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饿死、自己撑死：顶级大文豪为啥活得这么惨(修订版)|大文豪|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轼|陶渊明|高适

今天我们一般认为：杜甫是唐代著名的现实主义诗人，顶尖大文豪。他的诗歌不仅表现出出众的文学才华，更展现了他穷困潦倒的生活状态。他一生悲苦无比：34岁成贫困户，43岁丧子，59岁在漂泊途中离世。而且，杜甫的贫困是多方面的，不仅有经济上的困窘，更有生活条件的恶劣和精神上的煎熬。

一、饔飧不继，衣敝履空

杜甫出身于一个曾经不错但逐渐衰落的士族之家，其祖父杜审言和父亲杜闲分别代表了家族兴盛与没落的两代人。根据杜甫的诗作和后人考证，在幼年和少年时期，他的家境相对殷实。他曾在《壮游》中回忆：“十五学射艺，三十犹未衰。”从中可看出，他年轻时能从容学习诗文、书画及骑射，而这些都是士族家庭子弟的典型教育方式。家境好、条件优越，写诗、说话都豪迈——“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就是他24岁、游山玩水时心情的写照。

然而，29岁时，随着父亲的去世，他的好日子嘎然而止，整个家族也逐渐没落。杜甫被迫参加科举考试，试图考取功名，像祖父和父亲一样进入体制之内工作。但他命不随心，加上既不种地也不经商，生活就陷入困境，越来越贫穷。

后来，杜甫的贫穷几乎可以用“极端”来形容，生活状况十分凄惨。在大家熟知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杜甫写道：“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他房顶的茅草被大风卷走，连基本的生活遮蔽都成问题。杜甫在这首诗中进一步描述道：“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这不是文学夸张，而是他真实生活的写照——房子漏雨严重，床铺被雨水浸湿，晚上无法安睡——如此居住条件，令人心酸。

杜甫的诗中有很多关于自己生活不堪的记录——在《北征》这首叙事诗中，他提到：“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耶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缀才过膝。”这段对妻子、儿子、女儿衣着、形象、心情的描述，充分表露出家庭生活的困苦与煎熬。在《空囊》一诗中，他直接描述自己的贫困生活：“翠柏苦犹食，晨霞朝可餐。……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穷困潦倒，没有食物，只能吃“翠柏”，以“晨霞”为餐。早晨开不了火,井水也冻了；夜里没有衣被，床都是冰冷的。在《述怀》中，杜甫说自己“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即在觐见天子时，他也只能穿麻鞋，衣衫破旧，袖口都露出了胳膊，寒酸至极。

杜甫的贫困甚至影响到家人的生命安全。据《新唐书·杜甫传》记载，杜甫的小儿子因饥饿而死。“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句千古名句，据说就是杜甫游历回家时，看到不满周岁的儿子活活饿死，悲愤中写下的。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一诗中，杜甫写到：“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这几句叙事诗记录了当时家庭分居、妻子苦撑、儿子饿死的情景。可以想象，一个父亲目睹自己的孩子因饥饿而死去，是多么痛苦和无奈。

这里，我也想提出一个与众不同、可能得罪杜粉的观点：杜甫生活的困境，与他在家庭责任感、劳动能力和实际行动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有直接关系。

比如，他家庭困苦，但仍乐于与朋友一起游山玩水，这就增加了开支，使家庭生活更困难。杜甫的诗文和史料中记载了几次他与友人游山玩水的经历——如与李白一同游历秦岭、岐山，还常与高适等人一起聚会。但以其家庭条件，他本该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养家糊口方面，比如做个私塾先生，支撑起家庭开支需要，但他没有做。他在诗中曾多次提及妻子、儿女和家庭生活，看似也关心家庭，但在行动上却做得不够、不好。在《羌村（1）》中，他写道：“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妻子对他的生死都搞不清楚，突然见到，竟然惊喜流泪，可见杜甫常年在外奔波，其实更关注个人仕途与社会抱负，对家庭的用心不够。虽然杜甫确实以忧国忧民的诗歌著称，但他在面对家庭贫困与社会动荡时的表现，往往给人一种“心忧天下却力不足家”的印象。

不但家中妻儿受累，贫困交加，杜甫在外，也经常饥一顿饱一顿的。据记载，杜甫去世前，曾被洪水所困，一连几天都没有东西吃。最后当地的官员将他营救出来。知道他几天没吃饭，饿得难受，就拿出白酒和牛肉招待他。可能因为肉不太新鲜，或是吃得太多，肠胃接受不了，杜甫竟然上吐下泻，不幸去世。

