,他更是彻底沦为街头的闲散混混,整日与社会上的不良青年厮混,打架斗殴、小偷小摸成了家常便饭,频繁出入派出所。

可民警的批评教育、邻里的好言相劝,在养父母的庇护下都成了耳旁风,他的胆子也在一次次的纵容中变得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偷鸡摸狗,逐渐发展到聚众斗殴、抢劫路人。

二十岁之前,许官春因抢劫、故意伤害两次被公安机关劳动教养,可劳教的经历非但没有让他幡然醒悟,反而让他在与其他服刑人员的接触中,学到了不少反侦查技巧。

在劳教所,他不仅没有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觉得是自己手段不够“狠”、考虑不够周全才会被抓,心中的暴力因子被不断放大,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更是消失殆尽,养父母在他劳教期间依旧为他奔走开脱,这份畸形的爱,最终让许官春彻底失去了最后的人性约束,心中的恶魔,已然苏醒。

1989年冬天,十九岁的许官春从劳教所出来后,依旧不改好吃懒做的本性,在家待了没多久便嫌日子清贫,耍横从当地小煤窑“赊”走两车煤——实则明抢,以他在当地的劣迹,煤窑老板根本不敢讨要货款。

他雇了两名司机拉着煤前往河北易县贩卖,因为煤的质量太差,没卖掉,他便甩掉两名司机,没给人家工钱,晚上游荡到了城郊,见一家小客栈里只有店主一人,突然间,他就恶魔上了身,心中生出了歹意。

夜里,估摸着店主已经睡熟,他像上了发条一样,一脸邪恶地向店主房间摸过去。

店主是个三十多岁的彪形大汉,因喝了酒正蜷在热炕头打呼噜,浑身酒气。

许官春抄起客栈里一根磨得发亮的打炭铁棒,蹑手蹑脚走到炕边,对着大汉的脑袋狠狠砸去。

谁知大汉恰好翻身,铁棒砸在脸上,瞬间满脸开花,剧痛让他猛地惊醒,赤手空拳就与许官春搏斗起来。

许官春见状彻底豁出去,双手攥紧铁棒对着大汉的头部、胸口疯狂击打,足足打了一百多棒,直到大汉倒在血泊中彻底没了动静,他才瘫坐在地。

屋内溅满了温热的血,炕单、桌角甚至房梁上都沾着血渍,许官春胡乱用客栈的抹布擦去手上、脸上的血,翻箱倒柜只搜到86元现金。

之后,他换上店主的旧棉袄,把沾血的衣服塞进灶膛烧成灰烬,用炉灰掩盖住地上的血脚印,趁着茫茫夜色一头扎进风雪里,仓皇逃窜。

这起雪夜命案,是许官春手上的第一条人命,也拉开了警方十年追凶的序幕。

接到报案后,易县警方连夜冒雪赶赴现场,当时天刚蒙蒙亮,乡间土路被积雪覆盖,警车在雪地里打滑,民警们干脆下车徒步跑了三公里赶到客栈。

现场的惨状让见多了大案的老民警都心头一沉,店主头部、胸口血肉模糊,屋内血渍遍地,灶膛里还留着烧剩的衣服残片。

当时正值零下极寒天气,为提取关键痕迹,民警们用铝粉和磁性刷在作案铁棒上小心显现掌纹,低温下油墨极易凝固开裂,老民警干脆将拓好的掌纹纸片贴在贴身棉袄里保温,指尖冻得僵硬发紫,连指纹刷都握不稳,只能时不时放在嘴边哈气取暖。

可雪夜的现场早已被破坏,凶手的脚印在院外的雪地里便没了踪迹,铁棒上只提取到三枚残缺的右掌掌纹,走访周边村民,也只有人隐约听到深夜的打斗声,无人见过陌生面孔。

警方依照当时的办案程序,初步判断是流窜作案,连夜制作制式协查函,附掌纹拓片、作案手法描述向上级申请跨省协查,可当时通讯落后,跨省信息传递只能依靠传真和手摇电话,分辨率极低的传真将掌纹细节磨平,通报刚发至周边县市,许官春早已借着风雪逃向河北与山西的交界地带,第一波追凶,警方与恶魔擦肩而过,只留下满墙的案情分析和彻夜未眠的焦灼。

