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五年五月八日《申报》第十一版中绍酒业陈越屏来函
谨启者：近阅报章，政府拟烟酒专卖，如果实行，吾绍酒业之生机可危然。吾绍酒业自行印花税，捐率不均偏重，吾绍（因别处不行印花）营销日渐衰落。光复后，印花加重，而缸照捐又须年换，继之以附加税，重之以牌照税，实已不堪负担。加以年来，咸水进内，制酿时取水工作加增，更属为难。所以苟延残喘者，因各坊多有店肆，设立资本重大，欲罢不能。一归政府专卖，则酒坊只能售诸政府酒店，必向政府买受，势必层层加价，不特营销阻塞，且吾绍数十万人赖此生活者，从此绝矣。而洋酒必趁机推广营销，将来利权外溢，国家大宗收入之捐款，恐亦归于乌有，未识在上者知之否耶？兹特修函上达，伏求贵报登入来函一门，藉此呼吁，以供有识者之研究。
（申报1915年5月8日，第11版）
1915年5月8日，《申报》第11版刊登了绍兴酒业代表陈越屏的来函，这封函件并非简单的行业诉求，更是民国初年绍兴酒业在苛捐杂税与政策变动双重挤压下的“求救信”。函件以恳切措辞，直指当时北洋政府拟推行的烟酒专卖政策隐患，细数行业所承受的多重负担，兼具史料价值与民生温度，完整还原了百年前绍兴酒业的生存困局，也折射出民国初期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处境。
1.背景：时代语境与行业处境
1915年，北洋政府正处于财政困乏的局面，为扩充财政收入，效仿日本及西方各国，积极酝酿烟酒专卖相关政策，后于同年正式公布《全国烟酒公卖暂行简章》，特设“全国烟酒公卖总局”，实行官督商销的公卖制度，虽非完全意义上的专卖，却已对烟酒产销形成强力管控。彼时的绍兴，是全国黄酒酿造的核心区域，酿酒业早已成为当地支柱产业——据史料记载，1910至1913年间，绍兴全县酒坊达一千三四百户，年产量约5万缸（合15500千升），东浦、湖塘、阮社等区域更是酿坊林立，仅东浦就有酿坊400多户，酿酒约1万缸。绍兴酒业不仅承载着地方经济命脉，更维系着数十万人的生计，从酿酒工匠、酒坊伙计到销售商贩，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
然而，这一兴盛的产业，在民国初年已陷入重重困境。一方面，北洋政府为增加财政收入，不断加重烟酒税负，1913年绍兴设立酒捐征收局，开征烟酒牌照税，1915年又开征酒类公卖费，叠加清代遗留的厘金等苛捐杂税，税负繁苛异常；另一方面，绍兴酒业面临着区域竞争不公、生产条件恶化等问题，多重压力之下，行业已然岌岌可危，陈越屏的来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代表绍兴全体酒业从业者发出的呼吁。
2.核心内容拆解
陈越屏的来函以“谨启者”开篇，语气恳切而沉重，核心围绕四大核心诉求展开，层层递进，既诉说当下困境，也警示未来危机，完整原文如下：“谨启者：近阅报章，政府拟烟酒专卖，如果实行，吾绍酒业之生机可危然。吾绍酒业自行印花税，捐率不均偏重，吾绍（因别处不行印花）营销日渐衰落。光复后，印花加重，而缸照捐又须年换，继之以附加税，重之以牌照税，实已不堪负担。加以年来，咸水进内，制酿时取水工作加增，更属为难。所以苟延残喘者，因各坊多有店肆，设立资本重大，欲罢不能。一归政府专卖，则酒坊只能售诸政府酒店，必向政府买受，势必层层加价，不特营销阻塞，且吾绍数十万人赖此生活者，从此绝矣。而洋酒必趁机推广营销，将来利权外溢，国家大宗收入之捐款，恐亦归于乌有，未识在上者知之否耶？兹特修函上达，伏求贵报登入来函一门，藉此呼吁，以供有识者之研究。”
（1）苛捐杂税缠身，行业不堪重负
这是函件重点阐述的核心困境，也是绍兴酒业衰落的直接原因。陈越屏明确指出，绍兴酒业自推行印花税以来，便面临“捐率不均偏重”的问题——其他地区未实行印花税，而绍兴独自承担，导致绍兴黄酒在市场竞争中失去价格优势，“营销日渐衰落”。民国光复（1912年）之后，税负更是雪上加霜：印花税大幅加重，缸照捐需每年更换（缸照是酿酒作坊的生产许可凭证，年换意味着每年需重复缴纳相关费用），随后又叠加附加税、牌照税，多重税负层层加码，让酒坊不堪重负。
史料介绍，1913年绍兴仅缸照捐就缴纳1.7万银元，印花捐21万银元，公卖费21.1万银元，省附税4.5万银元，高额税负直接推高了酿酒成本；1915年，北洋政府进一步细化酒捐征收标准，绍兴黄酒按坛征税，四料坛（净重40斤）征收银洋一元，三料坛（净重25斤）征收六角二分五厘，单料坛（净重8斤）征收二角，公卖费率最高可达50%，远超其他地区[5][9]。对于多数中小酒坊而言，这样的税负早已超出承受范围，只能勉强维持运营。
（2）生产条件恶化，经营雪上加霜
除了苛捐杂税，生产层面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绍兴酒业的危机。陈越屏提及“年来，咸水进内，制酿时取水工作加增，更属为难”，这一细节精准反映了当时绍兴酿酒的现实难题。绍兴黄酒的酿造，对水质要求极高，传统酿酒均取用鉴湖清水，水质的优劣直接决定黄酒的品质[7]。而当时咸水倒灌，导致鉴湖水质受到影响，酒坊需花费更多人力、物力寻找合格水源，进一步增加了生产成本，让本就艰难的经营雪上加霜。
