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基层法官的感叹：一天300个电话，却换不来一个“案结事了”！
碧翰烽/文
“手机从清晨响到深夜，光是铃声就让人头皮发麻。”一位基层执行法官这样描述他的日常。最高峰时，他一天要接听300多个电话。这不是夸张，而是当下基层法院工作强度的真实写照。
在县法院工作了十余年的老法官坦言：“现在的案子，有时候判了反而比不判矛盾更大。”这句话道出了基层司法工作者的无奈与困惑。
数字背后的压力：案件激增，法官“负重前行”
以他所在的县为例，四年前全县诉讼案件6000多件，而如今早已经超过了万件。案件量翻番，法官人数却原地踏步。每一位员额法官肩上都压着超负荷的办案任务，加班成了家常便饭。旧案未结，新案又至，积压的案件像滚雪球般越来越大。
更令人忧心的是，这种高压状态正在“劝退”一些年轻人才。当理想照进现实，面对永无止境的加班和难以消解的矛盾纠纷，不少法律专业人才选择了离开，或者是不想选择上岸基层。
比如，每年一些基层法院公开招人，总是不得不取消一些招考职位，因为报名人数达不到基本要求。而且基层还出现女法官越来越多的现象。
“案结”容易“事了”难：判决之外的深层矛盾
“有时候判决比不判决的矛盾还要突出。”这句话令人深思。法律条文是刚性的，但人心是复杂的。一纸判决或许能在法律层面上定分止争，却未必能真正化解当事人心中的疙瘩。尤其是在邻里纠纷、婚恋家庭矛盾等案件中，简单的判决反而可能激化矛盾，导致双方当事人关系彻底破裂。
那位一天接300多个电话的执行法官，接的恐怕不只是当事人咨询的电话，更多的是矛盾未解、执行受阻后的无奈沟通。
这也是压倒不少基层法官的巨大压力。
源头活水：基层社会治理的“最后一公里”
如何破解这一困境？答案或许不在法院内部，而在更广阔的基层社会治理中。
一是乡镇街道调解力量亟待加强。
很多矛盾纠纷本应在基层就得到化解，却因为调解不力，最终涌入法院。如果能在村居委会、乡镇街道层面把矛盾“消化”掉，既能减轻群众诉累，也能为法院减负。
这就需要加强乡村两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增配专业性调解力量，加大人民调解“以奖代补”资金力度。
二是专业能力短板亟需补齐。
当前矛盾纠纷类型日益复杂，传统的“和稀泥”式调解已难以奏效。乡镇街道司法所人员配备不足，“一所三员”的基本标准都难以达到，还不说司法所承担了过多的事务。
村（社区）治调主任专业能力有限，面对复杂的物业纠纷、合同纠纷、经济纠纷等，往往力不从心。包括日益难调的邻里、家庭纠纷，也不知如何是好。
三是行业调解组织亟待建立。
以物业纠纷为例，一个小区的物业服务问题，可能引发几十甚至上百件诉讼案件。据一位法官介绍，今年他们刚刚上班，就接到某物业公司起诉业主的案件五十件，问其最终会有多少案件，公司说至少三百件。
如果能够组建物业领域的行业性调解组织，让专业人士在诉前介入调解，将有效分流这类批量案件。
化解矛盾纠纷，不能仅靠法院单打独斗，更需要构建多元解纷的大格局。只有把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挺在前面，切实发挥基层组织和社会力量作用，并且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才能真正实现从源头上减少诉讼增量，让法官从“案山卷海”中解脱出来，有更多精力去精耕细作每一起案件，努力实现“案结事了人和”的司法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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