谁也没想到,这一次的擦肩而过,竟让许官春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流窜晋、冀、京、鲁、甘、蒙等十余个省、市、自治区,接连制造六起命案,成为手上沾着七条人命的冷血狂魔,而他的作案手段也愈发残忍,从最初的“怕留活口”逐渐演变成“杀人上瘾”,甚至看到受害者痛苦的模样会感到兴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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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春,许官春化名“王晓东”流窜至北京昌平郊区,他在当地建筑工地打短工,趁夜偷了一把板斧,在住处磨得锋利后别在腰后,花了数月在城郊胡同踩点,最终盯上了一间由六十多岁老汉独自经营的杂货铺。

老汉无儿无女,守着铺子过活,每日关店后便独自住在铺子里。

许官春趁深夜用路边的石头砸开杂货铺的木窗,翻窗进入后,见老汉正趴在桌上打瞌睡,二话不说举起板斧朝着老汉头顶劈去,老汉当场毙命,连哼都没哼一声。

他在铺子里翻找半天,只抢到120多元零钱和几包烟,为了掩盖痕迹,他把板斧扔进附近的护城河,换上从铺子里翻出的旧褂子,趁天未亮逃出昌平,直奔山东。

案发后,昌平警方迅速勘查现场,在窗沿上提取到一枚带血的指纹。

昌平警方立即制作协查材料,通过传真机向周边12个县市公安局发送,附带板斧劈砍的作案特征、嫌疑人身高体型描述,可受限于传真分辨率,掌纹的关键三角纹、斗纹特征难以辨认,各地警方摸排多日均无收获,这起案件也成了悬案。

同年秋天,山东德州连日阴雨,许官春躲在集市旁的桥洞下,盯上了一个在此搭窝棚居住的五十多岁货郎。

货郎每日走街串巷卖针头线脑,夜里便在窝棚里歇息,许官春捡了一根路边的粗铁棒,趁雨夜窝棚视线差,猛地掀开门帘闯入。

货郎当时正借着煤油灯整理货担,见陌生人闯入刚要呼喊,就被许官春一铁棒砸中额头。

货郎挣扎着想要爬起来呼救,却被许官春按住身子,接连朝着头部猛击数下,直到没了气息。这一次,他抢到280元,作案后把铁棒扔进附近的河沟,用冰冷的雨水洗去身上的血渍,把窝棚里的货担翻得一片狼藉,伪造出单纯抢劫的假象,随后逃窜到山东与河北的交界地带。

德州警方在现场提取到一枚足迹,经石膏固定后判断为43码胶鞋,步幅约75厘米,外八字特征,可当时各地足迹信息尚未互通,这一线索也未能与昌平、易县案件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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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夏天,许官春流窜至甘肃平凉山区,这里地广人稀,散落着不少独居的放羊老汉,他觉得此地易下手、易逃窜,便在此逗留多日。

他盯上了一位独居在窑洞的七十多岁放羊老汉,假装过路讨水喝进入窑洞,见老汉炕头摆着一个装零钱的布包,便假意道谢,趁老汉转身烧水的功夫,从腰后抽出板斧,朝着老汉的后脑狠狠劈去。

老汉猝不及防,当场倒地,许官春搜遍窑洞,只抢到70多元,气急败坏的他竟在窑洞里翻出柴草和羊皮堆,一把火点着,还把老汉的放羊鞭、水瓢都扔进火里,试图彻底烧毁现场。

火舌很快吞噬了窑洞,许官春从窑洞后窗翻出,逃进深山,等附近村民发现火情赶来时,窑洞早已烧成残垣,老汉的尸体也被烧得难以辨认。

警方勘查现场时,在灰烬中反复筛检,终于提取到一小块板斧的金属残片,经鉴定为单刃斧,斧刃宽8厘米,这成为了此案唯一的物证,警方将残片存档,却因无其他线索,无法与此前案件串联。

