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承德的农村，一个弯着腰的老汉正编柳筐，没人知道他叫李有田，是雇农，也是三省民警找了二十多年的“冀字一号”逃犯，直到派出所一脚踹开他家的土屋门，屋檐下的麻雀扑棱棱飞起来，这藏了半辈子的土匪头子，才不得不站直了，面对这迟来的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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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那个春天的夜里，柴胡栏子村响起了枪声，二十多个赶路的干部在睡梦里被围住，五个是师级干部，有人临死前把文件嚼碎吞下去，有人把枪口对准自己太阳穴，也不当俘虏，两个年轻女译电员被拖走时，脚上的白布鞋还沾着露水，天亮后土匪拿刺刀剖开烈士的身子，把残破的躯体扔在晒谷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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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策划惨案的主谋原本是个读书人，师范毕业当过校长，家破人亡后上了山，他带着一本《孙子兵法》和几百个散兵，自称反共先遣军司令，专找给百姓办事的干部下手，他们替老百姓分地分粮，我父亲却被枪毙了，审讯时他这么说，可没人听他讲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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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民警在坝上草原追了他十二年，他白天在生产队喂牲口、记工分，夜里就着煤油灯用石灰水泡指甲，县里放《沙漠追匪记》，他死活不去，普查户口总说我是文盲，直到一九六八年，曾给他牵过马的齐达榜出狱了，老往他家跑，这身份才慢慢露了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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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德体育场那天人挤人，七十二岁的任芳伍穿着发白的灰布衫，站在枪口前，他笔记本最后一页的字迹早模糊了，且看共党坐得几年天下，子弹穿胸的时候，台下有人喊，该，那些烈士早该等来这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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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民警从他土炕底下翻出两把生锈的枪，还有一本写满受害者名字的本子，柴胡栏子后山的烈士陵园里，二十二块青石碑让松枝盖住了，没人提血债血偿了，可每到清明，总有些老人领着孩子站在碑前，一遍遍说当年土匪怎么打断了那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