一代诗圣，饔飧不继，衣敝履空，令人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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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为什么杜甫这么穷苦？——几个表面原因

进入中年以后的杜甫，为什么活得那么苦难呢？对这个问题，我曾想过很久。这里做一下简单总结，望能与大家一起讨论。

1. 家族没落，没有积累

中国民间的财富，往往具有家族性。长辈的财富积累，一般会成为保障后代生活的前提条件。杜甫虽出身士族，但家族逐渐衰落，其祖辈和父辈未能为其提供强大的经济支持，这是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初著名的文学家，曾任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从六品下）。虽然官职不高，但按当时的收入，其家族尚属中产阶层。作为士族的一员，他的子嗣仍能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但他因事被贬外地，后又因罪被流放，这使家族地位与生活水平受到很大冲击。杜甫的父亲杜闲因此未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导致家族在唐代繁盛的士族体系中被边缘化。

杜闲曾担任兖州司马（州府的副手，正六品下）。这算是在小地方谋了个官职，再加上无甚才华，他与其父杜审言出事前的地位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唐朝中期，地方官员的俸禄较低，地方财政还常出现拖欠俸禄的情况，再加上去世也早，杜闲就无法为家族带来更多的资源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从收入上看，杜闲支撑日常生活尚可，但对家族复兴无力。

仕宦家族本身收入有限，所以很多家族把土地或商业经营作为收入补充来源。但杜家没有这类经营活动，一直纯靠职务俸禄过活。这样，随着时间推移，家庭经济压力就日益明显。

2.四处飘泊，赚少花多

杜甫早年生活相对稳定。后来为了追求仕途，他常年不在家，四处拜访、求荐，结交文人名士，花费较多。

公元751年，杜甫辞别家人，赴洛阳、长安等地，希望通过科举或荐举获得官职。此后他滞留长安十多年，期间因无固定收入，生活很拮据。

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战乱使长安沦陷，杜甫的家庭成员也因此失散开。他本人在逃难途中被叛军俘虏，被迫留在了沦陷区。

公元757年，杜甫冒险逃离叛军控制区，辗转至凤翔，投奔唐肃宗，并被任命为左拾遗。此后又因上书劝谏，触怒肃宗，被贬至华州（今陕西渭南）。

杜甫晚年移居四川，在成都修建了茅屋草堂。但因经济拮据，日子仍十分清苦。此时他经常依赖严武等人的接济。

公元770年，杜甫为摆脱蜀中困境，试图前往江陵谋生。但舟行途中，他已是贫病交加，生命走向终点。

杜甫后半生颠沛流离，主要是受唐朝中期的社会动荡所累，尤其是“安史之乱”对他的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他四处逃难，不断搬家，花销较多，却少有收入。

3.仕途坎坷，收入较低

杜甫一生中几次出仕：公元752年，杜甫赴京，希望通过科举或荐举获取官职，但未能成功。公元757年，他因别人荐举得任左拾遗，这是个八品官职，属谏官，品级较低。公元762年，他出任华州司功参军，这其实只是个管理文书的低级职位。此后他辗转川蜀，在剑南节度使幕府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这其实是个闲职，没什么实权。严武还让杜甫负责管理一些公田，相当于一个“农地管理者”。总体上看，杜甫在体制内的起步较晚，时间不长，官职较低且不稳定，期间还多次被贬，这样收入就一直很低。在“安史之乱”期间及之后，他基本上处于避乱、流亡状态，算是离开了官场，没有了稳定收入。

杜甫对升官加爵孜孜以求，但仕途一直不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虽然他出身士族，但父亲级别不高，又早逝，家族已没落。他缺乏权势背景，在科举和官场中缺乏竞争力。其次，他相对耿直，不擅长官场中的逢迎和取悦。在任谏官时曾上书批评朝政，也得罪了一些权贵。这样，就很少有人欣赏他、推荐他，难有权臣重用他。再次，即便有朋友如高适等人曾相助，但高适位居边疆，难以对杜甫的升迁产生直接、有力的影响。最后，杜甫生活在安史之乱前后，这一时期政治环境动荡，朝廷对文人官僚的需求降低，且大部分资源倾斜于掌权的武将。