1995年冬,许官春潜回山西大同,在南郊盯上了一间夫妻经营的小旅店,他趁深夜用撬棍撬开旅店的后门,摸黑进入店内。

男店主被动静惊醒,起身查看时与许官春撞个正着,两人当即扭打起来。

男店主虽年近五十,却身强力壮,许官春一时难以制服,急红了眼抽出板斧,对着男店主的脖颈狠狠砍去,鲜血瞬间喷溅在墙上,男店主当场倒地身亡。

当时女店主回娘家探亲,侥幸躲过一劫,许官春在旅店里翻找半天,抢到350元,为了误导警方侦查方向,他故意撕毁旅店的账本,把柜台翻得乱七八糟,伪造出因债务纠纷行凶的假象。

这起案件中,警方在撬棍上提取到了许官春的半截右掌掌纹,老民警拿着放大镜和透明尺,将这枚掌纹与昌平命案的窗沿指纹逐一比对,最终标记出12个吻合的特征点,依照刑侦规范,这一结果足以认定两案为同一人所为。

大同警方立即向上级汇报,推动河北、北京、山西三地警方线索整合,这是十年追凶中,警方首次将多起命案关联,可当时全国尚未建立统一指纹库,手工比对效率极低,许官春早已再次流窜,线索又一次中断。

1997年秋天,许官春化名“李强”,假装成收羊皮的商贩,流窜至内蒙古鄂尔多斯牧区,盯上了一位独自看守草场的中年汉子。

汉子常年在草场居住,靠着看守草场和贩卖羊皮为生,许官春以收购羊皮为由接近他,趁汉子低头检查羊皮成色的功夫,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猛地刺中汉子的后腰。

汉子吃痛转身,想要呼喊远处的牧民,许官春又上前一步,将匕首狠狠刺进他的胸口,汉子挣扎了几下便倒在草甸上。

许官春在汉子的住处翻找,只搜到50多元,他把匕首扔进草场深处的沼泽里,抢走汉子的羊皮袄御寒,随后逃进牧区深处。

警方在现场提取到嫌疑人的血迹,经血型鉴定为B型血,这一特征被加入犯罪画像,可当时DNA技术仅在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少量应用,基层刑侦仍以血型和痕迹比对为主,这一线索未能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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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许官春的残忍,在1998年达到了顶峰,他觉得单独作案效率太低,竟勾结了老家有盗窃、抢劫前科的张顺、李建仓两名亡命之徒组成团伙,三人一拍即合,定下“许官春负责踩点、动手杀人,张顺、李建仓负责望风、接应,赃款三七分”的规矩,开始在鄂尔多斯牧区疯狂作案。

短短十天内,他们连续实施四起抢劫作案,三人在鄂尔多斯的偏远村落游荡时,被一位名叫王恩河的六十多岁老汉好心收留。

老汉孤寡一人,见许官春三人穿着单薄,便邀他们到家中住下,不仅管吃管住,还炒了几个菜,拿出珍藏的孔府家酒招待,甚至见许官春衣衫褴褛,还送了他一件厚棉袄,临走前还说要给他们凑点路费。

可老汉的善意,换来的却是灭顶之灾,许官春在与老汉的攀谈中,得知老汉攒了一笔养老钱,当即动了杀心。

待老汉熟睡后,许官春抽出板斧,朝着老汉的脑袋狠狠劈去,老汉从睡梦中惊醒,惨叫一声,睁着眼睛指着许官春,断断续续骂出“你个没良心的禽兽……”便没了气息。

许官春见老汉眼睛圆睁,仿佛还在盯着他,竟又对着老汉的眼睛补了一斧,随后三人在老汉家中翻出960元现金——这是许官春十年作案以来抢到的最多的一笔钱。

一碗尚且温热的粥,一件带着体温的棉袄,最终却换来冰冷的板斧,这份恩将仇报的残忍,让整个塞外牧区陷入恐慌,牧民们连夜加固门窗,独居的老人纷纷搬到亲戚家居住,村镇的墙壁上贴满了通缉告示,人心惶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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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十年里,警方的追凶之路,始终伴随着重重阻碍。

