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春林｜漂泊者的精神暗伤与现代叙事手段|乔伊斯|小说|尤利西斯|弗洛伊德|漂泊者|王春林

>>>漂泊者的精神暗伤与现代叙事手段<<<

文/王春林

郑小驴的中短篇小说集《南方巴赫》收录了《南方巴赫》《国产轮胎》《最后一口气》《盐湖城》等九篇小说。从小说内容上看，郑小驴塑造了一系列漂泊的人物形象，包括被异化的少年、迷茫的青年以及悲哀的中年人，由此折射出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的现代人身上一种焦虑、迷茫的情绪。形式结构上，通过对复调、互文手法以及亡灵叙事手段的征用，郑小驴一方面实现了小说在形式上的发展和突破，另一方面达成了对于现实社会和权力深入透辟的反思。凡此种种，加之对于南方社会阴暗、潮湿、暧昧的书写，郑小驴实现的就是对于中国式的南方的“约克纳帕塔法世系”的书写和想象。

一、现代个体“尤利西斯式”的漂泊与迷茫

阅读《南方巴赫》这部小说集，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那些形形色色的小城青年。小说集中大多数主人公，如《南方巴赫》中的金宏明和《国产轮胎》中的小湘西均出生于偏僻的小城。这些小城青年携带着童年时期的创伤，怀抱着独立成长的渴望，在迷茫中从偏僻、落后的一隅蓦然闯入了与自己之前所扎根的空间天差地别的现代都市和阴暗罪恶的成年人的世界。也因此，来到都市之后的他们无所适从，失却了目标和方向，无可奈何地陷入了沮丧和沉沦之中。他们在高楼林立的石头城之中孤独地漂泊流浪，自始至终找寻不到自己的方向和心灵的归处，精神上的疏离和孤苦无依也成了一种常态。我们会发现小说中，“孤独”“无聊”“迷茫”这几个词频繁出现，本质上成了这些青年精神状态的核心表征。

金宏明的成长经历尤为典型，在入伍前他前往省城投奔表哥徐三焘(绰号“三岛”)，却在这个“十八岁出门远行”的过程中，以极端吊诡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成人礼。来到表哥所在的都市之后，金宏明“独自出去过两回，去市中心，转了两趟公交后，很快晕头转向”。这个城市对他而言“过于庞大和陌生”。就此而言，金宏明作为这个城市的闯入者，始终是一个边缘人和多余者。这种边缘性既源于地理意义上的出身，也来自于他心理层面的孤独体验。金宏明就是在这样一种极端孤独、落寞的状态之中想起艾米莉的，“在秋末这个冷清的早晨，孤独就像萦绕弥漫开来的烟雾”，“我就是那个瞬间突然想起艾米莉的”。金宏明认识艾米莉的方式颇有意味，如他所言:“艾米莉是我通过‘漂流瓶’认识的网友。”我们会发现，现代城市的钢铁丛林将人与人之间原本亲密的关联斩断，使得每个个体成了“原子化”的孤岛和绝缘体。也正因人与人之间成了互不相通、难以交流的孤独的巴别塔，所以他们那些隐秘的疼痛和精神症结只能通过漂流瓶这一载体对陌生人诉说而得以排解。从这个意义而言，漂流瓶这一交流载体便带有了一丝隐喻色彩，它直接指向的是现代人的孤独和漂泊。