4.名气与地位不高，难获援助

杜甫有时会得到朋友或亲戚的接济，但他好面子，常在诗中表现出感激和自责的复杂情感。例如，他在《羌村三首》写道：“父老四五人，问我久远行。手中各有携，倾榼浊复清……请为父老歌：艰难愧深情”。感恩羌村父老的馈赠，却因无力回报而感到惭愧。在《空囊》结尾一联，杜甫还有心自嘲：“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这两句陈述了“空囊”困境，但诗人还道“羞涩”：怕被别人笑话太穷，还要强留一文钱在空囊之中。貌似轻松诙谐的自嘲之语，实则愈加渲染出诗人内心沉重悲苦和好面子的性情。

由于自己未曾考取功名，当时的名气与社会地位较低，但自尊心未失，杜甫在建立、维系社交圈上显得乏力：一是富贵朋友较少，二是虽然熟人都知道杜家困难，但一些有能力的 “朋友”并未给予其慷慨援助。

例如，李白总体上是很富有的，他也应该了解杜甫的家庭情况。杜甫写了多首诗歌表达对李白的敬仰和想念。其中仅杜甫现存的诗作中，就有15首直接或间接提到李白。但现有资料显示，李白并未写过关于杜甫的诗。这种交往显然不够平等，二人“友谊深厚”之说法很难成立。后人对此给出种种解释，但按照那时文人交往的惯例，显然不合理。

杜甫的另一个朋友高适，仕途总体上较为顺遂。在安史之乱期间，他因军事才能崭露头角，最终做到尚书右丞。这职务相当于今天的省部级，是正四品高位，但高适对杜甫的帮助也很有限。可能是在个人境遇和性格方面差异较大，两人关系中掺杂了一些复杂的情感。

另一个曾给予杜甫公职安排的严武，曾任剑南节度使和尚书右仆射，从二品，达到了宰相级别。他算是对杜甫帮助最多的。杜甫曾在多首诗中表达过对其感激之情。但把二人说成朋友关系，并不合适——严武只是给杜甫安排了普通工作，总体上对杜甫态度疏冷，甚至曾要杀他。杜甫在几首诗中对严武有过抱怨，如在《宿府》中提到，“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这种关系也是杜甫无法张口求职、求助的原因，其实张口也没用。

5.家庭负担重，亲属也都穷

根据现有文献中各种记录推算，杜甫与妻子杨氏结婚后，先后生育了至少七个孩子：三个儿子和四个女儿，分别是宗文、宗武和一个早夭的小儿子，还有四个女儿。宗文才华平平，成年后并无显赫作为；宗武稍具文才，但也未能发迹。女儿们长达后嫁人生子，生活较为平淡。以杜甫不稳定的收入，要养活七个孩子，压力是很大的。孩子长大后，也都没赢得富贵命运，自然也帮不上父亲。

杜甫自己的家庭负担重，也没有富裕亲属可以拉他一把。杜甫的父亲去世较早，没有家底留给他。杜甫的岳父母也是普通人，不能给杜甫很好的援助。杜甫成年后还需要适当赡养继母和岳父母。杜甫有四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和一个妹妹，兄弟分别叫杜颍、杜观、杜丰和杜占，妹妹名字不详，但他们生活均不富裕，甚至可以说是很困顿。杜甫诗作《月夜忆舍弟》诗有云：“有弟皆分散，无家问死生。”《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亦云：“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有妹有妹在钟离,良人早殁诸孤痴。”安史之乱爆发后，他们被迫四处逃难，天各一方。杜甫与他们虽互相挂念，但帮不上忙。

三、杜甫的贫穷与人格缺陷

除了表面原因外，杜甫的贫穷还与其人格特征有很强的关系。他为人正直，心怀天下，对政治和社会问题有强烈的关切，但这些美德并未转化为经济上的成功。相反，他在人格上的一些缺陷严重抑制着他的财富创造能力，甚至使他难以达到当时普通文人的生活水平。

1.缺乏商业头脑

在中国古代，许多作家、诗人虽然以文化成就闻名，但在现实生活中也通过经商、投资等手段维持或改善生活。通过对比可知，杜甫在这方面明显不擅长，可以说他的财商很低。

例如，比杜甫小60岁的白居易，他对个人财务管理有明确规划。他善于投资田产，曾写诗描述自己“俸余买田置”。退休后，他依靠田地租金过着舒适的生活，且保持了创作的自由。诗人王维也靠投资田产、出售自己的绘画作品积累了可观财富。北宋范仲淹也很善于经营土地。他将自己的积蓄投入到“义田”的建设中，用田租收入帮助宗族贫困子弟与邻里乡亲，既做了慈善，确保了家族的长期发展，也获得了投资收益。苏轼不仅写诗，还以书法和绘画著称，作品广受权贵、富豪欢迎，很多收益用于补贴家庭生活。杜甫没有白居易、苏轼等人的商业头脑，没做过任何投资与经营活动。