当时全国指纹库尚未建立,各地警方的侦查手段参差不齐,跨省信息沟通需严格依照办案协作流程,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协作函,可传真传递的痕迹材料细节模糊,手工比对效率低下;许官春又极其擅长反侦查,他从不使用身份证,靠打零工、偷牛羊隐藏行踪,作案后必更换凶器、烧毁衣物,不留任何生物痕迹,专挑省际交界的偏远地区作案,利用各地警方的管辖边界,反复横跳躲避追捕。

更嚣张的是,1998年8月,他与张顺在山西公路边杀害一名骑摩托车的男青年,只抢到30元,却把摩托车以500元卖掉,案发后警方到现场勘查,许官春竟拉着张顺混在围观群众中,装作义愤填膺的样子指责凶手,凭借着“高超演技”避开了警方的怀疑。

每一起命案发生后,当地警方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提取痕迹、走访摸排、绘制案情线,可线索始终碎片化,无法形成合围。

北京昌平命案的板斧劈砍痕迹,与易县命案的钝器击打手法高度相似,昌平警方首次提出“系列流窜杀人案”的猜想,却因跨省警力联动需层层审批,只能在昌平周边摸排,最终一无所获;甘肃平凉警方提取到的板斧金属残片,与昌平、大同的痕迹虽有相似,却因没有统一的比对标准,无法锁定嫌疑人;山西大同命案中,许官春故意伪造的债务纠纷假象,让追凶再次陷入迷雾。

许官春甚至摸清了警方的侦查规律,作案后会故意前往警力密集的城镇短暂停留,制造“作案者已离开”的假象,与警方玩起了“猫鼠游戏”。

这十年里,各地警方累计出动警力上万次,走访群众十余万人次,手工整理的卷宗堆成了小山,却始终只能跟在凶手身后,看着一条条无辜的生命接连逝去,这份无力感,成了所有刑侦民警心中的一块巨石。

1998年鄂尔多斯王恩河老汉恩将仇报案的发生,彻底点燃了警方的怒火,也让这起系列流窜杀人抢劫案引起了公安部的高度重视。

公安部当即决定,将许官春列为部级督捕逃犯,依照重大案件督办流程,启动跨省联动作战机制,从晋、冀、鲁、甘、蒙五省市抽调百名刑侦骨干,成立“许官春系列杀人抢劫案”专案组,由内蒙古公安厅刑侦总队总队长担任组长,一场全国性的追凶攻坚战正式打响。

专案组进驻鄂尔多斯后,立刻搭建起临时作战指挥室和痕迹物证档案库,十几平米的房间里,墙上贴满了五省十余年的命案地图、作案时间线、手法分析图,数百张案情照片铺满桌面,各地提取的掌纹拓片、凶器残片、血迹样本被分类编号,逐一归档。

民警们日夜不休,三班倒梳理线索,逐案比对现场痕迹、作案工具、受害者特征,从86元到960元的抢劫金额变化,从单斧击打多部位到伙同作案的手段升级,从单独流窜到团伙配合的轨迹转变,一点点勾勒出许官春的犯罪画像:男性,年龄28-30岁,山西广灵一带口音,身高175厘米左右,右手有一道明显疤痕,B型血,穿43码胶鞋,步幅75厘米左右外八字,性格多疑、冷血,具备一定的反侦查能力,长期混迹于偏远农村和牧区,以打零工为生,有犯罪同伙。

专案组还专程邀请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的专家到场,专家采用手工拼接法,将易县、昌平、大同三地提取的残缺掌纹逐一拼接,最终还原出一枚完整的右掌掌纹,这枚掌纹成为了锁定许官春的关键物证。

