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冬，朝鲜半岛的上空仍回响着F-86喷嘴尖啸的残音，那一年中国空军司令刘亚楼曾对身边人感慨：哪天要是能拆开一架“佩刀”，看看里面到底有什么门道就好了。当时谁都想不到，十年后，这句话会以最戏剧化的方式成真。
1963年6月1日凌晨三点，台湾新竹基地的跑道灯还没亮透。徐廷泽拿着一张折痕密布的地图，在昏黄的灯泡下抹了抹机翼上的水珠。他心里很明白，这是生死场，也是命运的分水岭。空军“克难英雄”光环再亮，也挡不住接踵而至的“忠贞大考”。一句话点破他的处境——“老徐，你以前当过俘虏，这要是捅出来可麻烦了。”这句冷冰冰的提醒来自新到任的保防官赵某，语气里透着分外明显的威胁。
台军内部自1962年起的“清共”风暴把许多人推到风口浪尖。有人失踪，有人被软禁，更多人被迫写下一叠叠“自白”。徐廷泽不想等那一天。他熟知空军那些“有去无回”的高危任务模式：恶劣天气穿云、飞靶给高炮练手……自己一次次化险为夷，但幸运不会一直眷顾。既然迟早都要赌一把，倒不如自己掌握节奏。
F-86F，编号6272，配备六挺12.7毫米机枪，两枚AIM-9B响尾蛇导弹，满油航程足够跨越台湾海峡。徐廷泽心里反复演算：从新竹南下，再折返北上，甩掉僚机后直接扑向福建，航程绰绰有余。唯一的变数在于僚机——那位刚从飞指部毕业的少尉。天亮后，两人被派去执行单机攻击科目，照常来说他必须保护学员，但生路只有一条。发动机咆哮声盖过耳边的风，徐廷泽最后一次对着后视镜里的自己点头，然后扣下座舱盖。
意外很快出现。僚机在爬升转入巡航时报告油量表失灵。机会来了。徐廷泽按程序呼叫返场，一板一眼，毫无破绽。塔台批准返航，新手少尉乖乖冲在前面。待对方进入新竹进近程序，6272突然加力，拉起，右转，折向海峡，副油箱随即抛离。雷达里那条光点向北直窜，指挥员惊呼：“6272偏航！立即返航！”无线电波被徐廷泽一指关掉，空中只剩风啸。
四架F-86紧急升空拦截。海峡上空云底低沉，雷达导引让追击机拉近距离。徐廷泽忽然在一万五千米高度左滚，再骤俯三千米，用F-86传统的“反S”动作把尾随者甩在云雾后。几秒钟后，他压低机头贴海飞行。浪花被尾喷气流掀起，好似白箭。追击机不敢贸然复制这种危险动作，距离被越拉越长。
福建雷达同样没搞清楚状况，高炮阵地第一反应就是开火。黑色弹幕升起，炮弹在F-86两翼爆炸。一位高炮连长事后回忆：“当时只觉得来机姿态怪，像在找降落场，不像攻击。”徐廷泽在云隙间穿插，油量报警灯红得刺眼，手心渗汗。忽然，前方出现一条顺着海岸线铺设的水泥跑道，龙田机场三字在侧风标上隐约可辨，他猛推俯仰杆，摔进超低空。
机场高射机枪再次开火。眼看跑道就在脚下，他干脆将落地速度放到极限，重重触地，刹车、减速板、尾钩，全用上。九点零五分，6272轰鸣声停息。在漫天尘土中，他摘下印有青天白日的飞行帽，丢向机翼。随后跳出座舱举起双手，大声喊出那句筹划已久的宣言：“我是起义投诚的飞行员，请协助转移飞机！”
“欢迎。”守跑道的上尉只说了一个字，握住他的手。紧张与激动在场面上刹那消散，旁边的维修兵则飞速爬进座舱，拔掉电门，防止误触武器。
三天后，福州礼堂灯火通明。许多飞行员挤在座位上，盯着台上那架模型和徐廷泽的侧影。空军司令刘亚楼把一枚少校肩章按到他的军装上，还递过一封装有两千五百两黄金奖励的批文。“干得漂亮。”老司令说话向来短促，“盼了你们好几年，总算把‘佩刀’接回来一把。”台下掌声持续了整整半分钟。
台湾方面乱成一锅粥。蒋介石撤了空军总司令陈嘉尚，取消43中队番号，要求全军重写“思想报告”。同一天，加薪命令也下达飞行部队——抚恤与恫吓并用，显示当局的慌张。岛内报纸把6272事件压到小角落，标题含糊。可茶余饭后，人们早已议论纷纷：一个被当权派“逼上梁山”的英雄，比任何宣传都刺耳。
与此同时，北京的安排更细致。周总理掌握徐廷泽简历后，见面时只问一句：“回过重庆没有？”徐廷泽摇头。总理笑了笑：“回去看看家，再成个家，然后安心工作。”短短数语，恰似春水破冰，徐廷泽鼻头发酸。这句话他在值星本里默默记下。
1964年，他和空军招待所的重庆姑娘贾秀君结婚。次年长子取名“明恩”，寓意不言自明。徐廷泽在空军院校干到副校长，后来当选全国人大代表。1978年入党，1988年离休，回重庆江边买了间老房子，闲暇钓鱼、翻旧飞行日志。几年后，龙田机场那条停过6272的跑道扩建，旧痕消失，而那架“佩刀”静静立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展厅中央，机身编号依旧清晰。
2005年盛夏，他在北京病逝，享年七十七岁。葬礼简单，没有过多仪式。老战友提到他时，总爱把那句投诚宣言挂在嘴边，“我是来投诚的”，平实，却无比决绝。徐廷泽用一场九分钟的穿越海峡，为自己也为当年的人民空军，写下了精确到秒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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