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宜昌中南冶金机修厂上演过这么一出戏。
食堂那边的批斗会刚散场，当权派、也就是厂长樊志义前脚迈出门槛，后脚就听见有人放了响儿。
"砰！
砰！
扣动扳机的是厂里的工人杨金良，手里攥着个驳壳枪，也就是大伙儿常说的"盒子炮"。
这两梭子，杨金良就是冲着老樊后背去的。
他心里的小九九挺单纯：就是想给这个正在挨整的头头一点颜色看看，吓唬吓唬他。
按说，谁要是冷不丁听见背后枪响，要么抱头鼠窜，要么魂儿都吓飞了。
况且那会儿的机修厂，造反派正是凶的时候，当官的一个个提心吊胆，神经那叫一个紧绷。
可樊志义接下来的举动，把在场的人都整蒙了。
这老头连眼皮子都没夹一下，步子依旧四平八稳，仿佛背后响的不是要命的家伙，而是谁踩爆了个气球。
这一幕反倒把跟在后头看热闹的劳资科干事给震住了，心里直犯嘀咕：这老爷子，真踏马是铁打的。
老樊凭啥这么淡定？
要说缘由，其实挺简单。
对杨金良这种人，开枪是用来显摆威风的把戏；可对樊志义而言，枪炮声那是伴随他前半辈子的催眠曲。
杨金良平常顶多在球场上跟小年轻拍拍篮球，玩枪？
他还在穿开裆裤玩泥巴那会儿，老樊已经在死人堆里滚过好几遭了。
樊志义老家是山西石楼的，1938年就跟了党的老兵，一直在八路军的主力部队里摸爬滚打。
跟日本鬼子拼过刺刀，跟阎锡山的晋绥军干过仗，像运城、临汾、太原这些山西地界上的硬仗，他场场不落。
对于这种从血水里趟出来的行伍汉子，几声听响的空枪，算个球？
这事儿其实透着股那个年代特有的怪味儿：虽说大家都戴着"走资派"或者"反动权威"的高帽子，但这帽子底下的成色可大不相同。
有的"走资派"早就吓破了胆，成了软脚虾；有的那是虎落平阳，骨头茬子还是硬的。
话虽这么说，在宜昌中南冶金机修厂这个也就400来号人的"央企"里，真正够格叫"老资格走资派"的，扒拉着指头数也没几个。
满打满算，建国前入党的统共就俩。
一个是樊厂长，再一个，就是"我"的母亲——一位四川地下党出身、搞过土改的老党员。
当然，还得算上"我"那个父亲。
要是说樊志义遭罪是因为他那副"百战余生"的硬骨头，那"我"父亲被打成头号靶子，纯粹是因为一年前他把一道"算术题"给算砸了。
这道题的题面是：选北京的自行车，还是选地方上的小轿车？
把日历翻回到1965年。
那是大风暴来临前的最后一年，也是"我"父亲仕途最顺的时候。
那会儿，他担着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丰山地质会战指挥长的担子。
那年头，冶金部的大领导吕东亲自来湖北视察。
父亲作为懂行的基层主官，那是全程陪同。
吕部长的行程排得满当当，看了父亲负责的丰山会战，又特意跑了趟湖北恩施建始县官店镇的三线铁矿基地，还有608地质大队。
这一圈转下来，吕东对父亲那是相当中意。
不管是在丰山，还是河南镇平那个亿吨级的铝矿，亦或是恩施的大山沟，成绩单都摆在那儿，硬邦邦的。
考察一结束，吕东直接递过来一根橄榄枝。
他问父亲：想不想去部里的地质司干？
只要点头，手续他来办。
搁在当时，这绝对是一步登天的美事。
从中南地区的一个勘探公司，直接调进北京冶金部地质司，这等于是从"诸侯"变成了"京官"。
北京那是啥地方？
皇城根儿下，孩子上学、看病、过日子，哪是宜昌这种偏远小城能比划的？
就是跟武汉比，那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再说了，吕东部长看上父亲，不光因为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内行干部，更看重他常年跑野外、不玩虚的那股子实干劲儿。
搞地质的就得吃苦，必须得往基层扎。