同时,专案组按跨省协作规定,将拼接后的掌纹拓片、血型特征、作案工具信息制成标准化协查材料,通过加密电台和传真发往全国各省市公安机关,实现了线索的全国同步。

与此同时,专案组兵分四路,对许官春的社会关系展开全面摸排,从他的老家山西广灵入手,走访其养父母、邻居、曾经的狱友,得知许官春自幼顽劣,对牧区生活略有了解,且极其贪财,做事不计后果。

另一路民警则对其团伙成员张顺、李建仓展开追捕,根据许官春狱友的供述,警方锁定二人藏身山西大同的一家小旅馆。

依照异地办案协作流程,内蒙古专案组向大同市公安局出具正式协作函,大同警方立即安排民警伪装成住客,悄悄控制旅馆出入口,趁二人熟睡时实施抓捕,全程未发一声,成功将张顺、李建仓抓获。

面对审讯,二人起初百般抵赖,结成攻守同盟,民警当即采用离间式审讯法,利用经典的“囚徒困境”逻辑,将二人分开关押。

对张顺,民警故意透露“李建仓已经把主谋推给你,说你主动拉拢他跟许官春作案,分赃也比他多”;对李建仓,则告知“张顺交代你是望风的主谋,还藏了王恩河老汉案的赃款”,同时拿出草原牧民的指证材料和现场提取的足迹特征。

连续三十多个小时的心理博弈,二人的攻守同盟彻底瓦解,为了自保纷纷互相揭发,最终如实供述了与许官春合伙作案的全部细节,却对许官春的后续行踪讳莫如深——许官春早已预判到二人可能被抓,在解散团伙前,特意烧毁了所有作案工具,更换了身份,只留下一句“往草原深处走”,便孤身潜入内蒙古乌审旗的草原腹地,彻底消失在茫茫牧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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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凶之路,终于聚焦到了乌审旗。

这片广袤的草原,牧民分散居住,一户人家与下一户相隔数公里,交通闭塞,风沙漫天,手机信号时有时无,成为了许官春的“避风港”,也成了警方追凶的最大难关。

专案组当即抽调三十名精锐民警,组成草原摸排小组,进驻乌审旗嘎鲁图镇,展开地毯式摸排。

当时已是深冬,草原上的气温低至零下三十多度,寒风卷着黄沙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疼,民警们背着干粮、水壶、侦查器材,骑着摩托车在草原上穿梭,摩托车在沙土路里打滑,就推着走,饿了就啃冷馒头、吃方便面,渴了就喝冰水,晚上就住在牧民的闲置土坯房或临时帐篷里,没有暖气,就靠着一堆柴火取暖,连续一个多月,所有人都没睡过一个整觉,嘴唇干裂起皮,脸上手上冻出了冻疮,却没有一人喊苦喊累。

为了提高摸排效率,民警们将拼接后的掌纹拓片、43码胶鞋足迹特征、B型血信息告知牧民,发动群众提供线索,同时对草原上的闲置羊圈、土坯房、破窑洞逐一排查,用粉末显现法对现场的水瓢、碗筷、炕沿等物品提取指纹,用石膏固定可疑足迹,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可摸排工作的难度,远超想象。

许官春伪装成外来打工者,化名“老徐”在牧区游荡,还偷偷摸走过牧民的牛羊,不少牧民被他骗过,又因怕报复,对警方充满戒备,不愿透露陌生人的信息。

民警们没有放弃,每天挨家挨户走访,给牧民讲解案情,留下联系方式,甚至帮牧民修补房屋、放牧、喂牛羊,用真心换取信任。

有位七十多岁的蒙古族老牧民,看着民警们在风沙里啃冷馒头,还帮他找回了丢失的羊群,终于红着眼眶开口:“村东头的废弃羊圈里,最近住着一个叫老徐的外地人,没身份证,整天背着个布包,里面好像藏着东西,看着怪吓人的,还总打听牧民家里有没有钱。”

