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末，北京协和医院某个清晨，一位年纪不大的青年被紧急送进急救室。
他脸色苍白，呼吸微弱，腹部异常肿胀。
护士手忙脚乱地翻找药品，医生还没来，输液瓶已经挂上。
葡萄糖，是过期的。
几个小时后，他死了。
消息传到总参，聂荣臻将军坐在椅子上，久久没说话。
然后突然起身，狠狠一拳砸在桌子上，眼圈通红：“我没保护好他。”
这个年轻人叫印华。
名字不响，可身份特殊。
他是印度医生柯棣华的儿子。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时间得往回拨，拨到抗战最艰难的那几年。1940年，正是日军在华北步步推进、根据地四处告急的时候。
那时候，中国人拼命守，但也有人从世界各地赶来帮忙。
柯棣华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印度人，学的是西医，孟买大学毕业，还当过私人医生。
按说以他那份家世和本事，留在印度或者去英国发展，都有的是机会。
可他偏偏选择坐船来到了中国。
他不是来观光的。
是来救人的。
一到中国，他被派到晋察冀边区，接替刚牺牲不久的白求恩。
那会儿，医疗条件简直可以用“原始”来形容。
消毒靠烧水，麻药靠酒精，手术靠勇气。
柯棣华不但干，还干得特别拼。
他手术一做就是十几个小时，饭都顾不上吃。
有一次，连着做了十台手术，最后自己晕倒在手术台边。
那天夜里，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八路军的会议记录里。
写得不多，只有一句：“此人为我所用。”
在延安，他认识了郭庆兰，一个当护士的山西姑娘。
她懂点英语，也有文化，干活利索，心眼不多。
最初是佩服，后来就变了味。
柯棣华的中文说得很溜，口音不重，还爱讲笑话。
郭庆兰说：“他一边缝针，一边跟我说‘你再不嫁我，我就嫁给你’。”
两人结婚后不久，儿子出生了。
取名“印华”——印度与中华的结合。
可惜，幸福没维持多久。1942年，柯棣华在救治一位重伤员时突然倒地，癫痫发作，抢救无效。
那时候，边区没药没设备，医生自己也常年过劳。
他的遗体用军毯包着，埋在太行山下。
没有墓碑，只有一块木牌子，上面刻着：“柯棣华，印度医生，中国人民的朋友。”
郭庆兰抱着4个月大的孩子，站在坟前整整一个下午，一句话没说。
回去之后，有人见她把柯棣华的听诊器埋在了箱底，从此再没拿出来过。
1943年，朱德命人把母子俩护送到了延安。
组织上考虑到她一个人带孩子太难，就安排她改嫁给一位政工干部，张一忱。
这桩婚事没什么浪漫，是组织考虑周到，但感情上也算平稳。
印华就这样在延安长大。
吃窝头、喝野菜汤，冬天裹棉被，夏天光脚跑。
他从小知道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别人都姓张、姓李，他姓印。
别人问起他爸是谁，他就说：“是个外国人，在中国死了。”
1958年，印华已经十六岁。
这年夏天，他和母亲接到通知，可以去印度探亲。
那是他第一次离开中国。
到了孟买，气候潮湿，街道热闹，柯棣华的老家是一栋三层楼的红砖洋房。
家里佣人不少，从门口到厨房站了七八个。
印华和母亲一进门，行李就被抢过去了。
有人给他们脱鞋、递水、拿毛巾。
印华有点不自在。
他想自己拿包，被拦下了。
吃饭时候，他要自己盛饭，又被拦下了。
连洗脸，都有人站在一旁伺候。
他问母亲：“他们什么意思啊？”
郭庆兰说：“这是习惯。”
但印华心里很不舒服。
他说：“我在延安长大，人人都平等，哪有这么多人伺候人？”
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听着远处汽笛声，心里发酸。
他看着父亲留下的房间，书架上摆着英文医学书。
桌上还有一张合影，是父亲与中国战士围坐在一起，笑得特别真。
第二天，他告诉母亲：“我不想留下来，也不想继承什么。
我就想回中国。”
母亲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
这件事传到北京后，中央也曾讨论过。
有一种意见是，让印华回印度，继承家产，成为中印之间的桥梁。
还有人建议他学医，毕业后带一批中国医生去援助印度。
但印华拒绝了。
他说：“我就是中国人。”
回国后，他报考了医学院，成绩很好，实习也认真。
可惜，动乱那几年，谁都保不住自己。
医院里人心惶惶，老医生被批斗，新医生不敢管事。
印华身体本来不好，一次感冒拖成肺炎，再加上医院用错药，一袋过期的葡萄糖，就把他送走了。
事后，负责那场手术的护士辞职了。
医院也开了检查会。
但一切都太迟了。
柯棣华的墓前，那年多了一束花。
没有落款。
从那以后，再也没人提过让印华“回印度”的事。
参考资料：
张友渔主编，《国际主义战士柯棣华》，人民出版社，1984年
朱维群，《聂荣臻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战时期国际援华人士档案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
郭庆兰口述，李志刚整理，《延安岁月：一个护士眼中的柯棣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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