也就是从这个角度，我们会发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一潜文本的存在。我们知道，《尤利西斯》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对于青年诗人斯蒂芬在1904年6月16日从早上八点到凌晨两点钟一天之内在都柏林的种种经历的书写。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氛围，这座死气沉沉的城市处处暗藏危机。在这个庞大凋敝、无聊乏味的都市迷宫中，斯蒂芬只能如同无根的浮萍般漂泊流浪，在漂泊中逃离自己生理上的父亲，并寻找自己精神上的养父。同样，《南方巴赫》这部小说集中的青年也都走向了身体及心灵的双重漂泊和流浪。《国产轮胎》中的小湘西逃离家乡的目的是摆脱姑妈的规训；《南方巴赫》中艾米莉对于原生家庭的逃离，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拒绝父亲的掌控；而金宏明对于家乡小城的厌恶和逃离，本质上也是为了达成对于无孔不入的父亲的规训的拒绝，“对于即将到来的军营生活，我还是满怀期待的。只要能逃离那个早已厌倦的小县城，怎么都行”。他们在闯入一个陌生的世界后，逐渐洞察了生活的阴暗吊诡，并在这个过程中，纷纷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集中的多篇小说可以定位为成长小说，只不过这些小城青年的青春成长褪去了温馨、氤氲、浪漫的色彩，而是沾染上了一丝残忍、冷冽的色调，充满了迷茫、感伤、错愕与反常。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小城青年都属于现代版的中国的尤利西斯，可以归入“尤利西斯式”的人物图谱之中。而之所以小说中的叙述者对汽车如此迷恋，并对其展开了不厌其烦地描写，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汽车代替了尤利西斯的航船，成了现代的尤利西斯们在城市漂泊的工具。更可悲的是，尤利西斯在海面上的漂泊最终还是有一个目标和方向，即回到自己的故乡。然而,在现代尤利西斯的漂泊过程中，他们连这种目标和方向也失去了。

青年们陷入了无止境的漂泊和精神逃亡之中，中年人的生活同样悲哀且不堪。《南方巴赫》中金宏明的表哥徐三焘表面是品位高雅的知识分子，私下却极其变态。而徐三焘在婚后将所有珍藏的书籍和自己的爱车卖掉，则更是意味着这个曾经表面上特立独行、离群索居的人最终回归了庸常、乏味、无聊的日常生活。徐三焘之外，出现在其他小说中的中年人物的日常生活也一地鸡毛，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和西西弗斯式的吊诡不堪的困境之中，最终只能走向离婚、偷情和出轨。《南方巴赫》中艾米莉的父亲性格暴躁，母亲性格敏感，两个人之间的情感在长期的争吵之中消耗殆尽，被怀疑出轨的父亲甚至在家暴中将母亲“一巴掌打得耳膜穿孔、脑震荡”；《国产轮胎》中新华书店那个四十左右至今未婚的营业员，在贫乏的小城生活中成了他人热议的对象和话题中心。她被流言和侮辱性的绰号淹没，只能沦为一座肃穆的“雕像”，在荡妇羞辱之中了却残生。同样，那个因小儿麻痹而被迫嫁人的瘸腿女人，也只能遭受无止境的家暴，在日复一日的消耗之中，走向生命尽头；《战地新娘》之中的主人公在重复、肤浅、荒诞的生活之中悲哀地意识到，所谓的“这些可支配的‘当下’不过充满同质化的世俗”，所以跟妻子离婚是他“唯一的选择”。而三十七岁的他在婚姻破裂之后，只能在暗夜之中进行无奈的自慰；《一屋子敌人》中原本从事广告事业的主人公在因强奸罪锒铛入狱之后，面对的是妻离子散的现状。更为惨烈的是，如果说金宏明身上还携带着青年那种探索真相的勇气。那么到了《火山边缘》，当中年主人公刚降生的孩子在新生儿室因感染病菌而死亡，原本摇摇欲坠的婚姻也在这样的打击之后彻底走向终结，已经被痛苦现实折磨得遍体鳞伤的他终于意识到了：“没有真相，这个世界或许压根就不存在什么真相。”这些悲哀、平凡的中年人被平庸、失败的生活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只能用无奈、不屑又戏谑的眼光去看待这滑稽又无聊的人间，就如同《战地新娘》中怀抱当演员梦想却只能沦落到演死尸的老王那样：“望着从身边走过的每个人，咧着嘴，露出满是鲜血的牙齿，目光充满了无尽的嘲弄。”

