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柏林危机：美国4000吨物资运送的中国经验|光辉战机|德国|柏林危机|美国|运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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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美国人低估了苏联拿柏林市民作“人质”的冷酷，那么苏联人则低估了美国人以“空中之桥”解决200多万市民生计的能力。这可不能怪苏联人思虑不周，若参考二战时的长时间、大规模空运，西柏林的形势实在不容乐观。

苏联人肯定记得，5年半之前，苏军于1942年11月22日围住了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德国第6集团军，后至1943年1月22日才拿下德方控制的古姆拉克机场。这两个月期间德国空军第4航空队前后有超过500架运输机参与了前往古姆拉克机场的空运行动，然而平均每天能运到的物资不到100吨（包括食物、弹药和药品等），根本无法为这21万被围困的士兵提供最基本的食品供给，以至于苏联红军最后抓到的是9万多几乎饿毙的俘虏。

相比之下，苏联人不太熟悉的另一座“空中之桥”要成功一些。1942年3月，美国为了支撑中国继续抗击日本，在新德里成立了第10航空队，专门负责飞越喜马拉雅山为蒋介石政府运送军用物资一即著名的“驼峰航线”。1942年蒋介石希望每月能运到7500吨物资，即每天250吨，但最初几个月美方连这一需求也不能满足。后来随着经验的积累、更加科学的路线规划和中美飞行员忘我地工作（有时甚至一天飞三个来回），输送量从1943年起提升到了每月万吨以上，并在1945年7月达到顶峰。驼峰航运的最终成绩是：拥有640架飞机（不包括在驼峰空运中已损毁的594架）的美国第10航空队，在42个月里运送了约65万吨物资，平均每天515吨。

西柏林每天需要多少吨物资呢？在遭到封锁之前，每天运进柏林西占区的物资达15500吨。

即使仅算最基本的食品供应，西柏林市民每天就需要900吨土豆、641吨面粉、105吨谷物、106吨鱼和肉、51吨糖、32吨动植物油、20吨牛奶、10吨咖啡以及3吨酵母粉，共计1868吨（谢天谢地，西柏林的供水并未切断)。煤炭、药品、汽油等必需品每天也要上千吨的运量（冬天更多）。其余的生活用品等虽不是万分紧急，但从长期看也必不可少。美方估算，要想坚持下去至少要保证每天4000吨的运量。

和平时期的空运固然不用考虑敌方火力拦截的问题（前提是你不要飞到空中走廊之外），但由于战后复员和保持战备的需要，驻欧美国空军临时能调动的飞机数量还比不上5年前的德国第4航空队。美军敢于赌一把的底气在于单机运载量。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的主力运输机Ju-52的有效载荷只有1.5吨，在其运输的最高峰(1942年12月19日)，德军一共飞了154个航班。

却仅交付了262吨物资。相比之下，美军的C-47“空中列车”和C-54“空中霸王”运输机，有效载荷却分别能达到3.5吨和10吨。

大规模空运开始后，李梅调集驻欧空军的全部运输机：102架C-47加上2架C-54——其中一些C-47还带着机翼上的三条白杠，那是4年前诺曼底登陆空投伞兵时的涂装。如果这批飞机聚齐，理想状态下一个来回能运326吨物资，每天飞两个来回就有652吨。

因此最初克莱估计美军每天最多能空运700吨物资。事实上，苏联封锁柏林后的最初的48小时里，柏林得到的支援还不如斯大林格勒，美国飞机一共只运来了80吨面粉牛奶和药品。随着美国空军将部署于世界各地的运输机陆续调往欧洲，特别是调入了更多的C-54，每架次的平均运输量从2.5吨提升至5.1吨，7月下旬英美航空队的空运总量提升至每天2400吨。这个数字虽然能让柏林人不至于饿死，还远不能满足柏林市民未来冬季取暖的需求。因此很多美国官员认为，这只能为外交谈判争取时间，空运最多可撑到10月份。