这条关键线索,让专案组瞬间看到了曙光。

民警立即对村东头的废弃羊圈展开秘密布控,为了不打草惊蛇,专案组让民警们换上牧民的破旧蒙古袍,头上裹着毛巾,伪装成放牧的牧民,蹲在远处的沙丘后,拿着8倍军用望远镜日夜监视。

草原上没有通讯信号,民警们便用加密军用电台与指挥室联系,每小时汇报一次许官春的活动情况,电台的滋滋电流声,成了寒夜里最坚定的追凶信号。

许官春的多疑,远超警方的想象,布控的第一天,他就故意在羊圈附近扔了一块沾着血的羊腿,还假装离开,实则躲在远处的沙棘丛里观察,测试是否有警方埋伏。

民警们强压内心的警惕,假装没看见,依旧低头放牧、捡牛粪,让许官春误以为只是普通牧民,暂时放下了戒备。

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民警们用望远镜记录下许官春的“每日行动时间表”:每天傍晚外出踩点,深夜返回羊圈,专挑独居牧民家徘徊,这一规律为警方确定抓捕时机提供了关键依据。

许官春多次更换藏身点,从废弃羊圈搬到闲置土坯房,又搬到草原深处的破窑洞,行踪飘忽不定,仿佛在与警方玩“捉迷藏”,甚至有一次,他在警方摸排的村口徘徊,与一名伪装成牧民的民警擦肩而过,他眼神阴冷地打量着民警,民警的手悄悄摸向腰间的警棍,心跳快到嗓子眼,却依旧面不改色地低头走过,这惊险的一幕,让所有民警都捏了一把汗——恶魔就在眼前,稍有不慎,便会让他再次逃窜。

专案组还根据牧民的指引,制作了详细的草原地形沙盘,标注出许官春的藏身点、周边牧民家、草原路口的位置,模拟了正面牵制、侧面包抄、后路堵截三种抓捕路线,最终决定选择深夜无风时行动,避免风沙吹散声音,打草惊蛇。

1999年3月2日,乌审旗嘎鲁图镇牧民达来在深夜遭遇袭击,头部被钝器击伤,却因反抗及时侥幸逃过一劫。

达来清晰地向警方描述,袭击者身材高大,右手有一道明显的疤痕,手持一把板斧,说话带着山西口音,这与专案组绘制的许官春犯罪画像完全吻合。

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提取到板斧砍在门框上的痕迹,经鉴定与甘肃平凉命案的金属残片特征一致,均为单刃8厘米宽板斧;同时在现场提取到一缕嫌疑人的毛发,经血型鉴定为B型,所有痕迹均指向许官春。

这起未遂案,成为了追凶的关键转折点,也让警方确定,许官春已经穷途末路,开始铤而走险,随时可能再次作案。

专案组当即收紧布控范围,将二十余名警力分成三组,轮班对许官春可能出没的区域进行24小时不间断监视,在各个村口、草原路口设卡,卡点民警手持掌纹拓片和嫌疑人画像,对过往人员逐一排查,形成一张天罗地网,静待收网时机。

3月29日,专案组通过望远镜监视发现,许官春的布包里装着磨得锋利的板斧和匕首,多次在两户独居牧民家附近徘徊,甚至伸手试探门窗是否牢固,显然正在物色新的作案目标。

专案组当即启动最终抓捕方案:兵分三路,第一组五名民警组成突击小组,悄悄靠近许官春藏身的土坯房,第二组民警在周边路口设伏,堵截后路,第三组民警在远处策应,防止其逃向草原深处。

当晚,二十余名民警身着作训服,脚踩防滑靴,借着夜色的掩护,悄悄摸向许官春藏身的土坯房,距离房屋还有五十米时,就听到屋内传来“霍霍”的磨刀声,显然许官春正准备再次作案。

民警们屏住呼吸,放轻脚步,按照沙盘模拟的路线,慢慢形成合围之势,就在许官春推开房门,手持板斧,朝着不远处的一户牧民家冲去的瞬间,专案组组长一声令下:“抓捕!”