青年和中年人的生活陷入了泥潭之中，如此可悲、无聊、庸俗、乏味，少年们的生存状况和精神世界也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更加危机四伏，更让人揪心。《衡阳牌拖拉机》叙述的是一群少年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但是平静的生活下，实则暗流涌动。在那个偏僻贫穷的乡村，一帮孩子在捉迷藏的间隙，面对二先生年久失修的拖拉机，老六提出了柴油点不燃油箱的话题。在“我们”的一再追问之下，老六说出了真相，原来他曾亲眼看到火鸡他爹老罗往里面扔过火柴，甚至“不只火鸡爹，还有人也这么干过，好几回了，都没点燃”。沿着叙述者的叙述，我们明白了，原来老罗之所以往油箱里扔火柴，是因为二先生跟他的妻子雪莉偷情：“后来我才晓得，雪莉和二先生的事已经传开了。有人说早在夏天，亲眼看见晚上雪莉上了二先生的拖拉机，两人在拖斗里，待足了一炷香的工夫，雪莉才衣衫不整地从车上下来。”而整个冬天，二先生再也没有出现过的主要原因就是“传闻他和水车很多女人困过觉”。我们会发现，流言已经侵蚀到了少年们的世界：“后来我发现不仅月宝晓得这事，连郑妹都晓得了，那大人们肯定早就晓得了。”在这种景况之下，《衡阳牌拖拉机》中少年们的生活脱离了氤氲、童真、浪漫的色彩，逐渐渗入了阴暗的色调。本该天真无邪的少年们在这种境遇之下，迅速地早熟，并生发了罪恶的想法。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火鸡，当火鸡知晓母亲与二先生偷情的事情后，幼小的火鸡随之产生了犯罪的想法，以至于他有一天气冲冲地发誓要烧了“这台破拖拉机”。甚至连“我”也滋生了往油箱里扔火柴的邪念：“柴油能不能点燃，这成了我的一个心结。”“每次路过它的时候，我都会驻留一下，忍不住往油箱里瞥一眼。那个时候，我会下意识摸摸裤兜，很想试一试到底能不能点燃它。”虽然“我”最终克制住了自己的这一黑暗念想，但事实却是：“油箱里的火柴棍越来越多了，有天我惊讶地发现油箱还漂浮着一个烟头。显然有人试过了火柴，发现不管用，于是将尚未抽完的香烟扔了进去。”而油箱中不断增加的火柴，直接指向的就是人性深处不断滋生的恶念。那些不谙世事的少年们猛然进入了成年人的世界，才发现生活如此复杂且残酷。成年人不堪且堕落的生活被少年们得知，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他们原本赤诚善良的心性，使得那些黑暗的想法在他们内心不断地潜滋暗长。某种程度上，这也就印证了尼尔·波兹曼在《童年的消逝》中所提出的观点：“成人和儿童之间的主要区别之一，就是成人知道生活的某些层面，包括种种奥秘、矛盾冲突、暴力和悲剧，这些都被认为不适宜儿童知道；若将这些东西不加区分地暴露给儿童，确实是不体面的。而在现代世界，儿童逐步走向成年，我们正把这些秘密以我们认为是心理上可以吸收的方式透露给他们。”这也就导致，儿童被迫提早进入充满冲突、战争、性爱、暴力的成人世界，“童年”因此逐渐消逝。而少年们原本青涩懵懂的心性的改变，本质上是其精神被异化的一种现实表征。与之类似的还有《国产轮胎》中的小湘西。小湘西经历的是一个寄人篱下的灰暗童年，他从姑妈藏匿起来的照片中发现姑父和母亲的眼睛都被戳穿，由此意识到了母亲和姑父之间存在偷情的可能性：“他想起来，怪不得姑妈从不提姑父和母亲。他不清楚他们是怎么交恶的，以致姑妈如此憎恶他们。当然他不便当面问姑妈这些，只能将这些疑虑装进心里，从此再看姑妈，便觉得成人的目光深不可测。”除此之外，《国产轮胎》中鹏飞家的色情碟片不断侵蚀着学生们的精神世界；《南方巴赫》中艾米莉的过于早熟，跟她从母亲那里知晓了父亲出轨脱不了干系；《火山边缘》中“我”三番五次地用“谎言”欺骗天真无邪、活泼可爱的小曾泱。虽然“我”本意是善良的，但谎言终究会影响少年对于他者的天然信赖；《盐湖城》中刘明汉与贾山之间的斗殴也最终会扭曲儿子小枣的身份认同，在未来的人生中他或许会陷入如何确证自己真正父亲的迷茫之中。

