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4月,河南大地硝烟弥漫,日军十五万重兵如铁流般碾过中原,国民党守军虽拥四十万之众,却在37天内连失38城,至12月,“豫湘桂战役”的溃败已让中国损兵60万,丧失4个省会、146座城市与20万平方公里国土,6000万同胞沦于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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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当时日军进攻势头正盛,但即便如此,日本也未能一路高歌,趁势攻克云贵川陕等地,陕北是我党机关单位所在地,也是我军的总部,如果能占领陕北,那对日军的未来发展有着极大的裨益,甚至有可能就此改变历史。

那么,日本当时为什么不攻占陕北呢?如果日本倾举国之力进攻陕北,又是否能占领陕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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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并非侥幸逃脱,而是日本想打却啃不动!

翻开日本1936年《国防方针》,关中平原赫然列在“第三阶段战略目标”。这片进可控华北、退可守西北、南下威胁巴蜀的战略高地,早被日军视为华夏命门。

1942年,日本参谋部秘密制定“五号计划”,拟从山西、河南、武汉三路夹击陕西,直取西安,剑指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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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对陕北的觊觎绝非纸上谈兵。土肥原贤二这位“华北汉奸之父”,曾以山西王阎锡山士官学校同学的身份深入晋北考察,他手绘的地图精细标注了雁门关一带的村庄、桥梁、道路,甚至标明何处可通过重火器。

这份情报成为日后日军突破晋北防线的关键。1937至1944年间,日军对西安发起145次轰炸,企图摧毁这座西北重镇的战争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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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日军飞机首次飞入西安上空,向西安投掷炸弹数枚,西郊机场遭到了轰炸,后来日军飞机又在七年内陆陆续续进入西安,对西安进行了多次轰炸。

据统计,短短7年的时间,日机累计轰炸西安达145次,其中大多数轰炸采取的都是无差别轰炸,在日军的破坏下,半个西安城都遭到了打击,但即便如此,日本陆军仍没有办法顺利进驻陕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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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原因,首先是奔腾的黄河构成保卫陕西的第一道天险。风陵渡老船工张双喜的誓言犹在耳边:“鬼子一露面,俺就把船底木头一抽,连人带炮全沉河底!”

黄河河道最窄处超500米,洪流湍急浑浊,1940年吴堡渡口之战,日军300艘汽艇强渡,守军以重机枪火力覆盖,配合上游“决死队”抛出的柴草火球,整支船队被迫溃退,14年间日军70余次强渡,无一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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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深知“半渡而击之”的道理,所以每当日军强行渡河时,我军便会提前埋伏在岸边,等敌军船行至河中时,再集火瞄准敌人,此时日军进退不得,只能弃尸河中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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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我军120师穿插吕梁山区炸毁汾河大桥,切断日军补给线。被困晋中的109师团只得杀战马充饥,侵陕计划流产。

1941年中条山战役后,正是八路军在敌后的持续袭扰,使日军虽封锁渡口却无力渡河。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坦言:“每次西进,背后总遭中国军人的袭扰,补给线屡被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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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作为陕西东大门,潼关城墙更是在1938年3月7日承受了321发炮弹轰击,成为日军20余次强攻的见证。

1940年日军集结500门火炮狂轰三个月,倾泻炮弹逾40万发。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惊叹:“潼关城墙千疮百孔仍屹立不倒,犹如插满箭矢的猛将!”守军在城墙开凿上千射击孔,地下构筑数十公里地道网,将关城化为移动炮阵。

这些的用夯土建造的古城墙,密度非常大,普通炸弹无法将其击穿,这就导致很多百姓会在城墙中挖防空洞,即使日军飞机进攻势头再猛烈,也难以对西安的元气造成实质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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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即使侥幸渡河,日军也会立刻撞上第二道屏障——秦岭。在二尺宽的栈道上,坦克重炮顿成废铁。

1938年柞水游击队于子午道设伏,以辣椒粉混火药制成“土毒气弹”,熏得日军联队长大野口吐白沫狼狈撤兵,黄土高原的沟壑更成死亡迷宫,1941年日军第20师团进入富县,一日仅行三公里,队伍被深达百米的沟壑切割,村民踞沟沿飞石如雨,将所谓“精锐”打成无头苍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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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除了陕北本身易守难攻的自身特性以外,我军和国民党军出于各自目的,也都在倾尽全力保护陕北,蒋介石深知陕西失守将使四川大后方门户洞开。他严令胡宗南集团军屯兵关中守卫河防,阎锡山死守山西。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主席以惊人胆略决定留在陕北:“我不能走......我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别的地方就能好好地打胜仗。”这种战略定力使日军始终未能集中兵力突破陕北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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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要说最让日军忌惮的,还是陕军的勇猛善战,1939年6月,日军以三万兵力猛攻中条山,大量使用毒气弹。弹尽粮绝之际,数千陕军官兵在芮城陌南镇码头崖集体跳黄河殉国。

幸存者回忆:“100多个官兵一个跟着一个跳了下去......悬崖底下躺着尸首,绑腿从悬崖边的树上一直垂下去。”守卫中条山的第4集团军以伤亡两万余人的代价,11次粉碎日军扫荡,未失一寸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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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看武力对拼没有优势,日军趁机对晋南黄河沿岸的各个渡口进行封锁,不过当时日军已没有能力再次渡河,因为我军已深入敌后,对日军后方实施了数次突袭,此时的日军已焦头烂额,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对陕北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面对封锁,延安展开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41年春,王震率三五九旅挺进南泥湾,至1943年,开荒达十万亩,产粮万石,实现“不要政府一粒米,一寸布,一文钱”的目标。

贺敬之作词的《南泥湾》传唱四方:“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荒僻“烂泥湾”变身“陕北好江南”,成为自力更生的精神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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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当日军深陷中国战场时,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夺取南洋资源维持侵华战争,日军精锐关东军陆续南调。至1942年“五号计划”制定时,晋陕边界日军火力比1937年淞沪会战缩水近半。

前线士兵“兜剩五发子弹,煮皮带当粮”。俄罗斯近期解密的档案显示,1940年日本曾制定进攻苏联计划,意图夺取远东直至贝加尔湖的领土,但兵力分散使其无力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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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日石油禁运彻底瘫痪日军战争机器。缺油导致坦克无法开动,飞机不能升空。曾参与制定侵陕计划的富永恭次中将在莫斯科受审时承认:“德国进攻苏联后,日本政府与德军合谋,加快进攻苏联准备。”

但此时日本已无余力开辟新战场。岛国资源的先天不足,注定其无法支撑以蛇吞象的持久消耗。

1945年8月,当日本宣布投降时,陕北高原依然屹立。潼关城墙上密布的弹孔铭刻着321次炮击的印记;黄河岸边的悬崖下,三千陕军英魂永眠;南泥湾的稻浪中,自力更生的精神生生不息。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用血肉之躯筑起不可逾越的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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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渡口的船工、秦岭山中的游击队员、战至最后一弹纵身跳崖的陕军士兵、摇动纺车开垦荒地的边区百姓,他们或许从未被历史书记载姓名,却是真正的“最可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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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为证,精神永存。陕北高原的每一道沟壑都是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每寸土地都浸染着先烈的热血。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正是这些“无名者”以生命守护了希望的火种,最终迎来燎原之势,照亮了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