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街头有个卖油条的小摊，摊主是个穿围裙的大婶，她每天凌晨四点起来和面，围裙边角总干干净净，油锅擦得亮堂堂，路过的日本人知道这女人炸的油条清爽，可没人想到她年轻时是十里洋场最出名的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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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叫任芷芳，小时候住在上海最气派的洋房里，家里八个姐妹，她总穿一身白，鞋底三天一刷，佣人说她太较真，餐具得用酒精擦两遍，窗帘沾点灰就得重洗，父亲却说，丫头做事像绣花，这股细劲儿，将来能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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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岁那年，她嫁进了盛家，盛家老爷子爱赌，把祖上传下来的上百幢宅子全输光了，任芷芳看着丈夫从骑着纯银马鞍的少爷，慢慢变成到处借钱过日子的中年人，日本人打过来时，全家只剩一张船票的钱，能逃去日本。

东京的冬天冷得刺骨，任芷芳蹲在巷子口炸油条，手套早扔了，炸锅里不能有半粒饭粒，日本客人摸着她擦得发亮的桌椅说，中国女人怎么这么爱干净，这话让她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手指轻轻蹭了蹭围裙，布料是她自己漂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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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后新亚饭店成了东京人熟识的地方，客人说这里的上海小笼比老家的还地道，后厨连地缝都亮堂堂的，有留学生悄悄讲，老板娘每天转三圈，垃圾桶也要翻过来瞧瞧底儿。

临终前她跟孩子说，人可以穷，心不能脏，没人知道这卖油条的老人，年轻时在战火里背着受伤的丈夫走了二十里山路，怀里还揣着一瓶没拆封的香水，那是她最后一样像样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