据此，我们会发现，《南方巴赫》呈现了一幅完整的失败者群像。小说集中遍布着各种悲哀的人物，他们都享有失败的人生，这其中包括被迫早熟的少年，陷入迷茫与无止境的漂泊的青年以及在悲哀的生活泥潭中困顿不堪的中年人。这些人物被困在迷宫之中，一次次被命运所伤，仿若在一个黑暗的甬道之中穿行流浪，永远找不到生活的出口，最终只能无奈地归于平庸和麻木。这种精神上的漂泊和孤苦无依成了现代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常态与逃不脱的宿命，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作者通过对不同人物人生境遇的书写，无形之中揭示了“存在主义”的恒久困境。

二、精神暗伤书写与生理性的反抗机制

悲哀、失败的人生之外，小说集中的人物几乎都被自己的秘密和执念所掌控，或多或少都有着难以纾解的精神症结。他们的心理创伤或是来自幼年时期的不幸经历，或是来源于婚姻中的不堪，或是由于不公正世道的极端碾压。由此我们会发现，作者在小说中引入了精神分析向度，他将人物的生存困境无限放大，并通过对这种精神暗伤的书写，展现了人生境遇和命运的多个复杂面相。

《国产轮胎》中的小湘西五岁时父母在工厂大火中丧生，此后便跟着有极端洁癖的姑妈一起生活，“他和姑妈一块生活了十年。那是他人生中一尘不染的十年。姑妈是一个有着极端洁癖的中年妇女”。而姑妈之所以形成这种极端的洁癖，本质上跟她精神上所遭遇过的创伤有关。虽然作者并未明确指出，但从小说中一些细节我们会猜测到，小湘西的母亲和他的姑父有过一段难以言说的不伦之恋。而感情生活的被背叛成了姑妈当初与姑父离婚的直接原因，也是造成姑妈精神世界坍塌和极端洁癖的直接原因，“到底是离婚的缘故，感情遭受创伤，附带连过去的回忆也要一并抹掉”。姑妈所遭遇的此种精神世界的创伤以及她对于这种肮脏情感的极端厌恶，造就了她的极端精神洁癖，最终化作了生活之中的极端洁癖。因为寄人篱下的现状，所以童年时期的小湘西很早就明白了“要想在这个家长久生活下去，就必须适应姑妈的严格要求”。从那时起，他在按照姑妈的标准生活，对姑妈百依百顺的同时，也做好了逃离的准备。在这种极端压抑的环境之下，小湘西自身的精神世界也逐渐发生了扭曲和畸变。他的内心中出现了一台显微镜，“只要想到她，我就会想起显微镜。相比真实的显微镜，心里那台显微镜要可怕得多”。而这里的显微镜直接指向的是小湘西精神世界中逐渐滋生的恶意和邪恶欲望，“那台显微镜已经深深嵌入了我的记忆，我的精神，我整个灵魂”。最终，在姑妈四十岁生日时，他用最极端的生理性的肮脏去报复和反抗姑妈极端的精神性的洁癖，在饭菜中加入自己的排泄物后，便头也不回地离开了那个家。

