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太保胎死腹中，民国用瑞记洋行借款拟购STT小型驱逐舰的故事|军舰|巡洋舰|民国|洋行|驱逐舰

清政府时期，虽然被《马关条约》以及《辛丑条约》的巨额赔款压得喘不过气来，但由于清政府良好的国际信用，有借有还从不赖账，几乎所有银行都愿意借钱给清政府，所以清政府还能借新债还旧债，甚至通过购买英美等国家的国债来赚一点收益来补贴国库，因此还能让载洵和萨镇冰在前往欧美考察时到处“大撒币”订购军舰。

考察船厂的载洵（前排右四）和萨镇冰（前排右五）

也正是因为清政府的信用良好，出于对《英日同盟》的顾虑，美国决定拉拢清政府在远东地区对抗英日同盟，所以就有了美国通过伯利恒钢铁公司扶持清末新建海军计划，包括协助开挖象山深水军港，设计并建造装备10门305毫米主炮的无畏型战列舰等“大手笔”。

然而，辛亥革命一声炮响后，这脆弱的平衡被打破，中华民国北京政府成立后第一件事就找到美国，希望重拾清政府时期的中美海军合作计划，但出于对民国北京政府的执政能力和政策走向存在怀疑，所以美国政府连正眼都没瞧北京政府一眼，清代时期的海军合作计划就此流产。

自从“变了天”后，民国北京政府处在内外交困之中，连当时载洵订购的那批军舰的尾款都无法全数支付，导致向意大利订购的“鲸波”号驱逐舰、向奥匈帝国订购的“龙湍”号驱逐舰以及向美国订购的“飞鸿”号练习巡洋舰都因为无力支付尾款而易主他人（“鲸波”号被意大利海军接收、“龙湍”号被奥匈帝国海军接收，“飞鸿”号被转卖给了希腊）。

正在安萨尔多船厂船台上准备下水的“鲸波”号驱逐舰

试航时的“龙湍”号驱逐舰

建造中的“飞鸿”号练习巡洋舰

就在这种国库一贫如洗可以饿死老鼠的状态下，民国北京政府海军总长刘冠雄却在1913年3月21日向大总统袁世凯提交了一份总申请拨款额高达3252万英镑、为期十年的海军建设方案——《海军第一次制舰计划案》，包括建造26000吨战列巡洋舰两艘，10000吨装甲巡洋舰十艘，5000吨防护巡洋舰十二艘，3500吨防护巡洋舰十八艘，2000吨侦查巡洋舰六艘，3000吨运输舰六艘，900吨大型驱逐舰二十二艘，400吨小型驱逐舰五十艘，85吨鱼雷艇二十八艘，300吨潜艇三十四艘，500吨的布雷舰艇十九艘，水上飞机四十一架以及一系列配套设施。

刘冠雄

对于这种离谱的方案，袁世凯批了“照准执行”后一脚把皮球踢到了国务院，国务总理赵秉均召集国务院会议商讨后公议通过，然后一脚把皮球踢回给海军总长刘冠雄的脚下“照原拟计划办理”，然而却没有对经费的拨付做出任何安排。

赵秉均

不知道是装傻还是真的相信政府支持海军建设，刘冠雄索性在一个月后又提交了一份更加雄心勃勃、为期九年、将日本海军定为假想敌的造舰计划，主力为八艘28000吨战列巡洋舰。对此，国务院直接采取了无视的态度。

然而，在这种“空对空”的假象之下，北京政府和列强银行团（包括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美国花旗银行、俄国华俄道胜银行、日本正金银行）进行的借款谈判也正在激烈进行，这就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极为出名的“善后大借款”。

出于对北京政府信誉的怀疑，列强银行团一再逼迫北京政府出让更多的主权权益作为抵押才能批准贷款。然而其中的德国却打起了自己的小算盘，为了避免北京政府因为财政破产而倒台，以及出于控制北京政府的目的，德国政府背着其他列强暗示在华德资企业可以以企业的名义借款给中国政府，并以此为条件为德国企业提前攥取部分在华利益。

从1854年开始在上海开设的德资瑞记洋行（创始人是德国犹太兄弟约翰尼斯·安利、彼得·安利以及两人的同父异母弟弟彼得·嘉柏）于1913年春在德国政府的授意下联系北京政府财政部，表示可以提供两笔额度分别为200万英镑和120万英镑的借款给中国政府，其中一项重要条件是这笔借款中要有一部分需通过瑞记洋行订购军舰。

今上海市四川中路320号的安利大楼是当年瑞记洋行的总部

于是，财政部破天荒的联系海军部，询问海军是否要购买军舰，并要求海军分别在200万英镑和120万英镑的额度下提交两份切实可行的购舰计划。

经过精心讨论，海军部确定用那200万英镑贷款中的一部分来购买十二艘400吨级的小型驱逐舰和配套的武器弹药，用那120万英镑贷款中的一部分来购买六艘1000吨级大型驱逐舰和配套的武器弹药。

在向财政部的行文中，海军部建议在200万英镑的借款额度中拿出部分款项委托瑞记洋行订造的十二艘被称为“鱼雷猎艇”的小型驱逐舰，将这些驱逐舰分散部署在沿海各主要港口充当防卫港口的任务，以解决当时中国沿海各主要港口缺乏新式守口军舰的缺陷。