就在此时，时任美军总参谋部计划与行动处主任的魏德迈将军来到柏林视察。二战后期，魏德迈曾取代与蒋介石闹不愉快的史迪威担任美军的中国战区总司令。二战结束后，与蒋介石合作默契的魏德迈本已订制好上任美国驻华大使的礼服，岂知马歇尔为了调处国共矛盾而力荐形象温和的司徒雷登担任此职。

魏德迈只好回到总参谋部任职，这次调动与魏德迈在中国的经历可能改变了柏林空运的历史。魏德迈在柏林与克莱长谈之后，向华盛顿发出一份给美国空军总参谋长范登堡将军的密信，要点有二：第一，以空运的方式供应柏林是可行的；第二，要取得成功必须用中国战区所采用的那种方式。

他推荐了“驼峰航线”后期的卓越指挥官威廉·滕纳担任柏林空运总指挥。滕纳于1943年6月30日接手“驼峰航线”后为航线引入了道格拉斯C-54，他还制定了维护航线和飞行安全计划，在将致命事故率降低75%的前提下，将运送吨位和飞行时间增加了一倍以上，他懂得如何发挥C-47和C-54运输机的最大效能。

在1948年7月28日滕纳接到任命之前，柏林空运任务主要是由李梅将军手下的美国空军部队完成。滕纳飞抵德国之后，不由得对眼前的场面不住地摇头。他把7月的空运称为“西部牛仔式的行动”。飞行员和地勤人员都很努力，却几乎没什么人知道自己第二天要干什么，没有计划表，一切都是临时凑合。在柏林的滕帕尔霍夫机场，他看见德国志愿者在汗流浃背地卸货，而十几个飞行员在休息室等待，还有更多的飞行员在吧台喝咖啡、吃零食、抽烟、闲聊、大笑这些人怎么才能知道什么时候该起飞呢？没有人有时间表。

滕纳在视察之后认为，美国空军是优秀的战斗队伍，但对织空运而言则完全是外行，李梅、克莱乃至整个欧洲在那时都不知道战略空运的真正威力。滕纳带来了一大批自己在驼峰航运时期带过的老部下，这些来自美国军事空运服务处(MATS)的精英在西藏的寒风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尽管美军从威斯巴登飞到柏林的空中走廊是最长的，但是歌德、海涅笔下女巫飞舞的哈尔茨山与喜马拉雅山相比，只是一片美丽的绿色丘陵。

但滕纳需要再过几天才会明白，并非所有的困难都是组织者业余造成的。德国北部的天气当然不像“驼峰航线”那样严酷，却常常形成局部的小气候，刚才还晴朗的天气会突然之间变成完全无法辨识方向的浓雾或大雪，令不习惯完全依靠仪表飞行的飞行员手足无措。

1935年建成的滕帕尔霍夫机场设施齐备，却太靠近市中心，周围还有不少高层建筑。北德变幻莫测的天气让滕纳到任不久就迎来了一个惨痛的“黑色星期五”。8月13日，柏林空中的浓云一直压到了高楼顶上，大雨又使机载雷达失效。但为了给空运中的功勋人员颁发奖章，滕纳还是飞到了柏林滕帕尔霍夫机场。

突然间，一架准备降落的C-54就在他眼前撞向地面，化作了跑道上的一团火焰。后面一架运输机距离前机很近，飞行员拼命避开火堆，却导致轮胎爆裂。第三架飞机慌忙降落在刚刚修好的备用跑道上，结果栽了个大跟头，一侧机翼损毁此时，后到的飞机还在源源不断地赶来，却再也不敢降下来。

很快就有20多架运输机层层叠叠地在机场上空的云雾中盘旋，他们腾挪的空间非常有限，而他们只要飞出“空中走廊”的范围就有被苏军防空部队击落的危险。如此情况下，驾驶舱外却什么都看不见，这群平时胆大包天的飞行员也忍不住惊慌到“牙齿打颤”。

地面上的指挥也慌作一团，一面清理跑道，一面呼叫正要起飞的飞机停止行动。滕纳似乎即将要亲眼见证自己空运体系的崩溃，“我简直气得能一口啃下我奶奶的脑袋”，他后来回忆到在千钧一发之际，他呼叫塔台，下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指令：“我是滕纳，你们让每架飞机都原路返回自己的基地，等他们安全降落后通知我。”