我们会发现，在作者笔下，人性之中的精神畸变和歇斯底里，来源于外在社会或家庭对于个体天性的一种极端压抑。极端的压抑造就了极端变态的人格，而被压抑的精神和心理性的变态，最终通过肉体的生理性机能实现了一种隐秘而羞耻的释放。《一屋子敌人》中的男主人公也携带着挥之不去的精神创伤，曾为强奸犯的经历以及他在监狱之中的惨痛遭遇，让他不时在噩梦中惊醒。他曾经强奸过的那个女人身上散布的味道充斥在他的生活之中，甚至在他出狱之后仍然萦绕不去。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闻到那个味道后，他竟然失去了性功能：“我努力了几次，都失败了。此刻房间每个角落仿佛都弥漫着那股气味，简直无孔不入，我像被拽进敌人的房间，一屋子的人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这种男性生理功能的被“阉割”，本质上是一种精神上的负罪感在起作用，精神遭遇的创伤就这样以生理性的缺失呈现了出来。同样，《衡阳牌拖拉机》中，“我”坐拖拉机时美妙的精神享受也引发了生理性的症候，使得“我”在那一瞬间体验到了高潮的快感：“突然一股从未有过的激流从胯间涌过，像触电似的酥麻，电光石火间，拖拉机已经越过桥身，重重地落在桥尾。我们脸上都红红的，那股神秘的体验谁也羞于描述。”在这之后，当“我”的内心逐渐有了点燃拖拉机油箱的黑暗执念后，“我”再次体验到了那种快感：“我用力并拢双腿，极力克制内心这股邪念。突然胯间一阵奇妙的电流涌过，我想起上回坐拖拉机在石拱桥上腾空而起的那一刹，就是那种感觉。”

类似的还有《南方巴赫》，小说中金宏明的成长主要由三个人物推动，首先是他的表哥徐三焘。其次是他通过漂流瓶结识的那个神秘的艾米莉，最后则是艾米莉的父亲祁宏钧。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都喜欢巴赫的音乐，都有自身的秘密和精神症结，也都在不同程度上犯下了难以饶恕的罪恶。徐三焘的秘密是对不同女性的侵犯和怪异的收藏癖。艾莉丝的精神症结是对一模一样相同事物的极端厌恶：“我一向厌恶那些一模一样的东西，看上去自己仿佛就是对方的一件复制品。”而祁宏钧则因曾经杀过人，所以一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杀人冲动：“很多年来，我都在回味那种声音，那种颅骨开裂血肉模糊的声音，就像深夜听巴赫一样美妙。”由此，巴赫美妙的音乐最终与罪恶、强奸、暴力、血腥和死亡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审美张力和反差。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金宏明前后两次接收到的漂流瓶和邮件对于小说的叙事也都起到了关键的推进作用。第一个漂流瓶记录的是艾米莉讲述的那个关于山羊的故事，而第二封邮件则涉及另外一个陌生人的叙述。在后者叙述的故事中，我们得以知晓这个陌生人难以为外人道的精神怪癖，即通过憋尿体验失禁的快感。我们会发现，小说中的人们都怀揣着各种各样的执念和精神症结，并努力地将自己的秘密隐藏起来，即便有诉说的欲望，也只能要么像艾米莉一样诉说给动物：“那只羊是我忠实的听众，她侧耳倾听，目光柔软，透过她清澈的瞳仁，能直抵她的内心。我想如果每天都这样，那也蛮好。以后，我每天都会去那个山洞。那儿成了我的私密乐园。”要么通过漂流瓶和邮件对未曾谋面的陌生人进行倾诉以寻求他者的接纳、理解和共情，并获得一些微渺的安慰：“在陌生人面前，我总控制不住要这样做。这种事当然不能让身边人知道。好在可以借助漂流瓶和给陌生人发邮件的方式，总之，每次做完，内心多少会得到一些释放。”所以我们也就不得不再次说到汽车这个意象。小说中叙述者对于汽车的迷恋是跃然纸上的，但汽车在小说中的多次出现，并不仅仅指向的是小说家单纯的喜好这么简单，而是承载了一种明显的叙事功能，彰显的是小说家的叙事意图。一方面，汽车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人的漂泊工具；另一方面，汽车本质上是一个私密的空间，是现代人的“藏污纳垢之地”。在这个空间中，怀揣着各种秘密的单薄的个体受到了保护，由此获得了一种心理的补偿和秘密得到守护的幻觉。正如叙述者所说：“我喜欢车内的感觉，安全，私密，踏实。这是独属于自己的空间，神圣不可侵犯。”