至于小型驱逐舰的选型，海军部瞬间想起了1912年到1913年意大利安萨尔多造船厂和奥匈帝国STT造船厂不断派人来交涉，为各自船厂建造的“鲸波”号驱逐舰和“龙湍”号驱逐舰催收所欠尾款，当时“鲸波”号尚有56000英镑的尾款尚未缴付，而“龙湍”号尚有47250英镑的后续建造款项没有支付，反复的交涉让海军部的官员们对这两条驱逐舰有相当深刻的印象。

于是，既然手里有了钱，那么小型驱逐舰就干脆从“鲸波”号和“龙湍”号中来个“二选一”，其实这个选择并不难做，因为瑞记洋行已经替中国人做好了，因为瑞记洋行代理的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军火生意，前清时期就为李鸿章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北洋军代理购买了大量的克虏伯和斯柯达生产的火炮及炮弹，所以瑞记洋行明确规定必须在德国或者奥匈帝国购买军舰，于是意大利船厂火速“出局”，这十二艘小型驱逐舰通过瑞记洋行的指定落在了曾经建造过“龙湍”号驱逐舰的奥匈帝国的里雅斯特的STT造船所身上。

1913年4月10日，民国北京政府海军部正式和瑞记洋行签订了关于委托该洋行向STT造船厂订造十二艘小型驱逐舰的合同，要求直接以此时尚未完工的“龙湍”号驱逐舰为原型进行适当改进并采用最新式的机件和武备。并且在合同末尾耐人寻味地加了这么一条：“设当本合同执行有效时，中国政府如欲将此项舰艘改建，原价或增或减，由双方各派代表议定。”

意思是中方有权在合同执行中临时变卦更换订造军舰的舰型和舰种，只需要对建造费用的差额多退少补，不需要承担违约责任。

面对送上门来的十二艘驱逐舰的大单，STT造船厂自然是喜不自胜，立即着手开始设计。

“龙湍”号属奥匈帝国海军“骠骑兵”级驱逐舰的改进型，排水量389.4吨，舰长68.4米，宽6.3米，吃水1.9米，主机为6000马力，航速30节。配备两具450毫米“白头”鱼雷发射管，两门阿姆斯特朗76毫米50倍径单管速射炮，四门47毫米斯柯达单管速射炮（“龙湍”号的故事请看本厂长再也无法回归祖国的骠骑兵，清末新建海军“龙湍”号驱逐舰的故事一文）。

骠骑兵级驱逐舰二视图

“骠骑兵”号驱逐舰

以“瓦拉斯迪纳”号的名字在奥匈帝国海军中服役的原“龙湍”号驱逐舰

新设计的小型驱逐舰大体上可以算是“骠骑兵”级驱逐舰的深度改进型，排水量提升至400吨，舰长67米，宽6.3米，吃水1.9米，主机功率和航速不变。鱼雷兵器则加强为两具德国刷次考甫公司457毫米“黑头”鱼雷发射管，炮械兵器则调整为一门斯柯达76毫米50倍径单管速射炮和七门47毫米斯柯达单管速射炮。单艘驱逐舰连同武器外加弹药（每艘舰配76毫米速射炮炮弹200发、47毫米速射炮炮弹2100发以及四条457毫米“黑头鱼雷”）费用一共为66150英镑，十二艘驱逐舰总计793800英镑。算上接舰回国的人员和保险费用以及瑞记洋行的“中介费”约为85万英镑，约占200万英镑额度借款中的四成多一点。

合同规定这笔费用分为四期拨付：第一期为军舰开工之日、第二期为军舰下水之日、第三期为军舰试航成功之日、第四期为军舰交付之日。按照瑞记洋行和STT造船厂签订的建造合同，头两艘驱逐舰将在1914年年底之前交付，1915年年底之前交付五艘，1916年年底之前交付剩余的五艘。

然而，当瑞记洋行的第一笔借款尚未就位时，1913年4月26日深夜，民国北京政府和列强银行团谈判的《中华政府善后借款合同》终于签订，列强银行团向北京政府出借2500万英镑的借款，中方以海关关税、盐税等国家主权权利作为抵押，并允许列强银行团派员进入中国政府各部门以对借款的去向进行监管。

然而，德国人授意德资企业私底下向中国借款的行为被列强发觉，引起各方强烈不满，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反应尤为强烈，当即下场干涉。

由于瑞记洋行向STT造船厂订造十二艘驱逐舰的合同不属于六国银行团所牵涉的任何一国，所以这笔合同经列强银行团“审计”后涉险过关。然而在另外一笔120万英镑额度借款下的向德国伏尔铿造船厂订购六艘大型驱逐舰的合同则被列强银行团强制取消，但是根据合同最后一条留下的“后门”，中方和瑞记洋行磋商后决定改向奥匈帝国蒙法尔科内的CNT造船厂（的里雅斯特海军造船厂）订造三艘“照最新式样子造成”的1800吨级防护巡洋舰。

随即，北京政府海军部向瑞记洋行表示不想继续执行向STT造船厂订造十二艘小型驱逐舰的合同，转而向CNT造船厂订造一艘5000吨级的装甲巡洋舰。就此，有“十二太保”之称的STT驱逐舰没有等到开工之日，就此胎死腹中。而那条5000吨级的装甲巡洋舰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无限期停工，最终随着奥匈帝国的分崩离析而被拆毁，消失于无形。