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〇七九年六月二十七日深夜，汴梁御史台依旧灯火通明。殿廊里卷宗堆叠，正五品监察御史何正臣伏案抄读，一封刚从湖州递来的谢表被他翻到第三页时，他忽然停笔，盯着那句“愚不识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察事，或能牧养小民”。短短二十余字，可不就是对新法的一记冷嘲？他嘴角微动，低声嘟囔，“正好给李中丞一个交代。”
李定是御史台的掌舵人，自王安石暂离政坛后，他与舒亶、何正臣一道，被视作新法的“守门员”。王安石变法推进三年，政坛上支持与反对的火药味愈发浓烈。李定最惧怕的并不是台面上的折冲，而是苏轼这种“笔锋带刀”的人。苏轼一旦在民间煽动情绪，新法人气就会受损，官场制衡说不定被保守派夺回。于是何正臣连夜草拟奏疏，拢了两行大字：“苏轼狂悖，公讥朝政，例当严惩。”
与此同时，远在江南的湖州却是一派闲淡景象。五月初，苏轼履新知州，他携苏小妹前来拜谒孤山，落笔《饮湖上初晴后雨》；在府衙后园，他亲手种下竹三竿，自嘲“老夫聊发少年狂”。外人看来，这位主政者倒像个闲云野鹤。谁也没料到，一纸谢表已在人情暗流中掀起风浪。
烟雨初歇的七月二十七日晚，汴梁驸马王诜策马连夜赶到湖州。府衙灯下，他敲门急喊：“东坡兄，京里出了岔子，御史台已经发檄，明日天亮就到。”苏轼一愣，沉吟片刻，只道一句：“烦你稍坐片刻。”匆匆回房，他为弟弟苏辙写信并托付家事，接着递交病假折，将衙务暂行交予通判祖无颇，以免地方失序。
七月二十八日拂晓，太常博士皇甫遵押着十数军士抵达湖州州衙。苏轼整冠出迎，皇甫遵并不寒暄，直接亮出御史台逮捕文牒。祖无颇出面要求过目公文，皇甫遵冷冷一句“少多言”，随即命人以麻索缚苏轼于庭前。堂堂一州长官瞬间成了囚犯，这一幕令在场吏卒噤若寒蝉。
船只沿京杭运河北上时，苏轼长子苏迈一直在岸上一程程追赶。押解队白天行舟夜间宿岸，苏迈则或走或跑，生怕失去父亲踪影。途中，御史台下急诏，命湖州府彻查苏轼旧诗旧札，只要稍涉讥讽新法，无论草稿还是信札，一律解京。
八月初，囚车抵达汴梁“乌台”。“乌台”旧称缘起院中柏树繁茂、群鸦盘旋，历代贪官污吏多在此敛首待审。苏轼双鬓微霜，却仍拱手含笑，与守卒闲谈农桑。守卒暗暗咂舌：这湖州太守倒也沉得住气。
御史中丞李定随即奉上万人弹章。四条大罪写得锋利——“怙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肆其愤心，公为诋訾”。字字直指性命。李定又补一道口奏：“先帝时，李觏、欧阳修亦因诗章讪上被贬，如今新法艰难，更容不得东坡妖言。”言罢，满殿俱寂。
宋神宗自称“知人主”，对苏轼才学向来欣赏。月余前，他还对近臣慨叹：“李太白有才而无学，东坡兼而有之。”如今再看这厚厚一摞弹疏，神宗眉峰紧蹙。中书门下有人提醒，变法正需稳定，杀一大臣虽可震慑，却也可能激起读书人群起攻讦。神宗没有立刻表态，只命大理寺与刑部覆核，全案交由御史台提审。
提审时，苏轼依例被要求自辩。面对“傲悖”指控，他阔步出列，朗声陈辞：“臣言新法非，乃忧国计民生。若臣言当杀，请明正典刑；若臣意可采，请赐驳正。”李定冷笑不语。此番对峙，在场吏员暗自称奇，毕竟鲜有人敢在廷下把“杀”字挂口而色不改。
案件从仲秋拖到冬至。其间，新法派在朝中大做文章，保守派亦暗中疏救。沈括、吕公著等各有折子进呈，请圣裁留情。左右掣肘之下，神宗终于选了折中之策：废黜官职，编管黄州，禁锢言论，不许请求还朝。这个决定既保留了苏轼性命，又满足了御史台“严惩”的面子。
建康门外，北风猎猎。元丰三年正月，苏轼携长子启程赴黄州配所，行前留诗自嘲：“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江湖道远，却也成就了“赤壁怀古”“前后出师表”等千古名篇。新法仍在继续，御史台那群昔日的急先锋，却在随后的政潮中各有挫折。
时人议论“乌台诗案”多从政争入手，史家却更在意一句讥评：政论可以争，诗文须慎言。苏轼以文章起，亦因文章入狱，九死一生后留下的，却是一部风华卓绝的文学丰碑。若非那封《湖州谢上表》被人借题发挥，祸起萧墙之速，或不至如此。但若无此波折，后世或许再难听到“大江东去，浪淘尽”的浩阔悲歌。
元丰五年春，神宗颁诏，稍宽苏轼禁约；元祐元年（西元一〇八六年），哲宗即位，新党失势，苏轼得以北还，官复原职。至此，历时近七年的乌台诗案才算彻底画上句点。历史婉转曲折，而在数万卷《东坡全集》中，那封引祸的谢表不过寥寥千字，却足以映照北宋政局千层波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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