也有一些文人靠卖文牟利。李白的诗歌就为他赚得不少财富。例如，李白曾受唐玄宗召见，因“清平调”三首诗歌赢得宠爱，一度成为宫廷诗人。玄宗赏赐李白大量财物，包括黄金、绫罗绸缎等，还赐御马，供李白游历时使用。白居易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不仅受到贵族追捧，还成为当时文化消费的一部分，为他赢得了大量财富。欧阳修的文章常被用作科举范文，影响力巨大，同时吸引了大量经济资助。被赞“才高八斗”的魏晋文学家曹植，有直接靠卖文获取生计的例子，展现了文人将才华“变现”的一种可行模式。而杜甫的诗多以社会问题为主题，虽直抒胸臆，但难以迎合普通人的趣味，因此市场价值不如一些更加通俗或应景的文人之作，他也没有调整文风去努力适应市场需求。

2.缺乏社交技巧

杜甫虽然诗才卓绝，但与其他著名诗人、文学家相比，在社交技巧上存在明显的迂弱。这种缺陷与他的性格特质、生活境遇以及对文学的态度密切相关，并导致了他生存的艰难——无论做私塾先生还是卖文，要把自己的才华变现，都需要一定的口才和自我营销能力——这恰与杜甫的性格不符。他迂直、忠厚，不善交际，与很多文人没得比。

唐朝最擅交际的文人就是李白了，他不但据此变现自己的才华，还可以蹭吃蹭喝。贾至、王昌龄都是李白的好友，俩人对李白的才华推崇备至，频频邀请他作诗。这些文人虽非巨富，但也常赠送书籍、酒水、珍玩给李白，以示敬重和友情。李白为他们留下不少赞美之诗以回应馈赠。孟浩然和李白交情深厚，常在一起喝酒吟诗。他们在诗中提及的相聚饮酒、游览名山表明，孟浩然曾资助李白的日常开销。

李白浪漫而豪放的个性使他魅力十足。他不但善于混文学圈子，而且能跟商人、官员混到一起，并成为座上宾。许多商人、官员为了攀附名人或博取文化声望，热情招待他。李白为酒家作诗后，常得到馈赠的美酒。例如，泾县汪伦邀请李白，可能也赠送了很多财物和美酒。李白不忘抬举铁粉：“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就是李白情商高的体现。他甚至以《清平调》讨得杨贵妃和唐玄宗的欢心，短暂获得皇帝的宠幸。李白游历各地时，许多地方官员向他馈赠衣物、酒食、交通工具（如骏马）。李白的诗才不仅是文化瑰宝，也成为他生存和游历的重要经济来源。

相比李白，杜甫缺乏这种灵活的表现，因此难以从上层社会和文学界获得资源和支持。他性格偏向忧郁与刚直，对社会现实和人际交往的认知较为严肃，缺乏轻松、圆滑的应对能力。其实在《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他也表达了对韦见素的敬仰、感激和自己求举荐的热切，但可能因技巧与名气原因，并未获得实质性回报。这与李白、白居易等人完全不同——他们出手，必有所得。

3．眼高手低却一意孤行，缺乏反躬自省意识

杜甫作为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对社会的关注和对理想的追求令人敬佩。但从现实条件来看，他理想过于远大，不够脚踏实地。这既体现在他对国家与社会的高远期望及对自己的发展定位上，也反映在他对个人生活和家庭责任的处理上。

杜甫始终以“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为己任，希望通过仕途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然而，他对官场缺乏清醒认识，对自己的能力和实际处境评估不够，导致屡遭挫折。“萧萧北风劲，抚事煎百虑”（《羌村（2）》）——凉风吹来，更觉自己报国无门，备受煎熬。但他仍不能及时掉头，以家庭为重，这与很多文人是不同的。

例如，苏轼被贬黄州时，开荒种地、酿酒制酱，不仅改善了生活，还写下了许多贴近实际的作品，如《超然台记》。“唯有自渡，才是最好的出路”，苏轼及时反思，重新调整人生的方向，做得远比杜甫好。

又如，王维虽然也志向高远，但在遭遇仕途挫折后，他能够及时调整心态，选择归隐，过着与现实更加契合的生活。他的“半官半隐”模式既保障了生活稳定，也保留了个人理想。王维的自省意识与生存能力也远强于杜甫。