这个危机之下的简短指令，创建了今后一年柏林空运中的一个核心规则：任何错过进场的飞机都应立即通过空中走廊内中央环线的出口返回自己起飞的机场，并在整个空运中视作正常离场，等到了基地再更换机组人员开启另一轮正常航班。所有的飞机无论雨雪阴晴、白天黑夜都必须依据仪表飞行，以保持相同的速度、间隔和高度。

为了将效率发挥到极致，他还规定飞机降落到柏林的机场后，机组人员不得以任何理由下机休息，从而消除了以往“你等我、我等你”，结果半天开不走飞机的情况。通过优化装卸方法，拼命工作的德国志愿人员能在10分钟内将载重10吨的C-54卸货完毕，所以机组人员也等不了多久。

由此滕纳架设了一套在空中川流不息的工业流水线。这套看上去机械死板却简单易懂的规则大大降低了事故率。而且滕纳虽崇尚科学的方法和严格的纪律，却并不是一个老顽固。为了把这群棒小伙牢牢钉在驾驶座上，他设法从德国红十字会请来一批既漂亮又爱笑的柏林女孩，让她们乘坐卡车依次给落地的飞行员递送零食、饮料。效果极好。

在装备方面，滕纳也有了新工具。就在“黑色星期五”次日，有效载荷达21吨“环球霸王”的C-74运输机首次执行柏林空运任务，向柏林运送了20吨面粉。9月18日，该机机组人员在24小时内连续6次飞往柏林，共运送了113.4吨煤，创下了空运特遣队的新纪录。

在滕纳的指挥下，柏林空运逐渐走上正轨。8月份，英美航空队的运输总量达到了日均4000吨，9月日均4653吨，10月日均4919吨。至此柏林的物资库存开始不断增加，柏林人度过了最危急的阶段。

紧张的气氛和缓下来，记者们也有空去挖掘更精彩的故事，比如美式主旋律宣传的经典之作：“摇翅膀叔叔”。广为流传的故事是这样开头的：有一位叫霍尔沃森的美国飞行员在完成运输任务后，偶尔给了机场附近的孩子们两个泡泡糖，孩子很感激。于是他第二天到机场分发了更多泡泡糖。

如果了解滕纳的空运规则就会发现，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执行空运任务的飞行员不能离开驾驶座。滕纳在回忆录中披露，出生在犹他州的霍尔沃森在参军前就很爱与孩子们打成一片。服役后，霍尔沃森当上了运输司令部的飞行员，正好有机会在工作中经常接触来自非洲、巴西的孩子。他不抽烟、不喝酒，但爱好糖果和口香糖，平时口袋里总是装满糖果。

他第一次在柏林发糖果那天没有执行任务，本来就是去柏林市内闲逛。结果他天然的孩子缘，让一大群柏林儿童围上了他，语言不通的两群人比比划划地谈了一个多小时。他发现这群柏林孩子与他此前遇到的孩子不同，他们根本不向他要糖，但他看得出他们并不是不饿，而是这些孩子习惯了自制并且很害羞。

于是他把兜里的糖果全拿了出来，而且承诺明天会再带糖来。但霍尔沃森次日不会再有第二次闲逛的机会了，于是他回去后急忙用手绢做了几个小降落伞，第二天执行任务时将它们在降落前抛了出去。到了第三天，他发现一大群孩子们已经等在机场旁边，而且他们早已熟悉这架会事先摇动机翼的飞机霍尔沃森的奇遇很快传遍了整个中队，甚至连总指挥滕纳也有所耳闻，他接见并鼓励了他。