更为关键的是，绍兴酒坊多为“前店后坊”的经营模式，多数酒坊投入巨额资本设立店肆，形成了固定的生产与销售体系，正如函件所言“各坊多有店肆，设立资本重大，欲罢不能”——即便经营艰难，酒坊主也无法轻易关停，只能硬着头皮苟延残喘，陷入“不经营则亏损全部资本，经营则持续承压”的两难境地。
（3）专卖政策隐忧，民生与利权双重危机
函件的核心诉求，是反对政府推行烟酒专卖政策，认为该政策一旦实行，将直接导致绍兴酒业“生机断绝”。陈越屏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结合当时北洋政府的公卖制度设计，一旦实行专卖（公卖的极端形式），酒坊将失去自主销售权，只能将产品卖给政府指定酒店，再由政府加价转售，“层层加价”必然导致绍兴黄酒售价攀升，进一步阻塞营销渠道。
更严重的是，绍兴酒业维系着数十万人的生计，从酿酒、运酒到售酒，整个产业链涉及人口众多，一旦专卖推行，酒坊经营停滞，数十万人将失去生计来源，引发严重的民生危机。同时，陈越屏敏锐地意识到，专卖政策将给洋酒可乘之机——洋酒彼时已开始进入中国市场，若绍兴黄酒因专卖而营销受阻、价格攀升，洋酒必将趁机扩大市场份额，导致“利权外溢”；而政府原本可从绍兴酒业获得的大宗捐款（税收），也将因行业衰败而“归于乌有”，最终损害国家利益。
（4）函件诉求：借助媒体发声，呼吁各界关注
陈越屏撰写此函的核心目的，是“伏求贵报登入来函一门，藉此呼吁，以供有识者之研究”——希望通过《申报》这一全国性媒体，将绍兴酒业的困境公之于众，一方面向政府传递行业诉求，反对不合理的专卖政策与苛捐杂税，另一方面也希望引发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关注与研究，为绍兴酒业寻找一条生存之路。这一诉求，既体现了行业从业者的无奈，也彰显了其为守护地方产业、维系民生而做出的努力。
3.史料价值与时代意义
（1）史料价值：还原民国初年酒业生态
这封来函是研究民国初年绍兴酒业发展史、北洋政府财税政策的珍贵一手史料。其一，清晰记录了1915年绍兴酒业的税负构成（印花税、缸照捐、附加税、牌照税、公卖费），印证了北洋政府“以税养政”的财税策略，以及苛捐杂税对民族工商业的压迫；其二，反映了绍兴酒业的经营模式（前店后坊、资本投入大）与生产困境（咸水倒灌、取水困难），补充了史料中关于绍兴黄酒生产细节的记载；其三，明确了绍兴酒业的规模与民生价值——数十万人赖以为生，印证了酿酒业在当时绍兴地方经济中的核心地位。
此外，函件刊登于《申报》第11版，也反映了当时媒体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成为民间发声、传递诉求的重要载体，为研究民国时期的媒体生态与民间话语权提供了参考。
（2）时代意义：折射民族工商业的生存困境
陈越屏的来函，不仅仅是绍兴酒业的个案诉求，更折射出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的普遍困境。北洋政府时期，国家动荡，财政匮乏，政府往往通过加重赋税、推行垄断政策等方式扩充收入，忽视了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与发展。绍兴酒业作为民族传统产业的代表，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庞大的产业规模，却在苛捐杂税、政策挤压、生产恶化的多重压力下举步维艰，这也是当时众多民族工商业的真实写照。
值得注意的是，1915年正值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二十一条”最后通牒之际（5月7日发出，5月9日北洋政府被迫签字），全国民众掀起抵制日货、捍卫利权的浪潮[3]，陈越屏在函中提及“洋酒必乘机推广营销，将来利权外溢”，正是契合了当时的时代背景，将行业命运与国家利权紧密结合，让这封来函不仅具有民生诉求，更兼具爱国情怀。
4.后续影响与历史回响
陈越屏的来函刊登后，虽未直接阻止北洋政府烟酒公卖制度的推行，但客观上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绍兴酒业困境的关注。此后，绍兴酒业从业者多次通过各种方式呼吁减轻税负、优化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部分苛捐杂税的压力。但受制于当时的时代环境，北洋政府的公卖制度弊端丛生——公卖局机构臃肿腐败，各省公卖费率不一，且仅针对国产烟酒，洋酒未被纳入管控，导致绍兴黄酒的生存压力并未根本缓解。
此后数十年，绍兴酒业历经战乱、通胀等多重冲击，许多知名酒坊虽曾努力坚守，却也历经兴衰。但陈越屏的这封来函，得以留存于《申报》之中，成为百年前绍兴酒业抗争与坚守的见证，也让后人得以窥见民国初年民族工商业的艰难历程，为研究绍兴黄酒文化、民国财税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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