再如，陶渊明在仕途屡屡碰壁后，决定“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回归田园，过起了隐居生活。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将目光转向自然与内心的平静。杜甫缺乏陶渊明“放得下”的心态。

长期以来，文学界和社会舆论对杜甫赞誉有加。这用来评价杜甫的文学成就，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评价杜甫的政治追求和家庭责任，确实不合适。杜甫抱有强烈的政治理想，关注国家和人民的疾苦，这一点值得肯定。但纵观其一生，这种抱负远超过其实际能力和现实条件，并且他一意孤行、不肯反思，导致屡屡受挫，生活困顿。理想过于高远，不顾个人条件和家庭生活需求，使得他不能积极自救，始终处于贫困状态。

4.一心求官，从骨子里看不起其他职业

从现代视角看，杜甫未能很好地履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这虽有时代的原因，更主要的还在于自身：杜甫深受士大夫文化影响，他将功名利禄视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正途，不愿沦为私塾先生或以文学换钱的职业文人。同时，由于杜甫出身书香门第，从小接受诗书教育，对体力劳动既缺乏兴趣，内心也瞧不起。作为“官三代”，他虽在诗歌中同情黎民百姓，但并不觉得与他们属于一个阶层，仅仅是对他们表达同情而已，他自身是耻于为民的。这是他官场失意，生活困顿，却仍不能面对现实，通过劳动自救的原因。

古代大多数作家、诗人，虽然积极从事文学创作，但也通过务农、投资田产、经商或其他方式积累财富。陶渊明在隐居生活中，通过劳动自给自足，同时以诗歌抒发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他在动荡年代选择了很实际的生存之道。苏轼因多次被贬远地，被迫通过劳动改善生计。他的《东坡肉》菜肴据传也与他的经济自救有关。陆游作为南宋爱国诗人，生活中非常务实。他在家乡投资田地，并亲自参与农业生产。他的田产收入帮助他维持创作活动，同时也确保了家族生活的稳定。

与上述文学家、诗人不同，杜甫既无法实现其宏大愿望，也不去满足家人的实际生活需求，展现出逃避现实、逃避体力劳动的倾向。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他描述了家中茅屋被风雨摧毁的情景，表现了对困窘处境的无奈，却并未提及自己修缮房屋的决心与行动，反而希望有人赠屋：“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他晚年在成都草堂生活，主要依赖官员严武安排的低收入工作机会，并未通过务农等方式改善生活条件——他将大量精力用于表达对国家的忧虑，而非尝试建立稳定的家庭生存基础。

5.缺乏幽默感和活力

杜甫仁厚谦和、重情重义、细腻敏感，但也比较古板、深沉、阴郁、消极，严重缺乏幽默感和活力。这影响到人际关系及作品风格，进而影响到作品的传播范围与自己的知名度。与同时代的李白及稍晚的白居易对比，即可看出这对杜甫仕途发展和财富获取的致命影响。

与杜甫相比，李白更豪放飘逸，超然脱俗。他崇尚个性解放，对功名仕途虽有向往，但更注重个体精神的自由。他曾言：“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李白的人生充满了自信与理想化的追求，常用诗歌表达对仕途的不屑与豪情。李白的豪放性格使其魅力十足，始终是朋友圈的核心人物，诗歌也多是对自然和自我精神的歌颂，如《将进酒》《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等，都展现了豪放不羁的风格，广受欢迎。

与杜甫相比，白居易温和务实，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交往，追求平易近人的幸福生活。他的交往很广泛，既有权贵，也有普通人。他虽也关心社会问题，但更注重“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注重诗歌的传播与教化功能，强调诗歌要通俗易懂，使普通百姓也能理解和接受。白居易的人生追求可谓脚踏实地。

杜甫古板、深沉、阴郁的性格，使其缺乏人格魅力，严重影响了交际圈的拓展。他能长期交往、互相帮助的中、高层次朋友并不多。杜甫的诗风沉郁顿挫，内容上关注战乱、民生等严肃主题，缺乏李白那种天马行空的浪漫与幽默感，也缺乏白居易那种通俗易懂的文风。当时在民间，他的诗歌传播效果差，更不适合欢庆场合传颂，难以变现。尽管他也创作了一些献给权贵的诗歌，但作品风格大多沉重而严肃，内容常是诉苦或求荐，难以投合权贵的兴趣与审美偏好，也就难给个人仕途发展带来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