冶金部地质司管着十几万人马、十好几个勘探公司，坐在北京听汇报是舒坦，可摸不着实底。
吕东想调父亲去，就是图他能干实事。
面对这个能把全家命运改写的大机会，父亲却犹豫了。
那晚，他翻来覆去琢磨了一宿。
最后，他竟然给回绝了。
为啥？
就因为吕东部长发邀请的时候，顺嘴提了一句："到了部里，可是没专车坐的哟。
这句闲话，成了压垮骆驼的那根稻草。
那会儿的冶金部地质司，除了副部级的大佬有专车，司局级的干部上班全得蹬自行车。
父亲在北京有不少老战友，那边的底细他门儿清：官衔是挺大，可那是"大庙里的小和尚"。
但在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他过的是啥日子？
他是指挥长，是一方诸侯，出门那是吉普车伺候，下基层也是前呼后拥。
在1965年的中国，屁股底下有没有一辆专车，那不光是走路累不累的问题，那是身份、地位和权力的招牌。
父亲心里的算盘是这么打的：
去了北京，名声是好听了，可生活档次下来了，天寒地冻还得骑车上下班，成了庞大机关里的一颗螺丝钉。
留在这儿，虽说地界偏了点，但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手握实权，出入有车，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滋润。
于是，为了那辆小汽车，他把北京的自行车给推开了。
哪怕过了好多年再回头看，这也像是个典型的"贪图安逸"的昏招。
可在当时，这大概也就是普通人的正常心思。
谁能料到，也就过了一年光景，他就为这个念头栽了个大跟头。
1966年，天变了。
要是父亲当初选了去北京，顶多就是地质司的一个司局级干部。
在北京那个"水深王八多"的地界，这种级别的干部一抓一大把。
在那场惊涛骇浪里，他大概率是个"逍遥派"，甚至可能因为根正苗红、业务过硬，成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哪怕真要挨整，也轮不到他这种级别的"小鱼小虾"站C位。
偏偏他留在了中南地质勘探公司。
在这儿，他是"一把手"，是坐小汽车的"特权阶层"，是名副其实的"土皇帝"。
这下好，在造反派眼里，他就是现成的、最大的活靶子。
他成了中南冶金地质勘探公司头号"走资派"。
接下来的日子里，湖北、河南的各个地质大队，他都得去"巡回展览"——戴着高帽子，挂着黑牌子，被押着游街。
那辆让他舍不得撒手的小汽车，没能载着他去视察工作，反倒成了他"贪图享受、做官当老爷"的铁证。
这就是历史给开的一个黑色玩笑。
父亲因为贪恋地方上那点"威风"，结果把自己送到了风口浪尖；反倒是如果他愿意去北京"受罪骑车"，说不定在那个动荡的年月里还能保全自己。
这一家子的命运，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被卷进了时代的洪流里。
再瞅瞅他们当时待的那个环境，这种荒诞劲儿就更足了。
那个听着挺唬人的"中南冶金机修厂"，其实就窝在宜昌郊区一个叫苏家榜的穷乡僻壤。
周围全是庄稼地，路边是一堆堆的荒坟。
头一回发配到这儿的人都得吓一跳：这哪是工厂？
简直就是乱坟岗子边上的贫民窟。
家属区挂在半山腰上，清一色的平房。
条件差得没法说：
自来水都不进屋，一排房子共用一个水龙头。
没厕所，偌大个家属区就那么一两个茅坑。
没厨房，家家户户在墙根底下支个煤炉子，锅碗瓢盆全挂墙上。
所谓的"厂"，职工也就400来号，主业是修地质钻探设备的，规模顶多相当于武钢的一个小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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