数名民警如离弦之箭般冲出,许官春听到动静,猛地回头,眼中闪过一丝惊慌,随即变得凶戾,挥舞着板斧朝着冲在最前面的民警劈来,斧刃带着破风之声,眼看就要劈中民警的手臂。

这名民警眼疾手快,侧身猛地躲过,同时伸出右腿,狠狠绊倒许官春,许官春重心不稳,重重摔在地上,板斧脱手而出。

另一名民警趁机从背后扑上,死死锁住他的脖颈,其余民警一拥而上,将他的胳膊反剪在身后,冰冷的手铐“咔嚓”一声铐在他的手腕上。

许官春被按在地上,依旧疯狂挣扎,嘶吼着咒骂,直到被民警强行拉起,押向警车,他看着围拢的民警,脸上的嚣张终于褪去,只剩下一丝绝望,嘴里喃喃着:“我以为你们找不到……我以为草原能藏住我……”

这场横跨十年的正邪博弈,终于以警方的胜利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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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官春被连夜押至乌审旗公安局的审讯室,亮白的灯光打在他脸上,映出他满脸的污垢和狰狞,审讯桌上摆着从他身上搜出的板斧、匕首,还有各地命案的现场照片,以及那枚拼接完整的右掌掌纹拓片,民警将一杯热水推到他面前,他却双手攥着铐子,头扭向一边,一言不发。

起初的四个小时,许官春始终抱着侥幸心理百般抵赖,他谎称自己真名叫“老徐”,是山西广灵来草原打工的农民,从没出过省,更没杀过人,手上的疤痕是干活时被镰刀割的,板斧只是用来防身和劈柴的。

面对民警的质问,他要么沉默以对,要么胡言乱语,甚至叫嚣着“没证据就别乱抓人”。

直到民警将张顺、李建仓的供述录音、草原牧民的指证材料、七起命案现场提取的掌纹拼接比对结果一一摆在他面前,又当场拿出指纹捺印纸,让他按下右掌指纹,与拼接拓片比对——16个特征点完全吻合,再加上达来未遂案的毛发血型鉴定结果,所有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许官春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

他额头冒出冷汗,身体开始颤抖,头埋在胸前,沉默了十几分钟后,终于开口,用沙哑的声音供述了自己十年间的所有犯罪事实,从1989年易县的第一起命案,到1998年鄂尔多斯王恩河老汉的恩将仇报案,每一个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语气从最初的颤抖慢慢变得麻木,仿佛在讲述别人的事情。

许官春供述,自己第一次杀人后,在雪地里跑了十几里地,躲在山洞里抖了一夜,害怕警方追来,可等了几天发现风平浪静,心中的恐惧就被侥幸取代了,“原来杀人也没那么可怕,只要做得干净,警察根本找不到”。

也是从那以后,他开始把劳教时从狱友那学的反侦查技巧用在作案上,“作案时用布包着凶器,不留下指纹,杀完人后立刻烧了沾血的衣服,换身行头就走,专挑省界的地方作案,因为那边警察管不着这边,这边管不着那边,信息传得慢,我早就跑远了”。

他还交代,自己先后化用过“王晓东”、“老徐”、“李强”等六个名字,打零工时从不说自己的真实籍贯,甚至故意模仿当地口音,“只要嘴甜一点,装得可怜一点,别人就不会怀疑”。

谈及流窜的十年,他说,“知道自己手上有人命,早晚要被抓,可就是不想收手,能活一天是一天,能抢一点是一点,但是我的逃亡生活太累太累了,这10年来,我几乎是在汽车和火车上度过的。白天,见着‘大沿帽’就腿软,甚至见了解放军都心虚;夜晚,常常有噩梦伴着我。”

而让民警齿冷的是,他直言自己后来杀人早已不是为了钱,“开始是怕留活口,后来杀上瘾了,看到他们倒在地上流血、挣扎,我就觉得心里舒坦,隔一年半载不杀人,就憋得难受”。