在此之后，霍尔沃森送糖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需要其他飞行员帮助。关注空运的美联社记者据此写成了一篇轰动一时的新闻：《柏林上空的糖果轰炸机》。霍尔沃森还被请回美国，作为嘉宾参加最流行的广播节目。听众反映空前强烈，美国人开始给他们中队寄送带着手绢降落伞的糖果在燃眉之急解决后，空运可以将更多的建筑材料带进柏林以修建新的机场。没有什么地方比泰格尔机场的建筑工地，更能体现德国志愿者在这场空运中的重要性——位于原法占区的泰格尔机场于1948年8月5日开工，仅仅3个月之后，总重量28吨的C-54已经可以在新机场上起降，直至今日它都是柏林的主力机场。

新增加的运量甚至可以惠及柏林的绿化：飞行员们为提尔加藤公园运来了第一批新树种，在1948年的冬天，无煤取暖的市民早已将这里的树木砍伐一空。

到了1949年4月，滕纳决定充分展示一下手下们的实力。他下令在复活节当天所有的飞机只运煤炭，24小时不间断出动，一共飞了1383个架次(即平均一分钟左右起降一架飞机)，运了12941吨煤，而且未发生一起事故。美军将这次实力展示称之为“复活节大游行”，此后美军也保持了每天约9千吨的运量。

苏联的威胁彻底失效了。

柏林空运的成功，让英美的对苏外交充满底气，并且不急于达成协议。苏占区政府于6月24日封锁西柏林时用的理由是“技术障碍”。这层掩饰还需要克里姆林宫揭去。8月2日，斯大林接见了美英法三国大使，声称封锁柏林是为了防止德国被分裂为两个国家。他要求西方盟国重新考虑“伦敦方案”，不然它们就将失去留在柏林的合法基础然而美国不但没有妥协，反而大举增兵西欧，并将B-29战略轰炸机调往英国，做出准备打核战争的样子——而苏联这时候连一枚核弹也没有。

西方也对苏占区的实施了反封锁，令苏联无法进口紧缺的钢材和煤炭至此，苏联封锁柏林早已得不偿失。1949年1月27日，美国国际新闻社社长史密斯采访斯大林，乘机提出了解除柏林封锁的问题。斯大林的立场有所松动，他没有再直接否定西占区独自建国的可能性，只是表示如果西德推迟建立的话，苏联政府将取消交通管制。

斯大林做此表态之后，剩下的就是职业外交官们的工作了。3月，美苏两国的驻联合国代表经过多轮沟通，最后确定了以西方同意召开四国外长会议以换取柏林解封的方案。1949年5月12日，满载着“关怀包裹”(CARE)和西方记者的卡车穿过苏占区进入柏林，第一次柏林危机结束了。

斯大林看似失败了，其实他没有输掉任何他自己真实关心的东西，与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的结局一样，一切只是恢复原状而已。

从花费上看，为了这个“原状”而付出巨大代价的是西方。为以防万一，柏林空运一直持续到1949年9月份，这座“空中之桥”的“建造费用”超过2.24亿美元(1948年美国全年的军费也只有91亿美元)。值得吗？

相比于灰溜溜地撤出柏林或与苏联开战这两种结局而言，以这个代价维持现状显然是上算的。

但西方获得的还远远不止于此。苏联的敌意让整个西方结成了紧密的同盟，在柏林封锁的阴影下，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国于1949年4月4日在华盛顿签署《北大西洋公约》，其第五条规定“对任何缔约国的武装攻击都应视为对全体比北约成立更具历史意义的事实，是“西方的范围空前扩大了。作为当时世界上五大工业中心之一的德国，其西部国土从此牢牢与西方连接在了一起”。

在马歇尔计划刚刚启动时，美国国务院的许多官员依然很担心。一方面，美国拨款支持英国、法国复兴还好说一点，但在二战硝烟刚刚散去的时候，让美国纳税人去支援德国人真的可行吗？

仅仅3年之前，美国的战时宣传还将德国人塑造得如同魔鬼，而纳粹的集中营和大屠杀足以让大多数美国人相信事实的确如此。另一方面，美国的情报显示，大多数德国人在战败后并没有什么悔罪的意识，更多的只是自怜，认为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

普鲁士-德意志数百年来的军国主义传统真的能被战后那几个月的“非纳粹化”、“非军事化”消除吗？如果德国复兴，真的能成为“自由世界”对抗苏联的可靠盟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