秘密的背后隐匿的是黑洞洞的邪恶人性景观和现代个体隐秘幽暗的精神世界，而秘密的暴露则意味着生活的真相被血淋淋地揭开。当被隐匿的秘密被揭开，真相重见天日，那么犯罪、暴力和死亡的发生便不可避免，正如艾米莉所说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无论出于独自占有还是保护的心理，我都不能让他们捕获这个秘密。一旦被发现，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宰了她。”《国产轮胎》之中，在姑妈长期规训之下，精神发生畸变的小湘西逐渐产生了对于极端丑陋且畸形的事物的迷恋。所以他喜欢上了患有小儿麻痹的女人，并强烈地想要观看并抚摸她那只畸形的腿，正如他对女人所倾诉袒露的：“我甚至就是因这条腿才爱上你的。”他一厢情愿地认为瘸腿女人和他一样都属于生活在“局部地区”的边缘人，所以他便将自己的秘密和过往经历全部对女人和盘托出，以试图得到女人的共情和理解。事与愿违的是，他不仅没有得到女人的宽慰和理解，反而被女人视为了变态：“‘你就是个死变态，和你姑妈一样，你们全都是变态狂！’女人用力拨开他的手，抽出腿，整理好衣裙，一脸的嫌恶。他的脸霎时变得惨白，双手抱头，像是挨了一记重拳。女人抱怨道：‘我这辈子遇到的都什么人啊，他妈的一个比一个变态。’”于是，恼羞成怒的他便将瘸腿女人残忍地杀死。同样，《盐湖城》中刘明汉出狱之后在一次与仇人贾山的激烈斗殴中得知，他的妻子早已被贾山所霸占，孩子也非他亲生，“我就睡你女人了又怎样，小枣本也是我的种”。更有甚者，从小说中一些细节暗示我们会推测出，他几年前因为买枪而锒铛入狱或许就是他妻子给贾山告的密。得知妻子出轨真相的刘明汉，便将被妻子背叛的愤怒转嫁倾泻到了同样背叛了大石头的妓女小仙桃身上，将其残忍杀死。我们会发现，秘密的暴露，直接造成的便是血腥、罪恶和死亡。暴力成了释放愤怒的出口，却也引发了更多的生命悲剧。

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梦境也具有心理学的意义。弗洛伊德认为，梦境是个体潜意识欲望的一种投射和反映。反观小说集中的人物，我们会发现他们都陷入了不同的梦境，这些梦境指向的是人物内心当中隐秘的深层欲望和生命中的缺失。或者说正因为缺失，所以个体才有对应欲望的产生。《南方巴赫》中金宏明的梦境一方面指向的是他对于艾米莉这一神秘人物的占有欲，另一方面彰显的是他在驱车不慎撞死小狗之后所产生的挥之不去的恐慌和罪恶感；《一屋子敌人》中的梦境指向的是主人公安全感的缺失和他精神上的负罪感；《火山边缘》中的梦境则指向的是主人公对于孩子的无限渴望。《衡阳牌拖拉机》中“我”的梦境指向的是点燃拖拉机的黑暗执念。这种欲望与破坏相关，联系“我”少年的身份，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作者深刻揭示了人类潜意识中潜藏着的破坏和毁灭一切的欲望。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产轮胎》中的梦境，我们发现，小湘西的梦境指向的是青年难以抑制且无处安放的青春期本能的性欲与性骚动，即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联系《战地新娘》之中，叙述者所引用的巴塔耶的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所谓色情，可以说是对生命的肯定，至死方休。”我们会发现，在叙述者看来，这种生理性的本能反应，某种程度上并不是一件羞耻或者应批判的事情。也就是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说，作者在书写不同人物的隐秘生理性冲动的同时，也通过此种方式，指向了对于生命本能的肯定。

三、复调、互文手法与亡灵叙事的巧妙征用

在人物塑造之外，作者对于复调、互文手法以及亡灵叙事手段的巧妙征用也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些现代叙事技巧不仅丰富了小说的艺术表现力，更深化了作者对人性的探索和对社会现实及权力的洞察与批判。