而对于团伙作案,许官春供述,自己是在山西大同的一个赌场认识张顺和李建仓的,知道两人有前科,胆子大又缺钱,便用“抢到的钱三七分,我占七,他们占三”的条件拉拢二人,“我负责踩点、动手杀人,他们只需要望风、接应,我不敢让他们动手,怕他们笨手笨脚留下痕迹,也怕他们独吞钱财”。

他直言,两人就是自己的“棋子”,解散团伙也是早就计划好的,“我告诉他们往河南跑,我自己往草原走,就算他们被抓,也不知道我去哪了”。

说起王恩河老汉的命案,许官春的语气没有丝毫波澜,他供述,老汉收留他后,他看到老汉床头的木匣里有一叠钱,当晚就偷偷联系了村外的张顺、李建仓,“老汉睡得很沉,我一斧下去他就醒了,还说‘孩子,我给你钱,别杀我’,可我知道,留着他就是后患,只能杀了他”。

他甚至丧心病狂地说,见老汉眼睛圆睁,补那一斧是“怕他到了阴曹地府还盯着我”。

他承认,这960元是他十年里抢到的最多的一笔钱,花了三个多月才用完,也是从这起案子后,他觉得团伙作案目标太大,才决定独自流窜到草原。

当民警问及他为何只为了几十、几百元,就接连杀害七条无辜的生命,是否对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感到愧疚时,许官春抬眼看向民警,眼神里满是冷漠,“我从小就被养父母宠着,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得不到就抢,他们命不好,碰上我了,能怪谁?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我只是为了活下去,没什么可愧疚的”。

他还将自己的犯罪归咎于养父母的溺爱和劳教所的经历,“他们把我宠坏了,让我吃不了苦,劳教所里的人教我怎么躲警察,我只是学了而已”。

谈及最后的落网,他毫无悔意地叫嚣说,我早就预料到迟早会有这个结果,但没有想到来得这么快。我想,我总得干到40多岁吧?总得杀个百八十人才算“成就”大业了。唉,警察逮住我,是社会的幸运,否则,迟逮我10年,至少还有10条人命毁在我的板斧下……我就是运气不好,要是你们晚来几个月,我就跑到蒙古国去了,你们永远抓不到我。

这番泯灭人性的供述,让在场的民警无不齿冷,也让所有人看清了这个杀人狂魔内心的扭曲与自私。

1999年9月,山西省大同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许官春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公诉机关宣读了许官春的全部供述和犯罪事实,出示了掌纹比对鉴定书、血型鉴定报告、凶器残片比对结果等关键证据,七条无辜的生命,七个破碎的家庭,一桩桩、一件件,听得旁听席上的群众义愤填膺,有人忍不住痛哭,有人厉声斥责。

许官春站在被告席上,面无表情,对公诉机关的指控供认不讳,却依旧没有表达丝毫悔意。

法院经审理认为,许官春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单独或结伙采用暴力手段故意剥夺他人生命,抢劫公私财物,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且犯罪情节特别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社会危害性极大,其流窜十余年作案,手上七条人命,主观恶性极深,依法应予严惩。

最终,法院数罪并罚,判处许官春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许官春不服一审判决,向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辩称自己“走投无路才作案,请求从轻处罚”,高院经审理后,依法驳回其上诉,维持原判,认定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量刑适当。

2000年,许官春被依法执行死刑,当法警将他押赴刑场的那一刻,这个昔日叫嚣着要再害十条人命的杀人狂魔,终于露出了恐惧的神情,双腿发软,浑身颤抖,再也没有了往日的嚣张。

他想要求饶,却张不开嘴,最终只能被法警架着走向刑场,一声枪响,这个背负七条人命、流窜十年的塞外恶魔,最终倒在了法律的枪口下,为自己的血腥罪行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

而他的同伙张顺、李建仓,也因参与故意杀人、抢劫,被判处死刑,同样受到了法律的严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