首先是复调和互文手法的使用。《南方巴赫》这篇小说中的复调叙事通过多重声音的对话，构建了一个真相难辨的迷宫。艾米莉声称母亲和妹妹早就因遭遇车祸而死亡，幕后凶手则是自己的父亲。而从保安小李那里，我们跟随金宏明得知了多年前的那场绑架案：“老板的一对双胞胎女儿被人绑架，三天后才被人在一个废弃的矿井里发现，大女儿受了点惊吓，倒没大碍，小女儿的头部和腿都有摔伤，伤势很重，最终没有救过来。”艾米莉的继母则指认出了艾米莉的精神失常：“你被祁诗灵这个小贱货骗了。她母亲现在在永州，过得好好的，祁诗灵小时候受过点刺激，脑子有点儿不正常，你听到的都是她的幻想。”不同人物的叙述形成了典型的罗生门式叙事，每个人物都带着自己的立场和目的叙述事件，真相在相互矛盾、冲突的证词中变得扑朔迷离，这种叙事策略深刻反映了记忆的主观性和人性的复杂性。同时，这种复调效果与巴赫音乐的多声部特性相呼应，使小说获得了音乐般的复杂质感。总体而言，这样一种精密且富有创造性的多声部交响的复调式的小说叙述结构，从根本上为《南方巴赫》的思想艺术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借助于以上的语言和艺术形式的双重叙事实验，作者深入透辟地表现出了现实的复杂、人性的黑暗和命运的极端吊诡。

但需要明确的是，小说中人物相互矛盾的叙述只是作者的一种刻意为之，这种“叙述迷宫”的设计，本质上是为了扰乱读者对于真相的探寻。这也就不得不联系到小说自身的互文性。小说中艾米莉讲述的山羊故事构成了一个关键隐喻，这个关于两只山羊的黑暗血腥的寓言—其中一只受伤后被艾米莉杀死—暗示着更深层的悲剧。结合《圣经》中山羊作为献祭与魔鬼的象征，以及福克纳《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同名主人公的魔鬼人格，这个互文揭示了艾米莉可能杀害双胞胎妹妹的真相。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细节，如小说开头的引文、腿部摔伤的妹妹、瘸腿的山羊、艾米莉对山羊“她”而非“它”的指称、山洞中的空瓶的安眠药以及祁宏钧听到“山洞”时的异常反应都指向了这个令人不安的解读。《献给艾米莉的一朵玫瑰花》中的主人公艾米莉夫人是一个具备魔鬼人格的人，当她得知自己的挚爱赫默无意与她结婚后，便用砒霜毒死了他。此后便在破旧封闭的宅院里过着离群索居、与世隔绝的生活，并与死尸同床共枕40年，直到去世。《南方巴赫》中的艾米莉同样拥有着魔鬼人格，并用安眠药杀死了自己的至亲妹妹。从这个角度而言，艾米莉所栖身的那个山洞，对应的就是艾米莉夫人那间暗无天日的宅院，其隐喻并指向的是人性的幽深与黑暗。而艾米莉之所以杀死自己的妹妹，与前文所提到的她对于一模一样事物的憎恨这一精神痼疾有关。就此而言，这两个人物形象达成了一种深层次的对话与互文。这种互文手法的巧妙之处在于，它不仅丰富了文本层次，更是展现了人性中的黑暗面。在这之后，深受刺激的艾米莉陷入了精神恍惚的状态之中。她一厢情愿地相信母亲和妹妹被父亲所杀，试图通过将罪恶转嫁到父亲身上，以此减轻并纾解自身的负罪感。但最终还是不堪其扰，同样用安眠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从这个角度而言，《南方巴赫》开头对于巴赫《马太受难曲》的那段引文就显得别有深意：“睡吧，你太过劳累的身体，你的墓穴与石碑将为这不安的良心化作舒适的枕头，化作灵魂的安息之所。我们无比幸福地在那里安睡。”死亡之后，艾米莉那不安的良心和灵魂终于得以永久地沉睡。

作者简介

王春林

1966年生，山西文水人。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小说评论》主编。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第八、九届茅盾文学奖评委，第五、六、七届鲁迅文学奖评委，中国小说排行榜评委，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曾先后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第九、十五届优秀成果奖，山西新世纪文学奖，赵树理文学奖，山西省人文社科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